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經濟史學家獲獎
台北時間10月9日傍晚，2023年諾貝爾獎最後一個獎項—經濟學獎得主揭曉。由美國哈佛大學亨利·李（Henry Lee）經濟學獎座教授，高齡77歲的克勞蒂亞·戈丁（Claudia Goldin）獨得。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戈丁最先全面分析幾個世紀以來女性收入和參與勞動市場。她的研究揭示了女性收入和勞動參與變化的原因以及性別差距，她在這些領域深具影響力的論文，涵蓋了女性追求事業與家庭的歷史演變，以及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與避孕藥對女性職業與婚姻決定的影響。她的大部分研究經由歷史的視角解釋現在，並探討了當前關切問題的根源。
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Jakob Svensson表示：「了解女性在勞動中的作用對全社會而言很重要。正是因為戈丁的開創性研究，我們現在對潛在因素以及未來可能需要解決的障礙有了更多的了解。」
所以，將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戈丁，是表彰她對促進我們對女性在勞動市場中處境的理解之研究。
在得知獲獎接受媒體訪問時，戈丁表示，「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獎項，不僅對我，而且對許多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來說都是如此。他們都在努力了解為什麼儘管發生了重大變化，但男女之間仍然存在着嚴重的不平等現象。」
諾貝爾經濟學獎重男輕女？
翻開歷史，自1969年開始頒授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迄今(2023年)一共發了55次，共有93人獲獎。其中，26次1人獨得，18次兩人共享，9次3人共同獲獎。遲至2009年，亦即該獎設立40年後，才有伊莉諾·歐斯壯(Elinor Ostrom,1933~2012)這位女性獲獎，而且是跟奧利佛·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這位男士共同獲得。十年後(2019年)再有埃絲特·杜芙洛(Esther Duflo)這位女性教授和其他兩位男教授共同得獎。而三年後(2023年)又有女性教授獲獎，且是獨立得獎。
由此數據觀之，正如戈丁所言，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授，男女之間「存在着嚴重的不平等」，但近十三年來已有所改善。究竟是經濟學術界歷來存在有嚴重的「性別歧視」，而到近期才減輕？是一個嚴肅而有趣的研究課題，更是屬於戈丁的研究領域，很期待她給我們一個完美的答案。
其實，「女性勞動力」是勞動經濟學的標準典型課題，而「性別歧視」也是很普遍的研究課題。專家研究報告、學術文章、書籍滿坑滿谷，但戈丁卻少被提及（也許是我個人的孤陋寡聞），可以說在主流勞動經濟學中並非熱門人物，而她所探討的女性勞動、性別歧視或差異、勞動政策等等也都是一般課題，為何她能獲獎、而且是「獨得」，也頗令人好奇。我們就從戈丁的生平談起吧！
克勞蒂亞·戈丁身影
根據《維基百科》(2023.10.16)記載，戈丁在1946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市的一個猶太家庭，在布朗克斯(Bronx)的帕克切斯特(Parkchester)長大。父親是一家企業的資料處理經理，母親是布朗克斯公立學校105的校長。戈丁小時候立志要成為考古學家，但在初中時，讀了保羅·克魯夫(Paul de Kruif)的《微生物獵人》(The Microbe Hunters,1927)之後，對細菌學產生興趣。高中三年級時，她在康乃爾大學完成了微生物學暑期課程。從布朗克斯高中畢業後，戈丁進到康乃爾大學攻讀微生物學。
大二時，戈丁選修了阿弗烈德·卡恩(Alfred Kahn)的課，卡恩非常熱衷於利用經濟學來揭示隱藏的真相，這對經濟學的影響就像克魯夫的故事對微生物學的影響一樣。戈丁對管制(regulation)和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着迷，她撰寫了關於通信衛星管制的論文。從康乃爾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後，戈丁進到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研究產業組織。但在蓋瑞·貝克(Gary Becker,1930~2014，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來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後，戈丁又選讀勞動經濟學，之後在羅伯特·傅戈(Robert W. Fogel,1926~2013，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指導下轉向研究經濟史，並選他當指導教授。她的博士論文是關於美國戰前城市和南方工業的奴隸制，1972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產業組織和勞動經濟學博士學位。
研究所畢業後，戈丁到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擔任助理教授，1973年轉到普林斯頓大學，1979年再轉赴賓州大學，並在那裏成為終身教授。戈丁在1990年又轉到哈佛大學經濟學系任教迄今，是該系第一位獲得終身教授的女性。
