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
背景說明
本文系2000年10月底邢慕寰院士逝世一周年所撰紀念文，追憶邢院士的自由經濟理念及其抱持的自由經濟政策。本文立基於「內涵」和「本質」之角度，對邢先生的自由經濟思想與政策作作者個人的詮釋與引伸，無所謂對錯，也無法證明真假，當然僅供參考。
一、楔子
「……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說實話，這個世界很少受其他力量的主宰。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握權力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著作家那裏導出他們的妄想。我深深相信：與觀念的浸淫灌輸的影響比較，既得利益的勢力大大的被誇張了。觀念的浸淫灌輸，當然不會立即生效，而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但是，無論是對好的方面或對壞的方面，觀念遲早總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險。」
這一段話是有總體經濟學之父稱呼、2000千禧年「路透社」調查經濟學者圈選心目中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對於經濟最具影響力的人，又被圈為首位、且遙遙領先第二名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世人尊為經濟學之父）的凱因斯（J.M. Keynes），在其1936年經典之作《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的最後結語。這段譯文引自1999年10月30日離開人世的邢慕寰院士，在1986年出版的《邢慕寰,自由經濟政策,通俗經濟講話,市場機能,台灣自由經濟》一書中第十二講〈技術官僚主義與晚近經濟迷思的危險〉一文之結語。我們應可以相信這是邢院士的譯筆，而且邢先生也一定深切感受和認同凱因斯的這段話。
邢先生的該篇文章旨在指出「技術官僚主義」與晚近「經濟迷思」的危險，前者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所出現的一個主要由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的研究技術對社會影響的改革團體，之後被稱為「技術官僚學派」（Technocrats），其政治主張則被稱為「技術官僚主義」（Technocracy）。他們深信，他們社會經濟秩序已經複雜到一般政治家所不能了解和控制的程度，所以邢先生說，他們主張社會制度及全社會的經濟資源均應交由科學家及工程師們管理。後者則指1980年代美國一些知名的經濟學家所提倡美國經濟和社會結構改造的構想，這些美國經濟學家，邢先生舉佘羅（Lester C. Thurrow）[2]為代表。佘羅自1981年起就在報紙和通俗性的雜誌上面發表一連串的文章，並且出版了多本書，對美國的經濟政策及其背後的經濟自由主義表示極端的不滿。邢先生特別指出1985年的《零和解決方案──建立一個世界級的美國經濟》（Zero-Sum Solution──Building A World-Class American Economy）這本書。該書主張美國應該擺脫強烈個人主義的支配，並由政府制定工業政策。其重點是由政府、工業、與勞工在研究發展、投資、貿易及工業重整各方面協同尋求新方向，然後由勞資雙方作成協議；這樣的協議經政府認定後，即成為正式的政策，並即由政府以控制補助費的方式，以確保其執行。
邢先生雖將佘羅等的經濟迷思單獨分析，但隱約仍將他們與技術官僚主義歸為同類，因為本質上都要政府強力管制經濟，特別強調對某些產業發展的扶持。邢先生特地以日本和美國的對比來顯示，日本的通產省扮演非常積極角色，而得到傅高義在《日本第一》書中高度稱讚，但邢先生在1986年就對此質疑，甚至引用「日本若無通產省，經濟成長率可能更高」的說法來表達自己的立場。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前後，日本泡沬經濟破滅的景象，正是政府干預過度的後遺症。邢先生這篇文章旨在提醒若任由技術官僚主義和佘羅等經濟迷思產生強大吸引力，且任其浸淫灌輸，日久之後未始不能變成牢不破的既定觀念或成見，後果之可怕不堪想像。邢先生對觀念力量的威力有着刻骨銘心感受，也深知一旦某個觀念在腦中植根之後，要轉變都很不可能了，何能奢求連根拔起呢！而且當事人往往在不知不覺就在日常行為中顯露出來，對負有國家決策者更不例外，因而更應慎乎始。其實，由古人所言「人者，心之器」即可得知文化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早有此種感受，而西方也不只凱因斯有警語，華裔國際著名產權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也曾在1981年〈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篇先鋒性文章里，於正文前就引用艾馬．戴維斯的「拔除一個信念要比拔除一隻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3]來指明拔除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困難。拔除既得觀念固然極端困難，要根植一個觀點恐怕更不易，正如邢先生所言的需經長久的「浸淫灌輸」。
由上引邢先生之所以引用凱因斯的名言，乃因技術官僚主義和佘羅等的經濟迷思將造成的長遠不良影響，而這些觀念也在台灣的經濟首長身上出現。我們應可推知，邢先生是反對技術官僚主義，而且不認同佘羅的經濟觀念的，唯恐台灣經濟首長因大都出身自科學家及工程師，在對技術官僚主義可能一無所知下，原本對社會制度及全社會經濟資源就抱持着應加以「管理」的看法，而此看法與技術官僚派十分接近，一旦再感染到這種流行，恐怕將變本加厲，於是對市場機能輕視和對經濟計劃與管制熱衷就頗為自然，那麼由尹仲容先生好不容易帶動的自由經濟政策就會成為只是一時趨向，其徹底實行將無限拖延，才寫出該篇警文，而且引用凱因斯這位技術官僚主義的同路人的話作警示，有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用。[4]由之後台灣經濟政策的演變和邢先生此後的文章都可以得知，邢先生的呼聲作用不大。雖然如此，邢先生的先知性、不畏權威、不迎合潮流，唯真理是從的磊落個性卻在此一覽無遺。那麼，邢先生所堅持的真理是什麼？就是「自由經濟觀念」及其衍生出的自由經濟政策。為什麼邢先生會死心塌地、至死不渝地尊崇自由經濟觀念？他是否經歷了浸淫灌輸過程？
二、邢先生紮根自由經濟的心路歷程
邢慕寰院士於1915年8月1日在中國湖北省黃梅縣出生，卒於1999年10月30日，在人世間八十五年的歲月中，一半以上（50年）的時光與心力奉獻給台灣社會經濟之研究與發展。其行誼引述如下：
「邢院士為一介書生，卻是這一代學界之良心；他一生兩袖清風，卻學貫中西；他為千萬學子之良師，亦為執政當局之諍友；他為學術研究之典範，亦為引導經濟發展之尖兵。其人雖與世長辭，其窮理研機為社會為人民之精神將永垂不朽。
邢院士曾長期擔任國立台灣大學教授，短期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為提高教學水準，曾參與台大經濟學博士班之籌辦；為培植研究人才，提高研究水準，創辦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為改善賦稅制度，參加賦稅改革工作；為提供建言，應邀擔任政府主計、經建部門之顧問。
邢院士向以嚴謹、務實之態度治學，以深入淺出，諄諄善誘之方法教學，他運用現代經濟理論於經濟問題之剖析與解決，堅持自由經濟理念於經濟政策之擬定與批判；他最早介紹國民會計制度於國內，並協助政府編制國民所得，試算投入產出表。他也是最早強調經濟預測之重要，並採用計量模型法為工具。作為一代學人，他風骨嶙峋，不忮不求，始終如一。」
在上引「行誼」中，已明白指出邢先生是自由經濟的虔誠信仰者，他的自由經濟觀念及政策理念之形成過程，在其《台灣經濟策論》這本文集的自序中有很清楚的交代，以下先就自由經濟觀念的孕育、奠定來說，邢先生自己這樣寫着：
「1937年7月7日，日本終於完全暴露鯨吞中國的野心，開始發動全面性的對華侵略，那時我剛讀完高中二年級。依照慣例，同學們在高中二、三年級之間，就開始考慮畢業後將報考那些大學和選擇那些科系；我無意間受坊間流行書刊的影響，決定將來修習經濟學。
入大學後，雖漸發現經濟學並非如當初所想像的學科，但亦不願轉系。然而不久即受思想問題之困擾。那時同班同學雖僅有十八人（畢業時僅有十三人），而政治派系紛陳，且有一位教授公開宣揚馬克思主義（雖然他否認是共產黨徒）。我對政治活動毫無興趣，但對中國經濟將來應該是什麼路線卻頗關心。照我當時的膚淺了解（可能在無形中受了一點左派影響），以當時中國所具備的社會經濟條件，似不宜走西方的資本主義路線，因而比較傾向於某種形式的計劃經濟。在修完大學三年級的暑假中，我開始構想四年級修業期滿時必須繳交的畢業論文。那時我們深信中日戰爭不久即將結束，而且中國必勝；但是戰後經濟重建與發展所需財源的籌措，卻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那時中國自然要仰賴外援，但是我們自己也應該盡最大的努力。於是我參閱有關的文獻，首先想到的就是蘇俄經濟建設的經驗。我讀了幾本關於蘇俄在這一方面的書籍（英文著作）之後，驚駭的發現，蘇俄主要是以高壓手段強制派稅，以籌措經濟建設所需用的資金。但是由於民間經濟誘因幾乎全被扼殺，而中央計劃當局對經由強制派稅而籌集的資金又不知如何有效利用，以致全國經濟狀況逐年退化。其間所發生的許多悲慘故事，令人不忍卒讀。鑑於事態的嚴重，列寧終於被迫於1930年有限度的恢復資本主義—這就是所謂「新經濟政策」。這個發現，頓使像我這樣一個學識基礎淺薄而又無堅定政治信仰的大學生恍如大夢初醒，從此再也不談什麼計劃經濟了。
