劉少奇雖曾大力維護毛澤東的權威，最終卻被迫害致死。（網絡圖片）
上世紀50年代末，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運動提出了幾點不同意見，結果引起毛「龍顏大怒」，毛措辭嚴厲地將此信批為反黨「萬言書」，毫不留情地對彭「新賬老賬一起算」，把他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一封並不足萬言（大約四千餘字）且不夠尖銳的「萬言書」，使彭德懷遭遇萬劫不復的厄運，先被罷官流放，後被迫害致死。而當時位居中共二號人物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不遺餘力地對彭德懷的「萬言書」進行批判，其調子之高、火力之大，絲毫不亞於一號人物毛澤東。尤其是他在會議結束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不僅把彭的言行上綱上線為一種「破壞活動」，大有讓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勢，而且再次積極鼓吹和大力提倡毛的個人崇拜，把毛的個人權威和專製作風推向了一個新高潮，為後來毛隨心所欲地發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根。劉少奇萬萬沒有想到，從廬山會議到「文化大革命」，僅僅時隔幾年，毛的臉猶如廬山的風雲說變就變，以一紙不足千言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他「打倒在地」，其下場比彭德懷更為悲慘。
對彭德懷的「萬言書」進行憤怒聲討的劉少奇，竟然忘記過去自己也曾寫過「萬言書」的歷史。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給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寫了兩封分別長達萬言的信，主要內容是大量列舉中共過去10年來白區工作中的種種錯誤，對中共10年來的政治路線提出諸多質疑，並對中央政治局和主要負責人表示強烈不滿。著名歷史學家高華在《抗戰前夕延安發生的一場爭論》中分析指出：劉少奇的兩封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其一，劉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左傾』錯誤」，這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其二，劉反覆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特別集中抨擊中共10年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中共10年的政治路線；其三，劉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10年歷史，並且詳細敘說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歷，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參見高華着：《革命年代》155～15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
與彭德懷的「萬言書」相比，劉少奇的「萬言書」可謂名副其實，不僅在字數上大大超過，而且在「反黨」問題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彭在「萬言書」中，對「三面紅旗」本是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指出了那麼幾點錯誤，而且根本沒有把錯誤的原因直接歸結到毛澤東身上。彭時隔多年還自我辯解說：我給毛主席寫信的目的，「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並沒有什麼『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志』的目的。」（引自《彭德懷自述》286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可毛抓住彭的「萬言書」中使用了一個「有失有得」的詞語大做文章，認為彭一反「有得有失」的常規用法，而把「失」放在「得」的前邊，顯然是「別有用心」。毛在會議上怒形於色地質問彭：「失、得之說，反映靈魂深處如何？」（引自李銳着：《廬山會議真面目》219頁，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什麼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此可見一斑。相比之下，劉少奇在「萬言書」中，對中共的政治路線沒有肯定一點成績，而是說得一團漆黑，認為「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聲稱中共10年來的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讓人覺得似乎已到了病入膏肓和無可救藥的地步。尤其是劉對中央政治局及其主要負責人的批評和責難，所提問題之尖銳、所用語氣之強硬、所懷用意之「如何」，更是彭的「萬言書」所不能相提並論的，恐怕只有歷史上海瑞罵嘉靖皇帝的《治安疏》方能與之不相上下。
劉少奇不僅在「萬言書」上「公然反黨」，而且在隨後由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中央白區工作會議上，竟然面對面地向黨的總書記張聞天「公開叫板」。劉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其精神實質與他的「萬言書」如出一轍，都是「肆無忌憚」地痛批中央的錯誤，而且，劉借開會之機把批評公開化和白熱化，大有為推翻中央最高領導製造輿論之勢，套用文革中批劉的話說：「反黨氣焰十分囂張」。劉少奇當年在延安的這一「歷史壯舉」，當然是彭德懷後來在廬山會議上難以做到的。彭的「萬言書」一經被毛澤東御批為「反黨政治意見書」，他哪還能像劉少奇那樣膽大包天地與毛「公開叫板」？由此看來，論「反黨」的能力和膽量，劉少奇也堪稱「老資格」，而彭德懷不過是「後起之秀」。
更讓彭德懷「自愧弗如」的是，劉少奇當年上「萬言書」和作大報告「公然反黨」，可他竟然「安然無恙」，不但沒有被打成什麼「分子」、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出人意料地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盟友，隨後與毛聯手一舉瓦解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的「教條主義宗派集團」，並由此「一舉成名天下知」而位居中共第二號人物。
當然，劉少奇的「萬言書」和大報告，當時並不是沒有遭到非議。劉對黨中央的「惡毒攻擊」，在黨內引起了「公憤」，有人給他扣上「反共產國際，反中共中央」的大帽子；有人譏諷他是陳獨秀的「應聲蟲」；有人指責他中了張國燾的「流毒」；有人甚至當場指着他的鼻子罵他是「老右」……高華說：「許多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的『總的路線是正確的』。」由於會議爭論激烈，致使會議開不下去了而不得不臨時「叫停」。張聞天當然不同意劉少奇在「萬言書」和報告中對白區工作進行全盤否定的說法，與劉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他在會議上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強調「實踐中的某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區工作上所犯錯誤的性質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於什麼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鬥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整個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黨「堅決領導鬥爭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張的報告得到了參加白區工作會議代表的一致擁護，在這種情況下，劉不得不「被迫退卻」，便在會議結束時不大情願地進行了一番自我批評：「我在會上作的報告，着重是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並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因為主要是批評錯誤這一方面，沒有說到其他方面，並且對某些問題缺乏具體分析，有些地方說過火了。」（參見《革命年代》157、158、15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