戈丁曾於1999/2000年擔任經濟史學會會長，也曾在2013/2014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她被許多機構組織選為院士，包括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勞動經濟學家協會、經濟計量學會，以及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戈丁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第53部門(社會和政治科學)和第54部門(經濟科學)的成員(member)。她獲頒多個學校的榮譽博士，包括內布拉斯加大學、隆德(Lund)大學、歐洲大學、蘇黎士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和羅契斯特大學。
截至2017年，戈丁擔任28年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美國經濟發展(DAE)計劃主任。她也曾擔任四年(1984到1988年)的《經濟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編輯。
戈丁獲頒14個獎項，包括：1990年和2008年及2021年三個年分的理查德·A·萊斯特勞資關係與勞動經濟學傑出書籍獎、2005年美國經濟學會卡洛琳·蕭·貝爾獎、2008年美國出版商協會RR霍金斯獎、2009年勞動經濟家協會雅各明瑟獎、2009年John R. Commons獎、2016年IZA勞動經濟學獎、2019年BBVA基金會經濟、金融和管理類別知識前沿獎、2020年科睿唯安經濟科學引文獎、2020年歐文·普萊因·內默斯經濟學獎、2021年進步協會獎章、2022年經濟教育委員會遠見獎，以及最重要的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戈丁的先生勞倫斯·法蘭西斯·卡茲(Lawrence Francis Katz,1959年出生)是哈佛大學伊麗莎白·艾利森(Elisabeth Allison)經濟學講座教授，也是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員。他也主攻勞動經濟學，夫妻倆同好，想必是相輔相持，促進研究績效。他們家養了一隻黃金獵犬皮卡(Pika)，戈丁教課時帶着它坐在教室里一起上課。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林明仁曾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訪問期間，到哈佛大學上過戈丁一學期的課，見證了此場景(經濟日報，2023.10.9)。
戈丁的學術成就
戈丁的研究領域是勞動經濟學和經濟史，正是承繼貝克和傅戈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前者是勞動經濟學權威，其《歧視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1957,1971)、《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1964,1975)和《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1981)三本書更是開創性經典之作，戈丁攻讀博士時，跟他學習勞動經濟學。後者是經濟史學泰斗，是「新經濟史」學派「計量經濟史」(cliometrics)先驅，把經濟理論和計量方法結合在一起，重建數據基礎或創造新的基礎，使我們得以重看歷史，對於過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質疑和重新評估。傅戈研究北美經濟歷史，對十九世紀美國的工業變數統計作了紮實的探究。1974年，傅戈對19世紀美國奴隸制度在美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出引起極大爭議的說法。他將奴隸看成一種制度來研究，發現把奴隸制視為一個沒效率、無利可圖是不正確的，儘管該制度不人道，但在經濟方面是有效率的。傅戈晚期的研究是經濟人口統計學，以十個世代人口資料為基礎，分析經濟和文化因素對諸如儲蓄率、女性參與率、生育率和死亡率、經濟和社會移動率，以及遷移率的交互關係。自1982年開始迄2013年去世為止，傅戈一直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人口經濟學中心」(CPE)主任。(吳惠林，《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第四版，頁250~267)
戈丁選擇追隨傅戈作計量經濟史和勞動經濟研究，起先研究美國南部經濟歷史。在傅戈指導下，1972年完成博士論文《美國南部的城市奴隸制》(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這也是她的第一本著作，與傅戈的北美經濟歷史和奴隸制相互輝映。1975年，戈丁和已故的法蘭克·路易斯(Frank Lewis)合寫發表在《經濟歷史期刊》(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5(2))上，且被廣泛引用的〈美國內戰的經濟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American Civil War)這篇論文。之後戈丁和肯尼斯·索口洛夫(Kenneth Sokoloff)合作研究美國早期工業化中，女工、童工和移民以及工人階級家庭的角色。當時，戈丁意識到女性工人在經濟史上很大程度被忽視，於是開始研究女性勞動力如何演變，以及女性勞動力在經濟成長中的角色。她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寫成的主要論文，包括：1987年發表的〈監測成本和性別職業隔離〉(Monitoring Cost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Sex)、1989年發表的〈已婚婦女的生命周期勞動參與〉(Life Cyc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以及1991年發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女性就業提升所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in the Rise of Women’s Employment)。戈丁在1990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理解性別差距：美國婦女的經濟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這一本書，描述了從18世紀到20世紀末，美國女性就業的提升、其在經濟成長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收入和就業的性別差距為何存在和一直存在的原因。