1942年大學畢業後，我應徵入前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後改為所）工作。那時資委會主任委員為翁文灝先生，副主任委員為錢昌照先生。他們二人的分工合作，似乎有一定的默契。翁先生主要關心政務，而錢先生則主要關心政策—尤其是對下屬的思想指引。錢先生曾在英國倫敦大學研究政治經濟，深受費邊學派的影響，主張以漸進方式在民主政治體制內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所以在每次周會中，他不斷對同人灌輸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在基本上等同費邊主義的理念，並強調國營事業的社會使命（那時全國工礦電等重要事業大部分已歸資委會管轄）。浸淫既久，我個人也漸漸覺得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結合民主政治的架構與社會主義的理想倒不失為比較合乎國情的另一選擇。
然而這個信念也並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領導英國人民擊敗德意志納粹軸心的保守黨，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即為承襲費邊主義的工黨所取代。工黨政府除迅即立法使涉及全民利益的大企業轉移為國營外，「由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計劃亦陸續付諸實施。那時英國國力尚未完全恢復，以前殖民地的喪失更削弱其經濟基礎；而現在國營化企業經營效率的低落和福利國家政策的浪費又時有所聞，更使英國經濟一蹶不振。以英國民智之高，守法精神之強，工黨施政方針猶不能有效施展，以福國利民。若欲行之於教育落後、法制不修之偌大中國，似乎有些過分浮誇，不切實際。而由英國企業國營化的經驗，也使我開始懷疑政府干涉企業經營方針是否明智。
這個懷疑，在我於1945～46年度到芝加哥大學進修期間才獲廓清。在這一方面，對我影響最大的有三位大師，即奈特（Frank Knight）、范納（Jacob Viner）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奈特講授經濟思想史，范納講授經濟理論和國際貿易政策。我由這兩位大師所得到的政策啟示，是任何干涉政策（除對壟斷市場行為和法律禁止的經濟活動施行者外），必然影響經濟效率；資本主義雖有缺點，但是它的活潑創造力，使它至今還沒有可被取代的經濟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對我影響更直接的是海耶克教授。他在1946年春季才到芝加哥大學任教，而且只開了一門課應該說是專題討論（seminar），主題是美國企業壟斷個案分析。參加者約僅十人，幾乎全部都是教授（我現在只記得貨幣學教授Lloyd Mints及農業經濟學副教授William Nicholls）、講師，以及正在寫博士論文的研究生。我抱着好奇的心理前往旁聽了幾次，只能大略體會海耶克開這個課的目的，似乎是藉此探索美國獨佔和寡佔企業的營運對美國經濟制度的影響。以後我雖然沒有再去聽講，倒是趁這個機會讀了海耶克的兩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體經濟計劃》（他任主編）和1944年出版的《到奴隸（役）之路》。前一本書我在出國前曾經粗略讀過，但是大都分不甚了了。這一次重讀，才深切領悟集體經濟計劃在理性上根本不可能實行的道理。更重要的是，為着實行集體經濟計劃而要求人民所做的犧牲，絕對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者浪漫的憧憬—即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表現；實際上，他們的犧牲所換來的，只是更落後與更貧窮。後一本書—《到奴隸（役）之路》—主要是警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要動輒尋找藉口，干涉私人經濟部門，以免不自覺的陷入計劃經濟的泥沼，而走向奴隸之路。（在海耶克的心目中，集體經濟計劃完全剝奪了人民選擇的自由，人民的地位實際上等於奴隸。）這本書雖然有些誇張，以致引起強烈批評。但是如果把它作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某些新興國家的預警，則其適切性似毋庸置疑。」
由邢先生的這一大段自述中，很清楚地得知邢先生是在經過十多年的摸索之後，才選定其思想信念，由馬克思、計劃經濟、費邊式社會主義、社會福利，到自由經濟為止，而後終其一生堅守「自由經濟」觀念。在其自述中，也很明顯地指明海耶克是影響他的最關鍵人物。對於這段尋尋覓覓的前因後果，邢先生都作了極坦誠地交代，其並非盲目地作選擇，更清楚地躍現於字裏行間，至於邢先生五十多年的後半生以上時間，所堅守的「自由經濟」觀念，其內涵到底如何，留待下節再詳細交代。
在記述過自由經濟觀念的奠定過程之後，邢先生接着在該篇序文中又非常精要地回憶其自由經濟「政策」的生根過程，他寫道：
另外在政策層面意外對我發生重大影響的一位大師，是顧志耐教授（Simon Kuznets）。1946年10月後的半年間，我有幸追隨他在紐約國民經濟研究所（即NBER）學習國民所得與國民會計。他之所以對我如此垂青，完全是因為那年暑假他受聘到南京資源委員會擔任了三個月經濟顧問，而我正是由資委會派到美國進修經濟的學生。記得有一天他帶來一本厚厚的卷夾，其中包含他在南京期間關於中國國民所得估計的討論、被邀出席多次學術座談會的講話，以及演講稿等（我髣彿記得1947年回國後在資委會經濟研究所也曾見過這個檔卷）。我赫然發現演講稿中竟有一篇是用頗不尋常的語氣對資委會總部全體同人發表的（主持人正是錢昌照先生）。在講稿中，他特別強調全國生產資源的調配，應由市場力量決定。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其利用效率，從而促成最大可能的經濟發展（以上是現在可能記憶的大意）。這一段話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與奈特、范納、海耶克的語氣幾乎相同，而不像是出自顧志耐本人之口（雖然他的著作中也強調國際分工的利益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我猜想（我從來不便問他），在1946年暑假他擔任資委會經濟顧問的期間正是資委會發展的顛峰（它的實力，因為接收東北前由日人經營的許多大型企業而迅速膨脹），那時錢昌照先生已經高升主任委員，他的聲望如日正中天，很可能他已經開始經營類似英國工黨的經濟政策;但是顧志耐卻擔心這個可能的發展對尚未起步的中國經濟將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在不便直接進言的情況下，他才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向資委會全體高級及中級人員不露痕跡的宣揚他認為正確的經濟政策理念。他特別強調市場機能，正是要與可能即將籠罩全國的企業國營化政策作一對照。由此方可看出雖然他的治學方法不容許他提出未經事實確證的假設，他對市場機能調配生產資源的效率還是深信不疑。這個故事，更加深我對自由經濟政策理念的信心
1948下半年，大陸政局逆轉，次年初我即奉調來台。那時台灣已宣佈進入「非常狀態」，一切施政決策，自不能以常情論。然而當局並非只作暫時打算，而決心建設台灣為「復興基地」;故凡施政決策，均兼含長遠之計。我對當時政府實施的經濟政策十分關心，每見其手段與目的自相矛盾之處，輒欲一吐為快。自幸機緣巧合，自1950年起我即先後被當時幾位經濟領導人延見，參與台灣經濟政策的討論。由於我所抱持的自由經濟政策理念與他們所習用的管制經濟理念很難溝通往往大費唇舌而意有未逮，乃綜合多次關於各項重要問題的爭辯，於1954年撰成我的第一篇以結合理論與實際的方式有系統的陳述自由經濟政策的專論〈經濟較量與經濟政策〉，亦即本選集的首篇。
回顧過去四十年來我所撰寫的關於經濟政策的文字，我不得不承認我真是一個老頑固。雖然我向政府所作的建言，除在1950年代後期對政府外貿改革的方向可能稍有影響以外，可以說一直未受重視，但是我對自由經濟信念竟然沒有絲毫改變。所幸自由經濟理念現在已經主導全世界的大潮流;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集團的崩潰，以及由此分裂與重組的新國家、和現存的少數共產主義國家也都一致朝着自由經濟的方向開放改革，在在顯示自由經濟理念現在已無國界之分，甚至亦無政治信仰之別。因此我自信過去四十年來沒有走錯大方向。
