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19日，列寧（左上）在共產國際二大上發表講話
1932年8月19日，共產國際間諜牛蘭和他的妻子汪得利曾，被中華民國江蘇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判決生效後，牛蘭夫婦被押解到位於南京的江蘇第一模範監獄服刑。當時轟動世界的共產國際間諜牛蘭案終於落幕。
牛蘭夫婦幹了些什麼？
牛蘭，他的真實姓名是：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他1917年加入俄共（布），參加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後成為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成員；1924年調到共產國際聯絡部工作。
共產國際是俄共（布）1919年成立的共產黨的國際組織。它通過操控蘇俄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的代理人建立共產黨，為蘇共、蘇俄（後來的蘇聯）的最高利益服務。
共產國際遠東局成立於1922年，最初設在海參崴，後設在上海，是共產國際與中共、日本共產黨、朝鮮共產黨、東南亞國家共產黨之間聯繫的樞紐。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僅是遠東最大的港口和最繁榮的工商業城市，而且是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市。歐美許多國家在這裏建立租界，外國僑民在這裏享有各種特權，中國政府無權管轄。因此，世界各國的冒險家、投機家、商人、傳教士、政客、軍人、文人、罪犯與間諜等，都聚集於此。
1927年11月，牛蘭到達上海。此後的一年多，他來往於上海與歐洲之間，疏通貿易和聯絡渠道；在上海租界內活動；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至1929年，牛蘭開始成為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國聯絡站的主要負責人。他的妻子帶着2歲的兒子吉米也來到上海。
為了安全起見，牛蘭夫婦持有比利時、瑞士等國護照，使用數個假姓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
他們利用在上海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從事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聯絡：信件、電報、郵包的接收與中轉；建立秘密印刷點；租用公寓和舉行秘密會議的場所；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共產黨人辦理各種必要的手續等。
牛蘭的述職報告和其它檔案資料顯示，當時掩護這些活動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內的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是「大都會貿易公司」。共產國際通過秘密渠道將援助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資金匯入該公司。
據記載，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資金平均每月達2萬5千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幾倍。
牛蘭夫婦是如何被抓捕的？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政府逮捕，很快便向國民政府投誠。
顧順章向國民政府提供了不少中共與共產國際在華活動的情報，包括牛蘭夫婦在上海活動的情況。他供稱：「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系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國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
國民黨中統局獲得關於遠東局與牛蘭夫婦的情報後，立即指示所屬上海特區，同時通告上海英、法租界當局，共同對牛蘭夫婦加緊搜捕。
1931年6月1日，遠在上海千里以外的英國殖民地新加坡，英國警察逮捕了一名法國共產黨員杜克-洛克斯。此人是共產國際派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共產党進行秘密聯繫的。警察從他帶的文件中查到一個電報地址和上海一個郵政信箱的號碼：「205號海倫諾爾」。
新加坡的英國殖民當局立即將這一情報通告上海英國租界當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立即對上海205號信箱進行秘密監視，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就是他們正在搜捕的牛蘭。他們繼續秘密跟蹤，查明牛蘭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號，還發現牛蘭在南京路49號C字30號房有一個秘密活動地點。
1931年6月15日，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探搜捕牛蘭在北四川路235號寓所時，當場逮捕牛蘭，從他身上搜出3串、共27把鑰匙。
