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出版香港，是一種對極權的抵抗。（合成圖片）
【編按：中研院社會所在今年成立「香港主題研究小組」，推動香港研究並進行資料收藏。今年12月8日將舉辦「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國際研討會，將舉辦兩場主題演講，分別由李立峯和孔誥烽主講；一場「在海外推廣香港研究」圓桌論壇，由李靜君、梁啟智、單國鉞引言；並有七十篇左右論文發表。本報特邀香港小組召集人吳介民，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合作策劃「研究香港」專題，由左岸文化總編輯黃秀如發表第四篇，談台灣出版香港研究的近況。本文娓娓道來，扣人心弦。】
在台灣出版香港，是一種對極權的抵抗。
2015年冬天，一部預言香港未來命運的電影《十年》上映。台灣這邊已經聽說香港映演盛況，卻只能忍到2016年夏天才有機會目睹。其中第三段〈方言〉出現一句的士司機的對白：「以前不懂英文就沒工做，現在就什麼都要用普通話」，這一句重重地打到我。小學的時候，被罰站在講台上的同學身上掛着「我不講方言」的狗牌，和銀幕上不時拍到的大大「普」字，在我腦中交疊呈現。
雖然大受震撼，但我當時沒想過要在台灣出版香港議題。「香港」作為一種出版路線，並不在左岸的規劃當中。如果有所謂的地緣政治或區域研究，那麼左岸的重點是「中國」，無論是中國新上任的領導人習近平、中國共產黨的威權體制，還是中國的公民社會，試圖研究中國、理解中國、出版中國，目的是讓讀者在思考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時，可以有個參照的框架。尤其是歷經太陽花運動後，北京對台灣施加的作用力逐漸得到台灣社會的正視，「中國因素」遂成為左岸最具代表性的路線之一。
回不去郁躁的家邦
左岸出版品第一次觸及香港，是在〈中國因素〉系列編號10《吊燈里的巨蟒》（2017）第四章〈香港「愛國教育」的在地協力機制〉（由葉國豪撰寫）。為什麼一本以台灣為主的專書要加入一章香港呢？主編之一、中研院社會所的吳介民老師說，「中國因素帶來全球性的衝擊，只是各國受到影響的程度會因地緣政治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本文對台灣個案的分析方法，可否延伸到其他區域？香港是最佳測試地點。從台灣經驗中歸納出來的『中國因素在地協力機制』分析架構，能否適用於中港關係？或者，反過來思考，香港經驗可以給台灣帶來什麼研究啟發？」
「趕着出」之後成了製作香港議題出版品的前提，一方面是讀者急切地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一方面是作者與編者擔心來不及留下紀錄，後世就會不知道這一段香港故事。（美聯社）
香港經驗早就在那裏，我們只是太關注自己，沒有意識到香港有多重要。這時，上天給了左岸一個補課的機會。在香港大學學苑編輯出版的《香港民族論》（2014）中，吳叡人老師發表了一篇以香港民族主義為題的文章，他向左岸推薦同書的另一位作者徐承恩醫師，詢問是否重新在台出版他撰寫的香港源流史。為了向台灣前輩作家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致敬，徐承恩把他在台重出的著作更名為《香港，郁躁的家邦》（2017）。在2016年秋天談好合作的當下，誰想得到，後來徐承恩也步上王育德的道路，回不了自己的家邦，而他寫的書也和王育德寫的書一樣成了家邦的禁書。
反送中逼出了芒果乾
誰又想得到，2018年2月發生在台灣的一起命案，從此改變香港的命運。香港永久居民陳同佳在台灣旅遊期間殺害同行女友潘曉穎後逃回香港。由於台港之間並無司法互助或移交協議，以致陳同佳無法被引渡到台灣受審。此案經過台港政府間幾番交涉，始終沒有達成共識。2019年2月港府宣佈提交修訂《逃犯條例》，容許港府可以「一次性」、「專案」或「特設」的協議，將疑犯移送到中國各地。擔憂香港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將因此受到削弱，一萬兩千名香港人在3月31日走上街頭。