我最感遺憾的，倒是政府在1960年代初期完成第一階段自由化政策以後，卻在缺乏宏觀與前瞻的「務實主義」導向之下迷失了方向。假如當時繼初步外貿改革之後，政府立即逐步（注意「逐步」不是躁進）撤除1950年代遺留下來的一切反自由化的政策措施，必能得到甫於外貿管制解放出來而獲厚利的外銷產業的諒解與支持，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必能因自由化政策的指引而逐步提升，到1980年代初期台灣很可能已經加入工業國家的行列。那時美國強施的自由化、國際化的壓力，對國內產業根本不會起什麼作用，而對其投資意願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利的影響。然而，這個大好時機，卻輕易的被放棄了，以致國內產業在1980年代上期終於逃不過美國強施的自由化、國際化的壓力，而備感艱辛。
也許有人認為，這個期間外匯存底劇速增加也是一項重大成就。殊不知這項成就正是歸因於政府自1960年代初期以後對國內產業刻意保護與扶持（包括台幣價值長期低估），而後者正是國內產業不能適時培養競爭能力的基本原因。至於外匯存底劇增的事實，則正好成為美國迫使台幣大幅升值的藉口，其所招致的惡報，我們已深切體會。尤有進者，政府因政策錯誤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而換得的龐大外匯存底，竟不知靈活運用，及時以其中之一部分按照「以量制價」決定的利率貸予陷於困境的國內產業，使之向西方工業國家購置新式機器設備及轉移技術，以補強其體質，及提升其競爭能力，結果台灣又一次失去成為經濟大國的機會。至於外匯存底劇速累積而使貨幣供給劇速增加，以致引發的高昂社會成本，更令人萬分扼腕。
在檢討1960年代初期以來政府所採行的經濟政策之後，我很遺憾不得不作如下的評斷:在經濟方面凡是政府平時不該管的，政府卻管了;而在危急非常之秋，政府應該做的，卻沒有行動。尤其是，政府完全忽略1950年代後期以至1960年代初期第一次經濟自由化成功的經驗，以致原本光明燦爛的台灣經濟發展前途，竟被導向至現今維持中低度發展尚難預卜的境地。無論這個政策誤導的過失究應由誰負責，結果都是同樣可悲。
這一段引述中，可清楚得知「國民所得之父」顧志耐竟然是對邢先生的自由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之大師，而顧志耐則堅信「市場力量」正是調配全國生產資源的最佳方式，邢先生還特別強調這與奈特、范納和海耶克的語氣幾乎相同。在自由經濟的政策生根、茁壯之後，邢先生在1950年起即以之與當時主導台灣經濟政策，且抱持管制經濟理念的經濟領導人時常爭辯，〈經濟較量與經濟政策〉這篇邢先生視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乃於1954年出爐。1960年代初期著名的「外匯暨貿易自由化」改革，就是邢先生和蔣碩傑、劉大中院士等人說服尹仲容先生的傑作。可是自由經濟政策只是曇花一現，隨着尹仲容的去世而「人息政亡」，之後「務實主義」領風騷，經濟自由化不進反退，而1980年代泡沫經濟的出現就是苦果，其間邢先生居於知識分子的職責，提出不少自由經濟建言，奈何都被當成耳邊風，而原本應是光明燦爛的台灣經濟發展前途，於是導向中低度發展。邢先生對這種政策誤導的過失可說深惡痛絕，也很可能積怨過深而加重其病情。邢先生是如何主張自由經濟政策的，他對當時實施的經濟政策又是如何看待的，我們將在第四節中再詳細剖析。以下先詳細解析邢先生所終生抱持的「自由經濟觀念」究竟是如何。
三、邢先生的「自由經濟」觀念
經由上引邢先生的自述中，我們應可十分篤定邢先生所抱持的基本經濟觀念是「自由經濟」，而自由經濟的本質又是「市場機能」。若要進一步明了邢先生對自由經濟觀念的完整概念，我們可在其1986年出版的《通俗經濟講話—觀念與政策》這本書中窺其全貌。正如1995年底去世的自由經濟學前輩，也是影響台灣民主思想紮根極其重要的《自由中國》（1949年11月誕生，1960年9月被禁）半月刊社論主筆夏道平先生（1907~1995），在1986年9月29日刊於《中國時報》的書評所言：「就它所涉及的理論之不艱深，所徵引的事實之不罕見而言，就它儘量少用專門術語，儘量避免學究的論式而言，這本書確是名實相符的通俗講話。可是從經濟學教育的觀點來看，這本小書（約十五萬字）的教育價值卻遠高於一般的大學經濟學教科書。這是因為它通俗，特別有利於教學的普及；更因為，也是更重要的，它不僅沒有像（當代）的經濟學教科書裏面的那種曲解和誤導，而且特別着重於指責和糾正當今流行的一些錯誤觀念，以及受這些觀念影響的經濟政策。而且在其爽朗明快的指責和糾正之間，有習見的事實，有簡明的理論。事實與理論交織成的文章，讀起來特別引人入勝，因而更可收到教學效果。這又是一般教科書望塵莫及的。」
夏先生在這裏所說的「經濟學教科書裏面的曲解和誤導」，是說最近這幾十年編的經濟學教科書：「在這些教科書裏面，屬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確是愈來愈多，但在這門學科的認識上，始終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根基。說得具體一點，也即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始終欠缺基本的正確認識，因而沒有緊緊地把握住經濟學的一些關鍵性的觀念，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也即與人性及人的社會最有關係的一個觀念，市場機能，通常很嚴重地被曲解，被誤導。」夏先生在此提出了最具關鍵的「市場機能」，不論是否修習過經濟學的人士，大概都對此名詞琅琅上口，有的甚至以為它很簡單，也很可能自認對之了解甚深，但在夏先生的詮釋里「市場機能，是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一項發現。現在通行的經濟學教科書雖也講到它，但每每被曲解為『理性行為』是其必要條件。事實上，人的行為不總是理性的。必要條件既不存在，市場機能不也就被否定了嗎？其實，市場機能並不以什麼理性行為作必要條件。古典經濟學家也從未講過人的行為總是理性的。相反地，他們卻是常常提醒大家要正視『人是會犯錯的』這一事實。人，既是會犯錯的，那末，日常在市場中熙熙攘攘的人眾，為什麼不妨害市場機能的順利運作呢？這是個說來話長的問題。這裏我只能扼要指出：個人的經濟行為之犯錯，每每是在市場競爭的過程中發現，也是在競爭過程中調整過來。發現錯誤、調整錯誤，是市場機能的一大妙用。換言之，市場機能之順利運作，不是靠人的理性行為，而人們經濟行為之趨於合理，卻要靠市場機能的自由運作。這其間的因果關係，恰好被許多人弄顛倒了。」，對市場機能的這種描述，看似平淡無奇，其內涵卻非常之深，而「至簡至易」的「無形大道」也往往是難以「真正理解」的。[5]
夏先生提到市場機能被現在通行的經濟學教科書誤導之外，又談到另一個曲解，即「講到這裏，又觸及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另一個曲解。那就是把競爭分做完全的與不完全的，而所謂完全的競爭，就其假設的幾個條件來看，其中過半數的條件無異於把無競爭的情況說成完全競爭。以致許多念過經濟學的人竟然不懂得競爭的真諦。」也就是對競爭的曲解，讓「叢林法則」、「鬥爭」都被與競爭劃上等號6。對現在經濟學的此種批評，早就在1949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巨著《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235頁中出現：「當今大多數的大學以『經濟學』這個名稱講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對經濟學的否定。」
邢先生這本書「是以通俗經濟講話的方式，尋求基本觀念的溝通」（邢先生語），該書共有十二講以及四個附錄，十二講的標題依序是：一個醫生的經濟處方，國民經濟流通，市場機能的運作，國際貿易、總體經濟均衡與價格波動，「看不見之手」技窮的時候該怎麼辦，政府干預市場機能的後果，集體經濟制度的全能與低能，亞洲兩個自由經濟城市（指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長經驗與問題，波瀾壯闊的經濟大辯論（上）—凱因斯對古典學派，波瀾壯闊的經濟大辯論（下）—貨幣學派與新古典學派對凱因斯學派，自由導向的經濟穩定與成長的策略，以及技術官僚主義與晚近經濟迷思的危險。四個附錄分別是：經濟較量與經濟政策、自由經濟政策下農業政策、自由經濟導向的進口關稅政策，以及關於集體經濟計劃辯論的現狀。誠如夏道平先生所言，光由這些標題就知本書重點所在，也就是都圍繞着「自由經濟」這個核心，將政府在市場機能運作下的角色儘量說清楚。若能順序讀完這十二講，的確是一部精簡的有系統經濟學課本。夏先生建議說，念過大學經濟學的人，最好把它從頭到尾每講讀一讀，不只會有「學而時習之」樂趣，更重要的還可清除或有的先入為主之謬見；而未學過經濟學但關心經濟問題和當前經濟政策者，則無妨挑自己所想讀的、所能讀的幾講來讀，不必「付出相當大的耐心」（邢先生的話）一開始就順序讀它們。
這本書通書都扣着自由經濟觀念，將市場機能、市場內的行為人，以及政府和體制間的關係娓娓道來，個人非常認同夏道平先生所最特別強調的第十二講之重要性，這篇〈技術官僚主義與晚近經濟迷思的危險〉也正反映海耶克所強調的關鍵理念。由於夏先生浸淫海耶克的思想甚久，對其精髓有着充分把握，我們因而就可經由夏先生的補充，更了解邢先生偏向海耶克的自由經濟思想底蘊。在夏先生那篇書評〈一本新書的讀後感〉後半段這樣寫着：「本書這一講所徵引的事實，包括一九三○年代美國技術官僚主義的興起，以及一九八○年代美國幾位知名的『經濟學家』以工程師的思想方法著書立說，大談其理想中的經濟重建；這一講所援用的理論，是海耶克教授關於集體主義經濟計劃問題的一篇文章（附錄四）的一節，也即『技術與經濟問題』的申論。海耶克對這個問題的論旨，其內涵豐富，散見於他的諸多論著中。本書為求各講的內容安排得勻稱，不能單把這一講寫得過長，故只摘述海耶克一篇文章中的要點。現在，我再在這裏把海耶克另外兩本書有關這個問題的其他論點，溶合起來，試以淺顯的文字來轉述。這兩本書，一是關於方法論的《科學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是屬於政論性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我希望這裏的補充，更可加強本書這一講的效果—澄清技術觀念與經濟觀念的混淆，並進而促動經濟自由化切切實實地推行。
