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文革是整個文革的縮影；就單位說，清華文革是文化大革命最具典型意義的代表。
一位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三年級學生鄭易生說：「與中央的政治鬥爭直接相連互動無疑是清華大學文革歷史引人注目的原因。」（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歷程》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頁；以下凡引該書只注頁數）又一位清華文革的親歷者、當時一年級學生唐偉說：自王光美當了清華工作組的顧問，「從此清華文革就和中南海內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結下了剪不斷、理還亂的緣分。」（295—296頁）這話都很精闢，非常深刻和到位。
因此，研究清華文革，不僅對清華來說重要，而且具有全局性的意義，即是研究整個文化大革命不可或缺的環節。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而直接的目標就是打倒劉少奇。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號人物和第二號人物的鬥爭，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中央位列第一的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兩個主席（從1959年開始，國慶時兩個人的標準像並列在《人民日報》的頭版）的鬥爭，是中國共產黨頂級的鬥爭（按照傳統習慣的說法：頂級的路線鬥爭）。
毛澤東和劉少奇鬥爭的重要戰場之一就在清華。對清華文革，毛澤東和劉少奇都積極主動介入了，其表現也都非常突出和充分。因此，研究清華文革，不談毛澤東、劉少奇的鬥爭即「中南海內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亦即「中央的政治鬥爭」，就忽略了事物的根本，就不能透底和徹底。無數事實證明，整整十年清華文革，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6年文革結束，清華所進行的所有大的鬥爭，基本上是「中南海兩個司令部鬥爭」即「中央政治鬥爭」的反映——這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可以與之相比的。我不揣冒昧擬從這個角度談談對清華文革的看法。首先談劉少奇和清華文革。
劉少奇和清華文革
劉少奇是怎樣積極主動介入清華文革的？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應該從1965年冬即11月10日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而大家普遍認為，即人們的共識，文革從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開始。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正是劉少奇主持的。當時，劉少奇的行動似乎表明他並沒有完全意識到和想到《五一六通知》提出的「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是指他。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他要履行作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負責人的責任，其態度是非常積極的。
毛澤東所以說文化大革命從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因為這是他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全國各地報紙陸續紛紛轉載，迅速在全國掀起了一輪大批判的浪潮。在北京由批判吳晗擴大到批判鄧拓、吳晗和廖沫沙三人既合作又各自寫的雜文「三家村札記」。全國各地積極仿效，到處批「三家村」、「四家店」。神州大地，煙霧瀰漫，火藥味很濃。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前一天，即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得到康生妻子曹軼歐支持的《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說北大黨委根據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國掀起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壓制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企圖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修正主義軌道」。大字報貼出後遭到大多數師生的反對，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來派人嚴厲批評聶元梓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搞亂了中央的部署。而正在南方「踏芳枝」的毛澤東看到康生報送的刊有這張大字報的《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總編室1966年5月27日印發的《文化革命簡報》，興奮異常，於6月1日在簡報上批示（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第五卷第589頁；以下引用該書，只注書名、卷數和頁數）：
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這張大字報。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在頭版發表這張大字報，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時全國震驚，舉世矚目。這張大字報像一個火球投入乾柴，引起鋪天蓋地的燎原大火，燒向中國各地一個又一個「反動堡壘」！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跟各大區負責人說：「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萬人大會上講：「偉大、英明的領袖接到大字報（指聶元梓的大字報），立即採取行動，一日下午四時通知我，要馬上廣播。我看到聶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得到解放了。」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也說：毛主席批發一張大字報，「把全國全發動起來了」。自不待言，北京大學的近鄰清華大學聽到這「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也風生水起，波滾浪翻……