在寫完關於美國女性勞動力經濟史的書後，戈丁轉而研究美國教育史。她最先開始作一系列關於美國高中運動和高等教育形成的文章，最後在2001年的經濟歷史學會會長演說詞「人力資本世紀和美國領導力：過去的美德」(The Human Capital Centu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Virtues of the Past，刊登在2001年《經濟歷史期刊》61(2))中完整展現。
之後，戈丁和其丈夫勞倫斯·卡茲合作，從事美國經濟不平等及其與教育進步關係的研究。他倆的研究產生了許多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章，而在2008年由哈佛出版社出版《教育與科技的競爭》(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這本書告終。夫妻倆也在2016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AER106(3))的論文〈勞動市場中高等教育證書的價值：一項實驗研究〉(The value of Postsecondary Credentials in the Labor Market: An Experimental Study)中，確定了大學教育在勞動市場的價值。
戈丁持續研究當前關切的各種課題，而且許多課題成為她參與並共同編輯書籍的一部分。這些包括：新聞界在減少貪污腐敗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乾淨水和有效污水系統以降低嬰兒死亡率的效益(參見2018年2月發表於《政治經濟學期刊》(JPE)的〈兒童死亡率的分水嶺：有效供水和污水基礎設施的角色，1880至1920年〉(Watersheds in Child Mortality: The Role of Effective Water and Sewerage Infrastructure,1880 to1920))、移民限制的源起或美國失業保險的創立。
在那些年裏，戈丁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性別(gender)的重要論文，如2000年與勞絲(Cecilia E. Rouse)共同撰寫的〈編排公正：「盲目」試鏡對女性音樂家的影響〉(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Impact of「Blind」 Auditions)，這篇刊登在《美國經濟評論》(AER)上的論文被引用超過2,474次。而她在1995年發表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史上U形女性勞動力函數〉(The U-Shaped Female Labor Force Func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History,此文刊於T. P. Schultz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投資於女性的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和2002年與卡茲合撰、發表在JPE的〈避孕藥的力量：口服避孕藥與女性的職業和婚姻決定〉(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則是戈丁的開創性論文。
前一篇的研究指出，女性勞動參與率在兩百年期間並沒有呈現上升趨勢，而是形成了U形曲線。19世紀初，隨着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造成已婚婦女的就業率開始下降，但是隨着20世紀初服務業的發展，已婚婦女的就業率則大幅增加。戈丁將這種模式解釋為「結構性變化」和關於「婦女對家庭責任」社會規範不斷演變的結果。伴隨着婦女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在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婦女的教育程度現在大大高於男性。後一篇研究證明，避孕藥的出現為婦女職業規劃創造了新的機會。
20世紀初期，當經濟成長、女性教育程度和就業比例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女性和男性間的收入差距幾乎沒有縮小。戈丁的研究指出，部分原因是影響一生職業機會的決策是在相對年輕時做出的。如果當年輕女性的期望是由前幾代人經歷形成，例如受到他們母親的影響，直到孩子長大後才回去工作，那麼發展就會很緩慢，但這種決策卻會影響到教育和職業的選擇差異上，也會影響到收入差異。
之後，戈丁開始專注於大學女姓對事業和家庭的選擇，以及所得收入性別差異持續存在的原因。她在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演講詞「性別大趨同：最後一章」(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2014年刊登於AER104(4)中，闡述了實現勞動市場上男女性平等的最後一章必須包含的內容。而戈丁在2021年10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職業與家庭：女性的百年平等之旅》(Career&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這本書，涵蓋了女性勞動的整部百年歷史，並以新冠疫情對女性職業生涯和夫妻平等作為總結。