中央計劃、中央控制，如其計劃控制是在扭曲市場機能，而非潤滑市場機能使之順利運作，那就是經濟自由化的基本阻礙。海耶克再三指出這個阻礙，尋根究底是來自他所說的『科學迷』（Scientism）和工程師心態。
科學迷的出現、是由於近代自然科學的成就，實在叫人驚服，科學方法給人以萬能的印象。於是熱心於社會改良者急於事功，對於社會問題，包括經濟問題的研究與解決，也一律訴之於科學方法。這就是海耶克所說的科學迷。科學迷，實際上正是『非科學的』。因為他把科學的方法錯用在不是科學所能研究所能解決的對象上。科學研究的對象是物，或物與物之間機械的因果關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離不開人，是人與物，或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目的與手段之關係。當科學迷把經濟問題當作科學的技術問題來處理的時候，也即把活生生而有心靈的一個一個的人，當作無願望、無意志的一堆堆的物來看待。就這個意義來講，馬克思把他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叫做科學的社會主義。倒是很恰當的。
與科學迷有密切關係的，是工程師心態之汎濫，汎濫到經濟問題的思考與決策。
工程師所從事的工作，其目的是單純的。凡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一切力量，他都可以控制。為他的目的，他可以自由支配一個既定量的資源。因此，他一開始就可以把全部過程中各部分的施工，計劃得清清楚楚作成一個藍圖，再一步一步完成其全部預定計劃。換言之，工程師在他所從事的這個特定的小世界裏有完全的控制力。凡是與他的工程有關的各方面，他都可以一一觀察到，都可以十分明了。而他所處理的事物，只是一些『已知量』。在他遇到工程上的問題要解決的時候，並沒有別人的獨立決定來干擾他。換言之，僅就他在解決工程上的問題這個範圍以內來講，他並不參與社會過程。他僅憑他個人的頭腦，活動於一個屬於他自己的隔離的世界裏，所以從一個工程師的觀點來看，他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完全性。其實，這種想法存有幾分幻覺。他可以按照既定的價格購買他所需要的原料，按照既定的工資僱用他所需要的工人。那些價格和工資他通常是視作當然，而不會了解那都是錯綜複雜的市場運作所形成。所以一遇到物價或工資的波動出乎他的意外而影響到他的計劃的時候，他就認為是一些不合理的力量在作祟：而他所謂的不合理的力量，意思是指未被好好管制的力量，於是乎工程師的見解就擴張地應用到社會問題、經濟問題，而要求廣泛的計劃和管制。於是乎有『社會工程師』、『經濟工程師』這一類的名詞。（一九八五年出版一本暢銷書Zero Sum Solution的Lester C. Thurrow是一位十足的經濟工程師而非經濟學家）。」
夏先生的這幾段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關鍵點7，將有血有肉的「行為個人」活了出來，讓無數的行為人發揮它們的最佳判斷，在各個市場裏盡其本分，海耶克認為「知識是散在民間的」，任何人不可有「不要命的自負」，不可認為自己有能力洞悉全社會運作，妄想可精密擺弄經濟社會運作，否則就會帶來嚴重後果，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固然如此，就是社會福利、凱因斯主義也不可免，而「到奴役之路」是共同的歸宿，只是時間快慢而已。8至此，讀者應該也明白本文一開始為何援引凱因斯的警言了，我們不知凱因斯是「當局者迷」或「明知故犯」，竟提出政府干預經濟的觀念和政策了。9
走筆至此，已清楚得知邢先生所堅持的是「自由經濟」觀念，而且是偏向海耶克所主張的，如此，不但對於計劃經濟、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福利等敬而遠之，甚至對晚近佘羅等經濟工程師所顯現的凱因斯「政府干預」，也應持反對態度。那麼，在此自由經濟觀念下，所孕育出的「自由經濟政策」又是怎麼回事？
四、邢先生的「自由經濟政策」
在上文所引《台灣經濟策論》的序文中，邢先生已明文自白「抱持自由經濟政策」，而其主要的政策論點也就幾乎涵括在這本文集之中，做人、行事都一絲不茍的邢先生，已在這本文集中以〈編輯解說〉，將其經濟政策依時間先後作「階段性」分成三個時期：起自1950年代，迄1980年代，先是「台灣經濟發展初期政策檢討」，再來是「長期經濟發展政策申論」，最後是「中央發展外匯基金建議及有關討論」。第一階段是1950到60年代，只有三篇代表性文章，第二階段是1980到88年，共選了七篇文章，最後階段則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主要以「中央發展外匯基金」作論題，前後共有七篇文章。邢先生自己招認1960年代初以至1980年前後，留了將近二十年的空白，他說是因為籌設及接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十年間，時常勸告同事，經濟學家不應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但在治學紮根期間，卻不宜在普通報刊上亂寫時論，以求成名。邢先生為表示以身作則，乃向同事們承諾他自己也儘可能不寫時論，因而這段期間邢先生的時論發表記錄實際為零。不過，邢先生也坦承，他之所以許那種諾言，多半是因其覺得1950年代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及解決方法，已都在〈經濟較量與經濟政策〉這篇專論中交代了，且邢先生眼見50年代後期以至60年代初期外貿改革成功，乃期待尹仲容先生逝世後的經濟接班人，繼續走向自由開放道路，使台灣經濟脫胎換骨，步入發展國家之林，於是在滿心期待中未提筆。對此，邢先生也非常明白地為其「因預期錯誤而未多盡言責深感愧疚」。10不過，邢先生也補充說，1974~78年間，所謂「財經六院士」的三次建言或可稍補此缺口。
第一階段的三篇文章中，當然以〈經濟較量與經濟政策〉最具代表，在邢先生的兩本文集中都搜錄此文，而他在1993年10月27日刊於《傳記文學》的〈懷往事，思故人—追念蔣碩傑先生〉一文中，特別用了顯着篇幅提及它，而邢先生和劉大中及蔣碩傑院士之結緣，這篇文章也是一大觸媒，因為蔣、劉兩位先生被聘來台提供建言，所寫的報告屬於「高級機密」，無法廣為流傳給高級官員參閱，而邢先生這篇文章中關於「台灣外匯和貿易問題與政策」所表示的意見與他倆對政府提出的報告不約而同。11這篇1954年刊在《自由中國之工業》，且用邢杞風筆名發表的重要文章，到底講的是什麼呢？今天研讀過基本經濟學的人，念過這篇文章之後都應可得知是應用最基本的「比較利益原理」來剖析問題，並提出去除農作、物價、貿易、外匯等等管制，以及撤除保護和扶持政策的建言。於今觀之可能稀鬆平常卑之無甚高論。但在1950年代的環境下卻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不但當時的台灣流行着管制和保護，它還是全球的潮流呢！12這篇文章微妙地扮演着當時「自由經濟政策浸淫灌輸」重責大任。值得一提的是，邢先生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和數字例子娓娓道來，沒有高功力者是無法竟功的。第二篇文章乃接續上篇，就外匯政策作建言，主要建議是匯率交由結匯證市場自行決定均衡匯率。因為當時官方雖也是在尋求均衡匯率，但用的是在「基本」匯率之外逐步調整結匯證價格的模索漸近方式，邢先生認為這看似務實，實則漫無標準，他還指出有不便指名的高層官員曾譏諷官方心目中之均衡匯率系比照遊走於台北市衡陽路口之三、五美元交易商之平均成交價格，而且邢先生認為政府機關一向保守，某一均衡匯率統一訂定，即不免於僵化膠着，喪失其均衡原義。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顧慮在長久管制之後完全開放外匯自由交易可能失控、導致混亂。就在這些考慮下，邢先生乃建議在過渡期可仿效「叫價拍賣」方式，以創造一個自由競爭之外匯市場，使之行使決定均衡匯率之機制，等待政府及交易參與者信心建立後就可代之以實際自由外匯市場，這樣一來就可避免由官方訂定均衡匯率之武斷及匯率訂定後之僵化與膠着。13