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起來了！怎麼辦？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不能不應對，不能不立即應對。他想到的辦法就是共產黨的傳統做法：派工作組。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出以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為組長的北京大學工作組，該工作組於6月1日進駐北京大學。6月3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頁）6月8日（有說6月9日）起，一個528人的龐大工作組陸續進入擁有兩萬多人的清華大學。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文化大革命情況時，毛澤東對派工作組已表示懷疑，說：「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好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才派？」當劉少奇等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時，毛澤東要劉少奇等相機處理運動中的問題。6月10日，毛澤東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談話，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參見《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85頁、《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22、1417頁）——看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是不主張派工作組的；但他也沒說把已派的工作組撤出來。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派不派工作組問題上，劉少奇和毛澤東是有不同主張和意見的。
毛澤東讓劉少奇所謂「相機處理」，通俗地說，你看着辦吧！這不是什麼真正交心的話，而是深含玄機：看你（劉少奇）到底怎麼辦？我這裏正等着呢！——對大政治家的話，實在不可以常人之思度之。
自從延安整風以來，在黨內毛澤東的意志違拗不得。而在文革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的意見也表述得夠明白了。不知為什麼長期作為接班人的劉少奇沒有認真聽取毛澤東的意見，相反，固執己見，自行其是。雖然鄧小平、陶鑄等都支持他，其做派和行為，也實在令人難解。
工作組的使命就是到所在單位領導文革。6月8日陸續進入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很快接管了清華大學黨委及各級黨組織的大權。宣佈從蔣南翔起一大批黨政幹部是「黑幫」，對他們進行批判、鬥爭。
清華大學工作組不可小覷，那是龐然大物！它不僅人多，其成員更非尋常。組長是國家經委副主任葉林，副組長是冶金部副部長周赤萍和林業部副部長楊天放，一個正部級幹部，兩個副部級幹部，尤其有國家第一夫人王光美作為顧問，率領500多人，其聲勢和氣魄，蔚為壯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美擔任這個工作組的顧問——這是什麼意思？眾所周知，1964年，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創造」了一個「桃園經驗」供全國學習，這回是不是劉少奇要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創造」一個「清華經驗」供全國學習呢？
劉少奇為什麼選定清華工作組讓王光美當顧問？其中原因，我認為大概是：北大，毛澤東已做過批示，顯然他不會再選北大工作組，因為那是附和毛澤東。在當下他不願那樣做。他要獨立創造經驗。清華和北大齊名，——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他女兒在清華讀書，因而清華工作組成為劉少奇所選擇的讓王光美當顧問的最理想目標。
王光美在清華大學直言不諱地講：「我代表少奇同志……」。（129頁）可以說，王光美是劉少奇在清華的眼線，也是清華工作組幕後的實際操縱者，而清華工作組的人從組長到組員也都惟王光美之命是從。
清華工作組，在清華四五十天的時間裏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打擊蒯大富，批判所謂「蒯派」。
蒯大富，當時是三年級學生，21歲，入黨積極分子，還上過《人民畫報》。他熱衷於政治，關心國家大事，文革開始，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工作組進校不久，他就對工作組有意見。6月16日，即工作組進校第9天，就寫了《工作組往哪裏去？》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犯了嚴重錯誤」，而在6月21日他又在別人的大字報上寫了這樣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都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這對清華工作組以及王光美無疑是一個嚴重挑戰，「是可忍，孰不可忍？」蒯大富自然而然地成為王光美以及整個工作組的「眼中釘」、「肉中刺」和「心腹大患」，於是從「批蔣（南翔）」、「鬥黑幫」轉而採取1957年「反右派」的策略，傾全校之力對付蒯大富，「反蔣必先反蒯」——「反蒯」成為清華工作組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工作組把蒯大富定性為向工作組奪權的反革命分子。事實表明，在這場鬥爭中王光美和劉少奇起了主要的和決定性的作用。
6月24日晚，賀鵬飛（賀龍元帥的兒子）等人受工作組指使，組織一批人和蒯大富辯論，實際上是批判。在辯論過程中，劉少奇之女，當時清華學生劉濤，曾給她繼母王光美打電話，然後跑到台上說：「我媽媽說了，工作組是正確的。」（273頁）
毋庸諱言，王光美（以及劉濤）肯定每天都會向劉少奇匯報清華的情況。1966年7月3日，劉少奇在聽取了王光美和劉濤關於蒯大富情況的匯報後指示：「『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一派搞成少數，批判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389頁注2）
王光美也向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談過蒯大富的問題和情況。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說：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我跟陳伯達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他不願意張揚，在清華大學的大門外就下車了，步行進去。看大字報，一直看了好長時間。別人都不認識他，後來被派駐清華的工作組的成員發現了，就問我們工作人員說：「他是陳伯達同志嗎？」我們說是。過了一段時間這個工作組人員又來了，說：「伯達同志，光美同志請你，她出來不方便，所以讓我來請你到休息室坐坐。」陳說：「不用，不用，我就是過來隨便看看。」後來又來了一個人請他，就去了。去了以後，在會議室坐了沒幾個人，穆欣在我旁邊坐着，他那邊是王光美，還有請我們進來的那個人。王光美開始時對我有點懷疑，以為我是學生混進來的。她小聲問穆欣，穆欣笑着說，他是王秘書。這個時候王光美才開始放開說話。她主要講蒯大富，怎麼「反革命」，怎麼厲害。