接着，警探將牛蘭押解到他的另一活動點南京路49號C字30號房間，查獲很多信件與報紙。警探用牛蘭的鑰匙打開另一個小房間，發現裏面除文具衣飾外，還有三個保險柜。警探找來鎖匠，將三個保險柜一一打開，共搜出600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有76份，有共產國際對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也有遠東局向共產國際總部的報告。
警探在書桌上發現一張用法文寫的字條：「我今天下午兩點半再來」。
到了下午2點半，一個拿手提包的女人用鑰匙開門進房。警探立即逮捕了她。這個女人就是牛蘭的夫人汪得利曾。警探在她的皮包內發現一張收據，得知她在上海西郊愚園路宏業花園74號有一住處。
警探立即趕往宏業花園第74號搜查，查明她在上海還有一住處——赫德路66號。警探趕到這裏，搜出許多上海各銀行的存摺，存款總數高達4萬7千元。這都是共產國際通過遠東局提供給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及紅色工會的活動經費。
牛蘭夫婦被捕後，租界巡捕房多次對他們提審；但他們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牛蘭夫婦真實身份是如何查明的？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他在供詞中交代了有關牛蘭的情況。他說：「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現由波蘭人負責。該波蘭人自稱為比國人，現因事被關押在英租界巡捕房……」根據這一線索，國民黨中統局的上海特區立即與租界巡捕房聯繫，很快確認牛蘭夫婦的身份。
接着，中華民國駐南非總領事館向國內提供一張照片，這是1927年共產國際在南非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的合影，其中有牛蘭夫婦。中統局的專家與租界巡捕房的警探合作，對這張照片做了仔細辨識，再次確認被捕的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間諜。
牛蘭夫婦被捕的後果是什麼？
首先，它使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些組織幾乎陷入癱瘓狀態。牛蘭夫婦被捕後，其他成員不得不緊急撤離，或停止活動。
其次，對亞洲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有影響：從牛蘭處查獲的文件中，英國租界當局證實不久前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分支機構——南方局，又稱香港分局。上海英租界當局立即將這一情況通報港英政府。牛蘭被捕前幾天，港英警察抓捕一名安南共產黨人阮愛國，現得以確認，他就是南方局負責人胡志明。
同時，從牛蘭處查獲的文件中，發現了好幾名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有聯繫的日本共產黨員。英租界巡捕房將材料轉交日本警方，日警立即展開對日共黨員與正在日本的中共黨員的追捕。
牛蘭怎麼跟蔣經國扯上關係了？
牛蘭夫婦肩負替共產國際在遠東收集情報，與中共、日共、朝共，及東南亞各國共產黨聯絡的重任，他們掌握的機密情報很多。
鑑於此，牛蘭夫婦被捕後，共產國際利用它的各種外圍組織開展營救。在此過程中，出力最多的，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宋慶齡在上世紀30年代秘密成為共產國際的黨員。
當時，正好宋慶齡從德國返回中國路過莫斯科。共產國際委託宋慶齡向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提出，以羈留在蘇聯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換回牛蘭夫婦。
1931年12月，宋慶齡找蔣介石提出交換人質方案，但遭到蔣介石拒絕。
蔣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孫夫人慾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余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此生則幾矣。」
牛蘭夫婦被審判
牛蘭夫婦被捕後，被英租界巡捕房關押審問約兩個多月。1931年8月9日，在英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等二分院正式開庭審判牛蘭夫婦，最後宣佈將牛蘭夫婦引渡給南京國民政府。8月14日，牛蘭夫婦被押解到南京，關入城南道署街的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1932年8月10日，中華民國江蘇高等法院刑事一庭，利用江寧地方法院，對牛蘭夫婦進行公開審判。經過近10天的審理，8月19日，審判長黎冕宣讀了對牛蘭夫婦的判決書：
「牛蘭及汪得利曾犯罪一切證據，不外擾亂治安、勾結叛徒、煽惑軍隊、破壞紀律為目的，實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第一、第三、第四各款，第二條第一、第二兩款，及第六條，又犯『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四條，各應併科判以死刑。茲爰照大赦條例第二條，各處以無期徒刑。」
結語
在共產主義禍亂中華百年後，回過頭來看，當時，國民政府頂着巨大壓力，蔣介石拒絕用他的兒子交換牛蘭夫婦，最終堅持重判牛蘭夫婦的做法，無疑是正確的。
只可惜，無論在當時，還是以後很長的歷史時期，許多人對共產主義的欺騙性缺乏認識，乃至一再上當受騙，最後終致共產主義禍亂全中國。
歷史的經驗與和教訓，值得當今的世人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