邢先生事後回憶，他的建議被拒絕接受，由而上文所提他所擔心的流弊終未能避免。而且再因1960年代初期外貿改革初步完成，當局卻未能繼續改革1950年代遺留之其他反自由化政策措施，以致1980年代上半期外匯存底出現滾雪球式之累積，引發爾後難以解決之諸多問題，可謂一着之差、謬以千里。我們稍後再回頭說明及檢討這項讓人不勝浩嘆的往事。至於此時期的第三篇文章〈科學教育與經濟發展〉，乃鑑於1960年代雖收到實施第一階段外貿改革之效，但長期展望則闕如，於是寫作此文呼籲儘速發展科學教育及高級科技研究，而且為了說服對美援運用有高度影響力的美國駐台人員，又曾將此文改寫成英文發表。今天「知識經濟」響徹雲霄，正印證近四十年前邢先生的高瞻遠矚，而且此文也顯示堅守自由經濟理念及政策的邢先生，並不排斥政府在教育和科技方面有所作為，不過，邢先生特別強調「科學生根」，並以日本為對比，希望我們對準科學發展的目標，有步驟、有決心、有毅心去做，在不太長的時間之內在這一塊土地上將不難看到科學的奇葩，當時的邢先生已認定這是台灣經濟發展關鍵之所在，也是國家生機之所寄，也在那時就急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快一點吧!」印證今日的台灣，我們有何感想呢？
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之間二十年的空窗期，原因如上文所言，而邢先生提及財經六院士的三次建言可作補充14。既然如此，我們就將這三次建言作摘要簡述如下：
第一次是1974年，由蔣碩傑、劉大中、邢慕寰、費景漢、顧應昌、鄒至莊等六院士共同提出〈今後台灣財經政策的研討〉建言。該文有三大基本原則，一是除非在極短和極特殊情況下，經濟政策宜儘可能與市場供需力量配合；二是除非施行按人口定量分配辦法，政府若管量就不能管價，管價就不能管量，要同時管量和管價必須能確定該價格就是供需均等的平衡價格；三是穩定物價的平均水準比穩定某物的價、量重要。
在這三大原則下，該文提出三大建議：
（1）設立健全之貨幣市場，由資金供需決定均衡利率，從而使儲蓄與投資同達最高水準，而無通貨膨脹之虞。
（2）實施機動匯率，以避免國際通貨膨脹之傳播及增強我國貨幣政策之自主，並謀國際收支平衡之自動調節。
（3）改進稅賦，包括加強徵收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準備實施加值稅及調整綜合所得稅之「最低扣除額」（藉以補助低收入者因公營及公用事業在政府補貼取消後調整產品及服務價格所增加之負擔）。
第二次是1976年，也是由這六位院士所合撰的〈台灣財經政策之再檢討〉，提出六項建議：
（1）取消按保證價格無限收購稻穀辦法，稻穀平準基金應以「數量操作」代替「價格操作」（及其他輔助措施）。
（2）修訂公用事業定價政策（重申並強調第一次報告中所提之建議）。
（3）設立自由競爭之貨幣市場（重申第一次報告中所提建議，並提出更為具體之辦法）。
（4）改進關稅及貿易政策，使國內投資資金不致流為國外資產之累積。
（5）營利事業之未分配盈餘應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現行對土地增值之特別優惠課稅辦法應迅速廢止，以免誘導投資者自生產事業轉移其投資房地產之投機。
（6）取消按個別出口貨品之進口中間品含量分別計算退稅之辦法，而代之以各類貨品出口按劃一之平均稅率退稅，並從速合併營業、貨物，以及印花三種間接稅為營業加值稅以促進國內工業進一步之發展，並增強一般內銷工業舶來品之公平競爭能力。
第三次是1978年，由蔣碩傑、邢慕寰、顧應昌、費景漢、鄒至莊等五院士（劉大中先生已去世）合撰〈經濟計劃與資源之有效利用〉建言。
在該文中，先就經濟計劃之原則，依投資資源之來源、國民生產能力之增長、規劃國民真實生產最高增長率之原則循序說清基本原理。而後再提出六項建議：
（1）資金市場之建立及健全化；貨幣供給之控制應包括信用卡之管制。
（2）獎勵生產事業保留盈餘以作投資，並以「自由折舊」鼓勵，去除現有賦稅對投資意願之打擊。
（3）間接稅之改良。逐漸降低關稅，以一般性之加值稅替代貨物稅及營業稅。
（4）發展新重心工業（機械及汽車工業）之策略。
（5）改善公共事業。
（6）加強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職責，使能真正負起經濟計劃任務。
這三次建言，共同的宗旨就如邢先生所言：敦促政府加速經濟自由化之步驟，（尤其避免指令式之經濟政策）與鞏固經濟穩定之基礎，從而保護台灣經濟之健康發展。但這些建議受口頭讚譽者多，見諸接納而實行者少。且自1978年之後，政府就不再定期邀請諸院士提供政策建議。當時邢先生人雖在香港，但鑑於第一次石油危機引發經濟衰退，西方工業國家開始醞釀對採行保護主義之東亞若干國家聯合抵制，而且亞洲四小龍之間在國際市場上已展開短兵相接之競爭，加上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和泰國等亦因工資低廉而加入國際市場競爭行列，更使台灣經濟遠景難以捉摸。眼見政府似無妥善因應此國際形勢之巨變，邢先生懍於事態嚴重，乃責無旁貸擔起提供建言之責，這就促成第二階段1980年代七篇「長期經濟發展政策申論」。這七篇分由工業出口、技術革新、長期工業發展政策、農業政策、進口關稅政策等等為文，每篇都以自由經濟為前提，以委婉之語氣勸告政府接受全面經濟自由化及現代化之挑戰，對於國內市場中進口關稅之農產品及工業品價格結構力促應儘可能接近國際市場上各類相同等級商品之價格結構。此外，邢先生也堅持撤除1960年初期外貿革新所遺留之各種管制，對於多年來台幣對美元價值之被大幅低估也急呼鬆綁。這七篇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趁早拋棄「新重商主義」的包袱〉一文，因其兼具「承先啟後」之任務，引出最後階段的諸篇文章。
該篇文章就迄當時為止的政策作正負面的評價，進口代替政策的保護措施固然是錯誤的，就連備受稱讚的出口擴展政策，所用的台幣匯率高度低估及外銷品原料退稅，致外貿出超逐漸擴大，到1986年竟然高達46.4%的國內儲蓄毛額用於增加國外資產（即外匯），而不用於國內投資。這種不正常的情形產生了兩個十分嚴重的後果，一是製造業的結構變動，由19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突呈緩慢，表示技術升級停滯；二是外匯存底大量累積，貨幣供給增量鉅大，遊資泛濫嚴重，潛在通貨膨脹壓力、房地產和股票投機、大家樂和六合彩賭博等問題接踵而至。更重要的是，這一筆龐大的外匯存底和繼續增加的出超，正好提供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作為藉口，強迫台灣開放市場和台幣升值。這本來是台灣早就應該逐步做到的，但該做不做而積累到一下子做到的急迫要求，致大多數中小企業難以招架，因而引起嚴重的失業，使原已有退化跡象的社會秩序必將增加一個更大的擾亂因素。此種出口擴張和外匯累積成為政策目標，這樣的政策與18世紀中葉以前歐洲盛行的重商主義，在基本上實在沒有什麼不同，因而邢先生將之稱為「新重商主義」。在文末，邢先生引用1987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梭羅（Robert Solow）的一段話作為結尾，此即「台灣的高儲蓄率並未在國內適當的運用，因此大多以出口的方式為國外運用，支持了國外的經濟發展，而換回一筆筆的外匯資產；這筆資產，嚴格的說只是一個外匯累積的數字。台灣政府應該考慮如何運用這筆資產刺激自己國內的投資意願，以及增加工業的產能。多多利用外匯進口資本設備、鼓勵企業大量投資或直接引進外商參與投資，都是現階段台灣為提高投資意願必須採取的積極作法。總之，我認為台灣不應以目前的發展為滿足，台灣的工業基礎還應該再擴大」15。
梭羅的諍言與邢先生的說法不謀而合，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其實自1985年起外匯資產猛增，遊資泛濫就已在台灣作怪，「台灣錢淹腳目」、「五鬼搬運」的熱烈投機炒作更在台灣熾熱上演，迄1990年股市暴跌、泡沫遊戲崩盤，對台灣造成的衝擊無以名狀，不只在純經濟面上受創頗重，更叫人痛心的是：台灣人民的純樸、打拼美德、工作倫理遭到無情摧殘。這種影響既深且遠，而其因果關係是難做明確計量分析的。不過，邢先生和蔣碩傑院士等高瞻遠矚人士事前的警告、建言，如今看來果如耳邊風，而當遊資高度泛濫，危機已然形成時，邢先生還不死心想要亡羊補牢，乃有第三階段一連串時論推銷「中央發展外匯基金」，邢先生選出七篇代表性文章收錄在其《台灣經濟策論》一書中。
這幾篇文章的出現背景雖已如上文所述，但由邢先生自己來說當更真確，且解決方案提出之後的反應、迴響，當中的轉折內幕，也由邢先生描述最為恰當。因此，以下就將邢先生在〈策論〉一書中，對中央發展外匯基金建議及有關討論的〈重刊弁言〉全文照錄：
1980年代前期美國迫使台灣實行自由化、國際化之經濟政策，至80年代中期終於導致國內企業投資意願衰退。國人多以為，美國若不對台灣施壓，台灣經濟必能長久維持繁榮。殊不知80年代前期台灣對外貿易出超加速累積，至80年代中期已使中央銀行擁有之外匯存底達五、六百億美元之多，在國際順位上僅次於西德而居第二。若美國容忍台灣繼續採取反自由化經濟政策，則台灣貿易出超及央行外匯存底必將繼續累積。在按固定匯率結匯之情況下，更大數量之台幣供給必將充斥市場，如此不待多時即將引發一場毀滅性之通貨膨脹與股票及房地產投機，其對經濟及社會後果之嚴重，將遠超過美國迫使台灣改採自由化、國際化之後果。不幸政府原來採取之反自由化政策行之太久，積弊過深；以往在高度保護與扶持下養成之產業，自難經受進口關稅大幅降低及台幣大幅升值等自由化、國際化政策之衝擊，此實為國內產業投資意願低落之最基本原因。依我個人觀察，台灣此時已進入重大危機之非常狀態。然而，大多數企業明知欲解救當時之困境，唯有立即更換大部分在以前保護及扶持政策（包括大幅偏高之台幣對美元匯率）下用以與國外企業競爭之機器設備，並積極講求研究開發；但在保護與扶持環境中養成之企業，多不敢接受此一嚴酷之挑戰，而寧願以遠期外匯操作之接單方式謀取預期台幣升值可能獲得之利益，以求苟延殘喘；或竟以其出口外匯換得之台幣從事房地產及股票投機，謀取非分之暴利。終致傳統之優良工作倫理及樸質社會風氣，在數年間即大部分遭受破壞。近三十餘年來，我一直堅持自由經濟理念，而對政府採取之高度干涉政策批評不遺餘力；今親見政府鑄成如此大錯，竊以為在不違反自由化、國際化之大原則下政府應及早有所作為，以振奮企業信心，提高投資意願，從而化危機為轉機。故在1987年4月在《中國時報》上一連發表兩篇專論，倡議設立「中央發展外匯基金」，每年通過商業銀行貸與企業一百億美元，專供其向國外購置新式機器設備（及轉移技術）之用。同年5月2日，經建會主委趙耀東及副主委王昭明均公開表示對此一建議十分重視，並已交付有關單位詳加研究（見是日《經濟日報》），但此後即無下文。本於敝帚自珍之偏見，自覺關於「中央發展外匯基金」之建議關係台灣前途至巨，故在此後四、五年間連續撰寫一系列專論，分別從不同層面及不同角度討論一切有關之問題。及至最後我已肯定政府方面決不可能採納此一建議，而經濟學界對之亦無任何有意義之反應時，方始決定投筆《注》。在台灣經濟社會面臨重大危機之關鍵時刻，我雖以老病之身，堅守原則，力陳所見，竟未能說服政府適時活用外匯存底，使台灣產業掀起波瀾壯闊之技術革命，使此一小島成為全世界不可忽視之經濟大國，從而能充分掌握自身之命運（包括兩岸關係之發展）。作為一個長期參與台灣經濟發展政策之討論者，衷心感到十分歉疚。