戈丁在該書中，對1900年代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的多樣化經歷，進行了全新、深入的審視，審視了她們在職業方面形成的願望和她們面臨的障礙、工作、婚姻、孩子。她展示了有多少職業是「貪婪的」，為長時間工作和周末工作付出了不成比例的高薪，以及這如何使男女之間的差距長期存在。戈丁也在書中描述Covid-19時代如何嚴重阻礙了女性的進步，但遠距和彈性工作的增加，如何可能成為這場流行病的一線希望。反歧視法和公正的管理者雖然很有價值，但還不夠。職業和家庭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以及如果我們要實現性別平等和夫妻平等，我們如何重視照顧。
綜觀戈丁的研究，可說完全承繼其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傅戈開創的計量經濟史，以超過兩百年的長時間數列資料，進行勞動經濟的研究。1970年代中期之後，戈丁全心致力於女性地位、婚姻、職場與薪資方面的研究，完成了許多重要的著作和研究，終而在男性主導的經濟學領域爭得一片天，2013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打破長期被男性經濟學家壟斷的局面，也為女性經濟學家樹立榜樣，而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獨得，更使她的聲望達到巔峯，也肯定了她的研究成果。
戈丁獲獎的反響
對於戈丁教授獨得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是在勞動經濟領域的研究而得獎，不少專家一時之間覺得不可思議，一來她的作品少被引用，可說名不見經傳，二來勞動經濟領域的高手甚多，至少有資格和戈丁共同獲獎。不過，在流覽戈丁的有關資料後，得知她結合歷史和經濟學，以超過兩百年的資料描繪女性勞動力的長期演化，並與教育、技術變化、制度等因素結合，探究女性勞動參與、平衡市場工作和家庭，以及男女兩性薪資報酬差異的變化。如她在得知獲獎後的記者會上所言：「縱觀歷史，女性常常因為從事與男性相同的勞動而『被隱藏起來，並且得不到報酬』，……隨着時間的推移，她們已經離開了家庭、家庭農場或家族企業的舞台，轉向了更廣闊的市場生產舞台。……她們已經成為工人，開始為自己和家人謀生，她們的生活發生了大的變化，但勞動市場和政府政策往往反應較慢。」明顯反應出她對女性受到不公平對待憤憤不平，而且認為政府沒有應用適當政策來解決問題。
不過，這雖然是由她的歷史資料研究發現的結果，其實在現實世界，對於「不平等」、特別是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相關研究非常多，而且一直都受到政客、左派學者、社會主義者的高度重視，甚至以「歧視」字眼形容。這也凸顯出戈丁的研究並非開創性，只是她以「計量歷史」方式進行研究，有較獨特亮點，而三十年前(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曾頒給兩位「以經濟理論的應用和以數量方法解釋現象與經濟組織變革」的經濟史學家，這麼久之後再一次頒與經濟史學家，也頗合適，何況頒給女性，更合乎當今的政治氛圍呢！值得一提的是，戈丁曾與多位學者合作研究，尤其跟她先生共同發表數篇重要論文，卻都沒能與戈丁共享諾貝爾獎殊榮。究竟是因為戈丁都是主導，其他人只是配角而貢獻不大，或者是要凸顯重視女性以導正以往對女性的輕忽，也頗令人好奇。
由於戈丁非常在意男女性的不平等，也難免讓人對她們家夫妻倆如何相處，倆人對事業和家庭事務如何分工，如何讓倆人的研究事業維持在高水準，而倆人的薪資所得是否公平等等感興趣呢！
至於戈丁對改善性別不平等的政府政策有所期待，認為美國政府最近的一項有關育兒假的一些措施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她覺得只是「滄海一粟」，而且戈丁說她擔心「美國墮胎權的倒退」，但卻表示她「從不，或很少，將政治與自己的工作混為一談」，讓人有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不可否認的是，全球都迷漫在「現代進步觀念」的氛圍，舉着「公平正義」大旗，要求政府施行社會保護政策，舉如主張為弱勢族群積極爭權者、極端環保主義者、愛滋行動派、極端女性主義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計代價」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之人士。這些人當中即便沒有一個是公開主張極權主義的，但他們的行動卻正是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因為只有權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如此一來，「奴役社會」之路難免會鋪成。
專業研究者儘管真的不將政治與工作混合，但其研究結論和建議，難免會被政治家或政客所用。就戈丁來說，自己雖「從不，或很少將政治與自己的工作混為一談」，但對政府採取措施卻有所期待且認同，並認為還不夠力。如今諾貝爾獎光環上身，其研究和言論的影響力都倍增，看來有關的政策措施將會源源不斷增強，是福是禍只能等着瞧嗎？！其實，近三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都有濃厚政治意涵的味道呢！
最後，必須鄭重提醒的是，歧視不止限於性別、種族、美醜、胖瘦、高矮……林林總總都可能存在歧視，畢竟歧視的產生根源在於「人的主觀感受」。所以，要將此課題以死硬的法令來解決，恐怕不只是緣木求魚，而是治絲益棻，諸種想不到的不良副作用也會出現也！能不嚴肅、謹慎對待嗎？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