以「反修例」（「反送中」）為名的抗議行動開始爆發，參加的人數越來越多，市民的憤怒越來越強烈，上街的名目也不再只是反送中，香港人還要實現真的雙普選。另一方面，在台灣遙望香港人反抗與被鎮壓的我們也有自己的焦慮。蔡英文總統率領的民進黨輸掉了2018年底的地方選舉，婚姻平權與東奧正名沒有通過公投的考驗，國民黨的大勝讓藍營信心滿滿地劍指2020年總統大選，從2014年太陽花運動推翻服貿協議以來的台灣主體意識遭受到嚴酷的打擊，也就是在那一年，台灣人發明了「吃芒果乾」（亡國感）這個說法。
如果不是強烈的亡國感，台灣人會這麼重視香港的公民運動嗎？我不確定。但是從出版品來看，隨着香港的運動越趨激烈，台灣對香港的討論也就越趨熱烈。當年9月10日，一群署名為「22 Hongkongers」的作者在台灣出版了《自由六月》（新銳文創），提供來自香港跨界的第一線觀察。另一群香港人所編寫的《反送中攝影集：願榮光歸香港》，才在11月27日由奇異果文創推出上市，兩天後隨即出版《反送中攝影集：年輕的苦難》，後者並非原先規劃，而是因為11月連續發生了中大二號橋事件與理大圍城，於是趕着出了第二本。
想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趕着出」之後成了製作香港議題出版品的前提，一方面是讀者急切地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一方面是作者與編者擔心來不及留下紀錄，後世就會不知道這一段香港故事。同年，醫生史家徐承恩在看診之餘筆耕不輟，不僅同時修訂《香港，郁躁的家邦》，增添三萬字最新發展，又把時論集結出版《思索家邦》（前衛），試圖探討自己的史觀究竟有何政治社會的意義，尤其是把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置於中國崛起的脈絡之下來看。台大社會學系的何明修老師在左岸出版的《為什麼要佔領街頭？》一書，最初主要是在比較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誰想得到反送中如火燎原，何明修和主編每天都在煩惱討論反送中的部分要寫到哪一天為止。
越是逼近2020年1月11日的大選，台灣選民的焦慮就越嚴重。先是源自太陽花運動的口號「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再度被拿出來證明「一國兩制」的不可行，然後是香港朋友對台灣人的呼籲：「一國兩制，我們只示範一次」、「敬愛的台灣朋友，請踩在香港人的屍體上，勇敢地為台灣、為香港，投下保護台灣的一票！」就在這個歲末年初之交，春山出版了兩本能夠互相參照的作品：年前是與失敗者聯盟合作《亡國感的逆襲》，透過探問亡國感是什麼來尋找台灣的機會在哪裏；年後是中文大學講師梁啟智的《香港第一課》，以三十六個提問討論香港的認同、制度和未來，原本是為了化解中港鴻溝而寫，說不定對台灣人了解香港更有幫助。
書寫反抗共同體
好在台灣人沒有辜負香港人的期望。投票結果出爐之後，港台兩家最重要的網絡媒體「端傳媒」和「報導者」，隨即將過去一年來反送中的紀實報導送印。由李志德帶領的端傳媒團隊攜手吳介民的《2019香港風暴》（春山），集結了超過三百篇的新聞、評論、訪談、民調與分析；由李雪莉主持的報導者團隊則找了吳叡人合作《烈火黑潮》（左岸），整合了報導者擅長的大塊文章、新聞攝影、關鍵詞與大事記。兩家媒體對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的詳實報導與出版，不僅得到港台兩地讀者的大力支持，也在翌年得到素有亞洲普立茲獎之稱的亞洲卓越新聞獎（SOPA）給予肯定。
2020年開始，世界深陷COVID-19的恐慌，邊境管制讓港台之間的交流被迫停止，絕望的氣息如病毒一樣蔓延。夏天來臨前，我收到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馬岳老師傳來的書稿。老師希望如果有人要推介一本書，讀畢就可以明了反送中運動，這本書會是一個好的選擇。就在我們「趕着出」的過程中，香港在7月1日正式實施《國家安全法》。三個月後《反抗的共同體》出版並在年底榮獲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評審團認為，在國安法籠罩香港的今天，以書寫介入更需要莫大的勇氣。不克來台的馬岳捎來得獎感言：「執筆寫這感言時，我的臉書上都是香港電影人在金馬獎得獎的分享，令我充分感受到台灣對香港的支持，以及兩地在文化和精神上的緊密聯繫。這本書能得到的所有榮耀，自然都應該是屬於2019年那些展現反抗精神的香港人的，我只是一個記錄者而已。」
紅着眼睛離開浮華盛世