現今政府正斥巨資實行「六年國家建設計劃」，雖其詳細內容未經公佈，亦可推測此一計劃似應兼具全面性與前瞻性。私心正感快慰之際，卻發現此一推測似又不同於有關新聞報導—後者予人之印象，為「六年國建」主要為一創造內需之公共工程計劃，而經建計劃則非其主要內容。果如此，不知經濟當局何時方能改變小格局之心態，提出兼具宏觀性與突破性之發展策略？「時不我與」，不勝企予望之。
（《注》
我提出之建議中，我從未主張央行將外匯存底無償交與企業運用；我僅建議政府設立「中央發展外匯基金」，通過商業銀行按競爭利率每年貸予企業一百億美元。但為回答若干知名人士堅持企業需用外匯時必須以等值之台幣向央行購買，特在此向其中可能贊同1980年代中期政府應設法積極提升國內企業向海外購置機器設備及轉移技術之投資意願者提出兩個不同於「中央發展外匯基金」之構想，尚望惠肯交換意見：
（一）設想在1980年代中期房地產及股票投機已出現「如火燎原」之勢時，央行即斷然採取適當手段自市場抽取相當於一百億美元之台幣資金（照1987年匯率一美元兌三十六元台幣計算，約為三千六百億元台幣，即相當於同年M2總額百分之十），按低利率（武斷訂定抑依競爭之方式決定？）貸與企業，使之轉向央行購買一百億美元，以便向西方工業先進國家購置新式機器設備（包括防止污染裝置）及轉移技術。由此所造成之金融緊縮，可能利多害少;而因此可使企業進行向海外購買機器設備及轉移技術之投資，則大有助於產業升級，故可謂一舉兩得。且央行向市場抽取相當於一百億美元之資金雖然貸與企業，但在同時經由企業向央行購買一百億美元而全部收回，如此央行在次年及以後多年可繼續維持企業更新設備與轉移技術之等額融資，而毋需另闢財源，亦不待企業償還借款以為周轉。
（二）設想央行不自市場抽取相當於一百億美元之台幣資金，而決定增發同額貨幣。如此自不致造成金融緊縮，但亦不會導致通貨膨脹。蓋因央行雖將其增發之貨幣貸與企業，但企業當即向央行購買等值外匯出入正好相抵。如此以後多年方可繼續維持企業更新設備與轉移技術之等額融資，故其結果與前一設想完全相同。
上述兩個構想，以與「中央發展外匯基全」之運作比較，顯示在任一構想之下，央行對企業每年向海外購置價值一百億美元之機器設備及技術轉移之融資目的均可達成。不同之處，在於為達成此目的所採用之手段。（一）要求央行向市場抽取相當於一百億美元之台幣資金，此項要求在1980年代中期雖可能有助於消除遊資泛濫之威脅，但能否做到恰如其分，工商業者及學界人士恐難達成統合意見，因而央行或不敢貿然嘗試。
至於（二）之運作，其涉及台幣交易部分僅系內部轉賬，故可避免上述關於（一）之爭論。就此點而言，除運作主體不同以外，「中央發展外匯基金」建議與（二）並無不同。「基金」在向央行取得外匯時，在形式上亦可先向央行借入等值之台幣，作為另向央行購置外匯之支付工具；而在其最後停止運作時，在形式上亦須先將其原來向央行購得之外匯總額換成台幣，然後用以償還當初為取得外匯基金而向央行所借之台幣債款。惟「基金」亦為一政府部門，其與央行之間因外匯轉移所涉及之台幣交易同樣屬於內部轉賬性質，故亦不影響台幣實際供給。（請參閱〈台灣當前經濟問題的兩個重要層面〉第五節）。然而「基金」與（二）在實質上亦有其不同之點：首先，依我個人之構想，「基金」委員會為一由央行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組成之專責管理及規劃機構，其實際貸放運作，則悉委之於全台所有商業銀行；而（二）則集規劃與實際運作於央行一身或由央行指定交銀及匯銀承辦其規劃之實際業務。無論就決策周全性及運作效率比較，二者之優劣判然。其次，在（二）之構想下，企業實際上僅能向央行或其指定銀行借用購買外匯之台幣資金，而「基金」則通過所有商業銀行直接向企業貸放外匯。在1980年代之下半期，台幣相對於美元繼續升值已成為普遍預期，企業償還長期台幣借款或美元借款之得失比較、以及因此一考慮使之對以上兩個構想下政府着眼於產業升級之企業投資融資計劃之反應，不言可喻。
以上所陳，旨在澄清若干人士對「中央發展外匯基金」可能發生之誤解。不知在上述三個構想之外有無其他更為周全之有效策略？願聞高見。）
由這一大段言論中，可知邢先生極力為其提出好似政府干預的「中央發展外匯基金」辦法澄清，苦口婆心地表明並未放棄自由經濟基本理念，畢竟錯誤已鑄成，為能化危機為轉機，乃用非常手段且融入市場機能的方式來將泛濫遊資導入生產用途，一來免於泡沫擴大，二來又可厚植產業長期發展基礎。邢先生雖一再嘗試將政策方案講清楚、說明白，也期盼質疑者能做理性辯論，但冷淡的反應讓邢先生唏噓不已。16
邢先生尊崇自由經濟觀念，主張自由經濟政策，對於政府主導「產業政策」自是不贊同，雖然他已將其抱持的理念經由討論、學術論文及文集予以傳布，但也期盼能有同道一起幫忙，因而時常注意有無提出類似觀念的同好。夏道平先生和蔣碩傑院士等就是如此結為好友，就是對於後輩也以鼓勵的方式來表示。我與邢先生熟識就是如此。
記得1989年3月6日我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名為〈明星工業―借屍還魂的「策略性工業」？〉時論，隔天轉來一封邢先生的親筆函，對拙作論點表示贊同，並勉勵有加。該文旨在評論當年經建會規劃明星工業，主要在規避美方對策略性工業政策施以不公平貿易調查，換個名稱但實質仍同，都要以政府之力選擇、扶植。凡是有自由經濟理念者，都會對此類的產業政策采負面看法，理由有許多，其中之一即「保護往往是愛之適足以害之」的基本道理，我曾將此道理寫成短文予以闡述，也頗獲邢先生的認同。那篇文章收錄在1989年5月出版的《經濟學的天空》一書中，在邢先生寫的序中特別推薦普通讀者先讀這一篇，為何我要費筆墨寫這段過程？為的是凸顯出邢先生對自由經濟的堅定信仰，連對素昧平生的無名後輩只因稍一宣傳自由經濟理念就去函打氣並答應寫序。17
自由經濟體制或社會並不是不要政府，也不是認為政府是必要之惡，正確的看法應是將政府視為一個特殊機構，它有該做的事，所謂的「做對的事，把對的事做好」就是！不過，如何定義「對的事」卻是頗棘手的課題，而且由於政府機構裏面的成員也是一般凡人，同樣擁有七情六慾，在「求利」和「私利」已被窄化為「物質」利益的時代，政府官員難免放棄該擔當的任務（這些事情往往吃力不討好，物質利益很小），反而去從事不該做的事，而一般人所認識到的經濟層面又通常是經濟成長率這種狹隘定義，在「總體經濟學」興起之後，政府可以撥弄成長數據或「精密調節經濟體系」就成為主流思想。不過，即使是此種狹義的經濟成長，政府終究還是力不從心的。在邢先生的眼裏，1997年中回歸中國之前的香港，是一個示範自由經濟體制下政府應該有何作為的絕佳實例，他在1982年8月18-21日刊登於《中國時報》的〈一塊石頭的奇蹟–香港經濟成長的故事〉一文，就明白地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政府角色。
在此政策下，政府的應為之務是維持一個安定的社會和利於發展的環境，至於如何利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生財致豐，進而推動經濟發展與成長，則完全屬於私人範圍的事，因而不加干預。在這個政策下，私人企業只要是符合一般工商法規，都可以自由設立、自由經營、自由退出，這種自由包含資金移動和資源配置的自由。為何需要這種自由？原因是經濟關係太複雜了。只有私人自己知道他們的利益所在，也只有他們自已知道如何趨利避損，同時也只有他們自己能夠隨時隨地把握機會，負擔風險。政府官員無論如何精明幹練，也不可能知道私人的切身利害，所以對私人的經濟活動最好是「任之聽之」。18
政府的積極不干預，除了在所謂的經濟面之外，社會福利事務也是一樣。雖然邢先生在這方面並沒有明顯的主張出現，但由他在1994年3月底對我與謝宗林先生合撰的〈老人年金、所得分配與儲蓄〉一文論點表示認同，應可窺知邢先生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看法。由於該篇論文強烈質疑藉助政府強制力規劃，照料老年生活問題，不僅是將之與「工程問題」歸為同類，對於「個人自由與責任」這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個人基本價值予以摧殘，且由歷史事實資料可以預知包括國民年金強制保險在內的一切「社會福利」強制措施，終將失敗並將造成難以彌補的嚴重後果。