陳問，這個人是個什麼人？——給蒯大富寫的大字報很多呀。王光美說：哎呀，這個人，反革命氣焰相當高！我們就組織一些人和他辯論，他很厲害，在台上我們幾個人輪流上去和他辯論都辯不過他，毛主席著作和馬列的書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們覺得他這個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開會他怎麼能一次一次和我們辯論呢？夜裏我們派人守着他，清華大學四周的圍牆我們都看住，看是不是有人翻牆過來，後來沒有發現翻牆過來的。我們又懷疑他家裏可能有問題，我們就派人到他家鄉去調查，結果發現他家不是地主，是中農（按：實是貧農——筆者）。王光美說這些話，是我印象最深的。陳伯達始終沒有表態。因為我自己還是第一次遇到「蒯」這個姓，印象也特別深。後來，王光美坐伏爾加到釣魚台15樓找過陳伯達兩次。來的時候她都沒上樓，就在一樓會議室，他們兩個人談，不知道談了什麼。（參見王保春、王文耀《我們所知道的陳伯達與江青》，《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第37—38頁）王文耀說不知道王光美和陳伯達談了什麼，我分析恐怕主要也是談蒯大富「反革命」的問題。
從王光美向陳伯達談的這些情況看，清華工作組對他們所認定的「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是採取了嚴厲措施的，不僅和他辯論（實即批判），而且把他關押起來——蒯大富還採取絕食抗爭。清華工作組不止對蒯大富這樣，還把和蒯大富具有相同觀點的人以及和蒯大富有這樣或那樣關係和聯繫的人，打成「蒯派」，進行批判和鬥爭。從6月24日工作組組織人和蒯大富辯論以來，進行了近40天的反蒯鬥爭，把700多名師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還整死了一個人，另有數名受迫害者自殺未遂，清華園內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277頁）十分清楚，這是一場和1957年清華「反右派」鬥爭難分伯仲的政治運動。
討論到此，人們不禁要問，劉少奇是不是僅僅在清華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場新的「反右派」運動呢？不，絕不僅僅是這樣。而這就是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採取的基本的和普遍的方針和政策。我們放眼看看，劉少奇在其他單位以及整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做法。
舉個北京師大一附中的例子。當時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是該校高一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匯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匯報，做出指示，並由他女兒向該校傳達。6月9日，第一批工作組進校。這期間「揪出」了校長兼黨總支書記劉超。6月17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這個新的工作組和劉少奇保持着直接聯繫。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佈：「我們已經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一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校長兼黨總支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佔百分之五是指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幹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這些幹部、教師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權利，甚至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組製造了師生之間的對立，以及老師和老師、學生和學生之間互相鬥爭，甚至互相殘殺。
工作組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6月20日，該校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為中共預備黨員）起來造反，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他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像）對待敵人一樣『審訊』『鬥爭』革命同志」。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關於北京師大一附中的材料，參見肖喜東《1966年的五十天：記憶與遺忘的政治》，《華夏文摘·增刊》第273期，引用時改動了個別敘述文字；又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4——1025頁）
劉少奇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精神，不僅在北京貫徹執行，也在全國各系統和各地貫徹執行。劉少奇不斷以中央名義批轉文件，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
1966年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西北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出：「當牛鬼蛇神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1966年6月2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中的批語全文為：「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除此以外，劉少奇在6月和7月還以中央名義批發或批轉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央批轉華東局〈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轉北京市委〈關於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轉華北局『關於華北地區城鄉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部署意見的報告』》（1966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同意〈華東局對山東省委關於各類學校開展文化革命運動若干問題的意見〉》（1966年7月11日）；《中央批轉東北局〈關於東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河南省委〈關於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鎮壓學生革命運動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21日）。