這種觀點也是典型的海耶克看法，而社會福利且有「冷的社會主義」之稱呼，此有青蛙的寓言可供參考，亦即：將一隻青蛙丟進一鍋沸水中，它會立即跳出，因為水深火熱，但將之放在一鍋冷水中，它會乖乖、舒舒服服地待着，此時在鍋底引火加熱，青蛙將會感到溫暖、舒服而熟睡，最後的結局就是被煮熟、死了。這則生動寓言鮮活地道出社會福利的惡果是緩慢來到，一旦出現卻難以救藥。19雖說邢先生未有文章仔細談論此課題，或者由於台灣在1990年代以前並未有社會福利的爭議，但邢先生在《通俗經濟講活》中第七講〈集體經濟制度的全能與低能〉和附錄四〈關於集體經濟計劃辯論的現狀〉，以及《台灣經濟策論》中附錄二〈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壓倒集體主義經濟濟理念以後–為紀念一代宗師海耶克逝世而作〉中，其實已充分顯示他對海耶克主張的認同了，而海耶克對經濟管制、干預政策和社會福利皆持反對態度，也想當然可在邢先生身上看到啦！
五、邢先生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感慨
1950年代末期，台灣經濟在尹仲容先生點燃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落實之後，不但快速起飛，且享有「經濟奇蹟」美名，可是迄1980年代末期卻遭逢極大困境。其中的緣由看在親身經歷，見證這段歷史的邢先生眼裏，難免五味雜陳，在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各篇文章中都一再地評論，《台灣經濟策論》中第四部分的標題就是「台灣經濟發展政策的反省」，涵括了四篇文章。第一篇〈一個長期參與台灣經濟發展政策討論者的感想〉，邢先生說是綜合文，扼要陳述台灣經濟何以在1960年代初期以後二十年間，雖仍持續發展但始終未能突破產業升級瓶頸，以致在1980年代經不起自由化、國際化之壓力而陷於極度困難，更遺憾的是，政府有關當局既無積極解救方法，又不接受他人建議，坐令台灣經濟在央行快速累積美元外匯存底之巨富中與台灣社會風氣同趨下游。在感概之餘，邢先生乃更懷念尹仲容先生1950年代對經濟問題所展現之果斷作風，而對當時官員的憂時憤世心情表示諒解，但對他們對尹先生的誤解卻深覺不能不辯，於是寫下〈尹仲容先生與我的一段交往–早期自由經濟觀念的溝通〉。同時，又見自1960年代初即與台灣在經濟發展政策方面並駕齊驅之南韓，當時遍受國際重視，感慨之下乃撰寫〈南韓在經濟上較之台灣強在那裏？〉，闡釋兩國經濟轉型及產業升級因決策者之態度而有重大差別。最後一篇則是邢先生深感經濟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密不可分，借着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去世，撰寫〈政治與社會的創新對現代經濟成長的重要–顧志耐教授的研究留給我們的啟示〉，再對影響各階段台灣經濟成長之有關因素進行有系統之深入分析，希望喚起國人重視政治與社會制度不斷創新的重要性。
這些篇章固然都是邢先生對台灣經濟政策的論評，但最具代表性，或可說是邢先生在世時最後一篇對台灣經濟深入檢討的文章，應是1993年9月15日發表在《遠見雜誌》的〈台灣做錯了什麼？—回顧經濟發展〉20。光由文章題目就可明白邢先生對台灣經濟發展經驗有獨到看法，一開頭，邢先生就對汗牛充棟的國內外探討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研究和討論，認為過於強調「正面啟示」，卻對「反面教訓」少提，邢先生覺得這是誤導，因為「台灣經濟發展經驗並不完全是那麼一回事」。那麼，邢先生心目中的真相何指呢？首先，1949～53年間完成的土地改革，邢先生給予高度評價，不但農業生產力因而顯着提高，農產品和農產加工品出口增加，外匯供應改善，農對非農部門購買力提高，非農部門產品銷路較寬暢，糧食供應充足有助物價上漲壓力之緩和與工資之穩定，而且佃農取得土地、地主成為四大公營企業轉民營後的大股東，經營效率提高很多。不過，台灣地狹人稠，只靠發展農業及農產品加工業，絕不可能提供足夠就業機會，對日治時代殘存和經過重組的公營事業也不能寄予希望，1950年代採用進口代替政策，提供各種優惠，並高築關稅壁壘的各種非關稅方式限制外國品進口以保護內銷市場，這種保護政策又搭配複式匯率、低利率、外匯和金融管制，其複雜程度對台灣經濟發展很快到達「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地步，於是外匯和資金無法有效運用，貨品競爭力弱，不但不能出口，且在本地市場也嚴重滯銷，致1950年代後期生產設備閒置程度駭人聽聞。在此背景下，1956～61年進行大刀闊斧外匯貿易改革，複式匯率改為單一匯率，進口品采差別申請限制取消，單一匯率接近市場（黑市）匯率，就在進口申請簡單化和出口障礙清除下，本地產業才挾低工資優勢沖向國際市場，從此揭開台灣經濟發展序幕，這也是有名的1960年代初期的出口導向政策。
在邢先生看來，1960年初期以後二十餘年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主因只有一個，就是第一階段經濟自由化的外貿改革（也就是尹仲容先生主導下的自由化運動，或出口導向政策）；助因有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穩健的預算控制，經由教育普及和改進而不斷提升的人力品質，以及純樸勤儉的社會風氣。邢先生特別強調，這一段話雖與一般關於台灣經濟發展政策的討論互不衝突。但一般討論卻予人「第一階段經濟自由化之後，政府當局更進一步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印象，而邢先生卻認為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深刻感受到自從第一階段經濟自由化之後，1950年代採行的其他反自由化措施在基本上並未改變，就備受推崇的外貿改革來說，後續任務並未完成：進出口結匯未取消，匯率仍由央行武斷訂定（直到1986年，之前的大多數年份都是1美元固定兌40元台幣，此一直低估台幣價值，因而對出口特別有利，是一種「隱形出口津貼」）。在產業保護政策方面，迄1980年代政府屈服於不可抗拒的國際壓力前，也沒什麼改變，甚至變本加厲地遂行一波波的進口代替，如1950年代即已開始的設廠限制，不但繼續，還進一步授權若干製造業公會，對其產製品同類品進口另加簽核。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實例，是素以「特權聞名的公營企業，數十年來仍屹立不搖」21。邢先生還以數據證明公營事業的生產效率遠低於民營事業，凸顯浪費情事，除了公營事業外，在高度保護政策下受特惠的民營企業也呈現類似情況，裕隆汽車是眾人皆知的例子22。在批評之餘邢先生也不否認第一次經濟自由化後，政府曾引進一些有助於鼓勵投資及擴張出口的措施，但邢先生更堅信，若在第一次自由化完成後，政府當局能持續外貿改革未竟之業，如逐步取消進出口結匯及任由市場決定匯率，同時按一定時間表取消一切反自由化措施（分批改善公營企業的經營體制、全面革新稅制、機動降低關稅率、促進金融現代化等等），則這些措施都無關宏旨，而且全面自由開放的強大活力必能在不太長的期間使剩餘勞力充分吸收，不待政府的指示，善於適應的本地產業也會由勞動密集型蛻變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結構。不幸的是，政府當局非但沒有持續第一階段經濟自由化政策，且仍着眼於進口代替，甚至特權維護，與全面自由化背道而馳，結果是：受特別庇護的公民營內銷產業不長進，原本朝氣蓬勃的出口產業，也因進可外銷謀取出口融資優惠和台幣長期低估利益，退可內銷享受關稅及非關稅限制進口的保護，並可採取「以內銷補貼外銷」的國內外市場搭配策略以兼收輕而易得之利，自然不易養成在國際市場上公平競爭的意識，因而不能隨時體察國際市場動態以進行必要的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
邢先生特別提醒注意：儘管1960年代初完成的第一階段經濟自由化摻雜了反自自由化政策，但因其究竟消除了偏高的複式匯率和繁雜的按照類別審核貨品進口所產生的困擾，將進口代替導向推到新方位的出口擴張導向，而後來繼續推行的反自由化政策，只不過是50年代進口代替政策的延展。因此，1960年代初期以後的經濟發展政策，與50年代政策的主要差異，只有出口擴張導向而已，也就是這個政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遠大於持續進行的進口代替政策之負面影響，才使自1960年代初期之後的台灣經濟歷二十餘年而不衰。
不過，時日一久，反自由化政策的影響逐漸超過60年代初期自由化政策的影響，而1970年代後期起，尤其是80年代前期，貿易出超劇增，外匯存底不尋常急速升高，地價狂飆形成缺乏實質的繁榮，而經濟病根迅速蔓延、擴散（國內產業投資持續衰退），邢先生稱此病症為疑難雜症。表面上，1980年代出現的台灣經濟病象，似乎是由於美國強制實施的「自由化、國際化」壓力。但邢先生卻不作如是想，因在出超和外匯存底不斷高升，而央行仍維持固定匯率和結匯制下，央行勢必不斷釋出「強力」貨幣，貨幣供給勢必不斷增加，如洪流般的資金泛濫勢必出現，一場摧毀性的通貨膨脹必不可免，結果是二、三十年來經濟發展成果必將在二、三年內隨風而逝，而且以後可能再沒有重振機會。這樣的悲慘局面並未來到，但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那場泡沫金錢遊戲及其破滅景況想必國人仍點滴在心頭，不過其情勢似乎還在可容忍範圍內。這種不幸中的大幸，邢先生認為該感謝美國在1980年代初期對台灣所實施的開放壓力，但它來得太遲且壓力過猛，太遲使上述的泡沫遊戲還是發生了，過猛則使技術原本落後的出口產業幾沒有緩衝調適的時空，因而多數被迫也加入金錢遊戲行列，結果是：不但艱難創業的業主多數不務正業，一向純樸勤儉的企業幹員乃至基層員工也紛紛離開原來的工作崗位，這些人或直接參加金錢遊戲，或從事於由金錢遊戲刺激成長而易獲暴利的相關服務行業。於是乎，辛苦撐持的企業反受人力短缺、工資高漲和取得工業用地倍加困難之累，更不堪的是，自此之後，社會風氣丕變，社會治安日益敗壞，甚至於影響正在起步的民主政治之發展23。