總起來說，清華文革就是劉少奇指導文化大革命方針政策最直接的「試驗場」、「演練場」。清華工作組在王光美的「顧問」下也確實迅速地「創造」了在文革中「反右派」即「反蒯」的經驗。因而，劉少奇的命運也就看毛澤東對他這套做法是持何態度了。
毛澤東和清華文革（上）
我們再來看看毛澤東怎樣積極介入清華文革。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直接目標就是要打倒劉少奇——這已經成為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這是我們討論毛澤東怎樣積極介入清華文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應該清楚和明白，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並非始於文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們不必追述太遠，就從「大躍進」失敗後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說起吧。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關於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借湖南農民之口，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對這些聽起來頗有刺激性的話，毛澤東不會愉快。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我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指出，「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第45頁）
1964年夏，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到許多省、市巡迴演講「桃園經驗」，陪夫人做報告，這在中共黨內還絕無僅有。毛澤東說：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57頁）8月初，劉少奇在一次北京幹部大會上講話，其中講到「現在，調查農村情況、工廠情況，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江青聽了這個報告很不滿意，哭着到毛澤東那裏告狀，說「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死了以後作報告反對斯大林，你還健在，人家就這樣做了。」這是江青親口跟我說的（時任江青秘書），她沒告訴我毛澤東的反應；毛澤東肯定不會滿意，他一定會把這件事牢牢地記在心裏。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開的關於「四清」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劉分歧公開化。劉少奇說：「四清」中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不贊成。他說，要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劉少奇說：恐怕不能太絕對了。現在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種矛盾交叉。毛澤東說：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年1月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二十三條》，肯定了毛澤東的意見，認定：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66—1384頁）
1970年美國記者斯諾問毛澤東：你什麼時候下決心把劉從政治上搞掉？毛說：1965年1月，《二十三條》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參見《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王年一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497頁）——一年多以後，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真地成了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毛澤東說：「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又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18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592頁）剛剛通過的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標誌的《五一六通知》已經把劉少奇比喻成「現在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裏則進一步直白地把劉少奇說成伯恩斯坦、考茨基，或赫魯曉夫了。由此足見，長期作為接班人的劉少奇之被取代、被打倒，——必然和必須之被取代、被打倒，已經只剩下一層沒有被捅破的窗戶紙了。
現在我們回頭來談，毛澤東如何看待劉少奇積極介入清華文革的態度與做法，亦即他們在清華文革問題上的鬥爭。
劉少奇在清華文革問題上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文革一開始，就向清華派了一個龐大的工作組，並讓他的夫人王光美任該工作組的顧問，以便於他直接領導和指導清華工作組的工作，即直接領導和指導清華的文革運動。清華工作組在清華究竟幹了些什麼？從前面敘述中清楚地看出，他們在四五十天的時間內搞了一場簡直比1957年清華「反右派」還嚴重的（換句話說，也是不分伯仲的）「反右派」運動。這，劉少奇負有直接和主要的責任。
欲擒故縱。劉少奇的「把柄」被毛澤東抓住了！清華工作組在清華批判蒯大富搞「反蒯」鬥爭，毛澤東雖然在外地，也是一清二楚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6月底7月初到清華所看到的無數批判蒯大富的大字報以及王光美向他反映的蒯大富的種種「反革命」情況，他能不立即向毛澤東匯報？還有《紅旗》雜誌和《光明日報》的《文化革命簡報》、文匯報的《情況反映》等等渠道。毛澤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要打倒劉少奇，因而對劉少奇一舉一動，都不會放過。
毛澤東1966年7月18日從外地回到北京。劉少奇立即前去匯報，毛拒而不見。毛很快就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到清華看望蒯大富。王力文革後回憶說：他們去時，「蒯大富被隔離在宿舍，我們聽取了他的申述，對他說：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會恢復自由……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動。我們沒說要釋放他，可是我們一走，他就恢復自由了。」（參見《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