邢先生舉出在「自由化、國際化」的重大壓力下，進口關稅連續降低和非關稅障礙不斷撤除，且自1986年起台幣大幅升值，台灣GNP年增率至1988年降為7%上下，1990年只為5%。這種幾年連續且穩定的中低度成長，有人解讀成開發中國家過度到先進國的自然現象，若是如此，應隱含着工業發展在技術上已近於成熟，同時第三類產業不但對工業能提供精緻的服務，且對消費者也能提供高品質、多功能的便利。可是1980年代台灣經濟逆轉時所呈現的情況卻是，一個衰敗的無力承受外來競爭的工業，且多數業主又被遊資泛濫沖昏了頭，盲目參加不務正業的股票、房地產投機金錢遊戲，同時金融、商業及消費服務等也多以這個大賭場為中心而蓬勃發展。
目睹及想像此一正在發酵的驚悚局面，1980年代中期那時的邢先生還認定那是一時反常現象，還是相信原來艱難創業的企業主仍可能重新步入正途，並認為1980年代台灣經濟的逆轉還有挽救的希望，於是自1987年四月起連續發表「中央發展外匯基金」系列專論。可惜的是，這項建議未受政府採納，而政府本身又束手無策，於是上文描述過的那場金錢遊戲乃終於發生了24。
邢先生引了蘇東坡〈廬山〉這首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用來形容大家對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觀察，特別是活在台灣的觀察家反而對台灣經濟的真面目了解得不夠清楚。從近處或低處看，台灣經濟發展經驗雄偉可觀；但從遠處或高處看，台灣經濟成長值得欣賞的景觀中，卻預伏了1980年代逆轉的遠因，短短數年間台灣竟累積了如此龐大的外匯存底正是經濟病徵的明證，而這些外匯竟只掀起象徵「發高燒」的金錢遊戲，沒被靈活運用，以挽救逆勢，顯示出政府當局的「短」視與「低」視。在如此感嘆之餘，邢先生對「實用主義」這個被政府決策重視的主義作發人深省的評斷，而實用主義的具體表現可用「在推動方向建立共識下，對無法發揮作用的政策，即予以放棄，對大部分產生效果的政策則繼續維持下去。」這段話來概括，但邢先生質疑說：某些政策之被決定「放棄」是因為「無法發揮作用」，而某些政策之所以「繼續維持」是因為「大部分產生效果」究竟是什麼意思。畢竟事實是：1960年代繼續實行的1950年代所有反自由化政策，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都「發揮了作用」或「大部分都產生了效果」，但所產生的都是「反的」作用或效果，尤其這些政策後來竟拖累了1960年代第一階段自由化政策，使之成為這些反自由化政策的「幫凶」，也終於導致1980年代台灣經濟的逆轉和社會風氣的敗壞。令邢先生沮喪的是，不少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十分欣賞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尤其讚美「實用主義」25，於是邢先生希望他們能謙虛點，在沒充分掌握台灣經濟問題前，不要把架勢擺太高，以免自己的學者形象受到損害。同時，邢先生衷心希望「由過去三十年來的實際經驗，現在和以往的政府當局都學得謙虛一點，承認經過所謂『實驗』證明在1960~70年代『大部分產生效果』的經濟發展政策，正是在1980年代使台灣經濟由高度發展驟趨衰退的政策；而他們主觀排斥未經『實驗』的外匯貿易進一步自由化，撤除關稅保護及整頓公營企業等全面經濟自由化政策，可能正是台灣經濟穩定發展所需要的政策」。這種期望成真了嗎？
六、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重溫邢先生的文章和話語，其高大、偉岸、瘦削且嚴竣的身影栩栩如生浮現腦際，其對「自由經濟觀念」的堅持，苦口婆心推銷自由經濟政策的苦行僧精神更叫人動容，而「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的詩句也不由得浮上我的心頭。
邢先生的行文看似嚴竣，其實心軟、厚道，更不願傷人，對於批判對象從不指名，雖有記日記習慣，也應將諸多內幕實情記在其中。為了讓寶貴的台灣經濟發展實情歷史場景重現，有識之士曾說服邢先生作「口述歷史」，奈何因故胎死腹中，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邢先生離開塵世後參酌其日記來撰寫，沒想到邢先生為了不增添在世者的麻煩，竟然帶着日記一起上天，同時也使歷史成灰燼。
幸運的是，邢先生精心整理出版了兩本重要文集，由這些篇章我們得以了解邢先生自由經濟觀念的浸淫灌輸過程，更明了其不忮不求的書生本色，而其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關切，恨鐵不成鋼的情懷着實令人懷念不已。對照邢先生的言行，今日台灣的景況改善了嗎？由逆轉反正了嗎？向上提升抑往下沈淪了呢？
由邢先生最強調的「自由化」之路來看，1980年代全球一面倒向自由經濟之際，台灣也似乎不落人後，1984年明確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三化政策方向，但流於口惠，終而釀成上文一再提及的那一場金錢泡沫遊戲。當1990年股市由一萬兩千點自由落體至二千多點時，論者以為泡沫破滅了，其實「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何況這種斬草並非我們自動去做的，而是受市場力量懲罰，如果不是美國在我們第一次自由化之後停頓反轉再走回「反自由化政策」之際，藉由中美貿易咨商強壓台灣在貿易保護方面的開放動作，這個泡沫不知還會被吹得多大，其破滅所產生的破壞不知又會多強大呢！怪不得邢先生反而認為應感激美國這個經濟強權。
另一方面，國際潮流早在1947年10月30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簽訂即宣告走回自由貿易老路，但也經四十多年的演變至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才較明確，不過，有形的關稅障礙去除已快速進行，而無形的非關稅領域障礙也在「公平貿易」旗幟下逐步透由談判、溝通而漸進解除。也幸而有這些國際性壓力，台灣的自由化才得以有些進展，可是腳步卻相對緩慢，尤其與對岸中國大陸相較更是凸顯。政府決策者似乎也有此種覺悟，乃有1995年大張旗鼓的「亞太營運中心跨世紀方案」之提出，且一度緊鑼密鼓地推動。可惜的是，一般人還是只認定所謂「有形牛肉」的「六大中心」硬體建設，並不了解「自由開放」、「鬆綁」的真正內涵，於是在核心工作的諸多「管制法令」之修訂廢除上，非但進度牛步化，甚且尚有愈修愈回去的現象，因為「有管制就有特權」、「有特權就有利益」，而這些利益當然屬於「特殊個人或團體」的「私利」。就在利益糾葛、錯綜複雜下，亞太營運中心可說事倍功半，最讓人扼腕的是「兩岸經貿、投資」，其在意識型態和國家安全這些非經濟因素的限制和干擾下，分工合作和比較利益無法發揮（指政治干預），實施「戒急用忍」這種被認為「反自由經濟政策」。結果是：一來台灣失去藉由國際競爭壓力而快速脫胎換骨，讓產業結構自然且快速轉變（或是通稱的產業升級）的契機；二來在保護政策下，特權橫行的局面演成台灣住民深惡痛絕的「黑金」；三來讓民主政治落入民粹而被懷疑，相反地威權政治卻獲致懷念、憧憬26；四來人性再度被引領至唯利是圖、爭權奪利，搞權謀，爾虞我詐等行徑得到提升，誠信的道德倫理又受到踐踏。
此種情勢的演變，台灣產業競爭力優勢逐漸喪失，人性愈見沈淪，社會風氣更加敗壞，「白道比黑道更可怕」的另一種黑金猖獗局面，終於讓台灣住民忍無可忍，在2000年千禧年毅然地讓執掌五十年的國民黨政權下台，希望清新有魄力的阿扁總統清除舊疾。可惜的是，新政府仍未能體察現勢，不但不了解黑金的來龍去脈，以致抓不到根源，而且還儘量掩藏潰瀾傷口，讓它再持續惡化。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在股市護盤，更不堪的是，無法了解政府的正確角色，仍以「萬能政府」的理念來治理政府，當然更談不上自由經濟政策了。
1999年10月紀念蔣碩傑先生逝世六周年時，我就曾感慨地呼應弗利曼對世人阻擋、排拒自由經濟的說法，因為表面上似乎人人都在說自由經濟已成世界潮流，經濟無國界也被掛在嘴邊，而「尊重市場」更被決策者念茲在茲，但實際上所作所為仍以「管制」為主，法令、規劃無所不在，人民行為的自由度不增反減。雖然WTO的出現證明市場力量有如「生命是會自己找尋出路的」無形大道，但坎坷之路所衍生的代價卻讓人唏噓不已。重讀邢先生的著作，癥結就很明顯地浮現，此即正確的「自由經濟觀念」未能普及，甚至受到嚴重的抹黑、扭曲。如何讓自由經濟觀念在地球人，尤其是在未來的政府決策者的年輕一代身上浸淫灌輸，讓此理念落實生根，恐怕是紀念邢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最有意義工作，而由邢先生有關篇章的散佈也應是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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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