還有一個人值得一說。在左岸出版《烈火黑潮》時，香港漫畫家柳廣成為報導者畫了一幅爆眼少女「沒有暴徒祇有暴政」的海報。大選結束的第二天，雪莉寫了主編跋〈兩場選舉，一個意志〉，廣成臨時畫了一張圖給我們：手拿洋紫荊的少女撲倒在中國地圖上，對岸的台灣有一張選票。廣成說：「我不是什麼競選團隊，我在香港，只是隔壁岸上的鄰居。但卻有感而發，很想這樣謝謝你們的投票……這一票，是我們即使用盡鮮血生命淚水都得不到的。」半年後，廣成再次出手，這次是他自己的作品集《被消失的香港》（蓋亞）。我找他幫《反抗的共同體》畫封面，他二話不說就給了四個構想，最後定案的這一幅是一位年輕人在自家窗口進行沉默的抵抗。
最近看到臉友在討論新加坡歌手許美靜的名曲《傾城》，作詞者是香港兩個「偉文」之一的黃偉文（另一位是本名梁偉文的林夕），臉友認為這首寫於1997年的詞曲是獻給香港的情歌：「紅眼睛／幽幽的看着這孤城／如同苦笑／擠出的高興／全城為我／花光狠勁／浮華盛世／作分手佈景」，1997年7月1日如是，2020年7月1日之後亦如是。很多人紅着眼睛離開，去了英國，去了加拿大，去了澳洲，來了台灣，也許短暫停留，也許落腳生活。他們成為所謂的「離散港人」，雖然已經和香港分手了，但香港人意識仍緊緊地把他們系在一起。
深切體會專制的邪惡
台灣毫無意外地成為離散港人可以自由發表的一處園地。2022年3月，「佔中三子」之一的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出獄兩年，在台灣重新出版了獄中書簡《受苦與反抗》（聯經）。老師以美麗島受刑人和陳文成的家屬為例，回答港人詢問為何公義遲遲未有彰顯？「也許經過多年後回首，才能領悟到人們必須經歷這些苦痛，才能深切體會到專制的邪惡、自由的可貴。」7月，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張燦輝在左岸重新出版了《我城存歿》。老師給了兩張他拍的照片：一張是1997年9月自啟德機場飛往上海的俯瞰鏡頭，當年「我們憧憬香港的未來如何美好」；另一張是老師拍攝的南極，「前景雖然看不透，但我知道仍有光。」2023年5月，《失敗者回憶錄》（印刻）在李怡先生身後出版，遙想台灣戒嚴時期，李怡創辦的《七十年代》是香港言論自由的表徵之一，如今時移事變，令人唏噓。
如果不是強烈的亡國感，台灣人恐怕不會這麼重視香港的公民運動。（美聯社）
港人不只在台灣出版著作，也在台灣開辦出版社出版港人的著作。前香港中文大學社科院副教授沈旭暉先是創立「一八四一」，出版了加山傳播的專訪合輯《香港甚好的片刻》、前信報總編輯練乙錚的政治評論《驚心集》、前天地圖書總編輯顏純鈎的時評《香港我的愛與痛》；又協助香港作家鄧小樺創辦「二○四六」，出版了陳冠中的評論集《又一個時代》以及港人的文學作品。港人也辦實體雜誌《如水》，每期討論對香港社群或香港國際定位上具公共意義的議題，自2021年1月創辦至今已發行了十一期。港人也有自己愛去的書店「飛地」，自2022年4月由資深媒體人張潔平創辦至今，每一場關於香港的活動都會擠得滿滿滿。
除了以中文在台灣發表的出版品之外，外語世界對香港的關注絕對不少。購買外文版權雖然需要懂得香港的翻譯人才，在製作時間上又更加費時，但外語世界的作品往往可以提供給讀者一個更寬廣的認識框架，而這些作者對香港一點也不陌生。海外特派記者出身後來成為歷史學家與旅遊作家的珍．莫里斯，在主權移交前寫了《大英帝國的終章》（八旗）；也是記者出身後來成為香港廣播人的韋安仕，在情勢所逼離開電台後寫了《逆天抗命》（左岸）；在香港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當代中國研究者阿古智子，寫了她對運動的田野調查《香港＿何去何從》（玉山社）；出身香港如今在美國任教的孔誥烽，從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寫了《邊際危城》（左岸）；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凱大熊，寫了《異國兩制》（堡壘）分析香港民族主義的起源；曾派駐北京長達十年並研究中國的林慕蓮，寫了《香港不屈》（八旗）獻給她成長的城市香港；直到現在仍為香港大聲疾呼的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寫了《末代總督的告解》（一八四一）與《香港日記》（黑體）。
在或不在香港，繼續說下去
《當代中國研究通訊》主編吳介民老師邀我寫一篇在台灣出版香港議題的文章，我覺得很心虛。回想2016年冬天第一次見到徐承恩之前，我沒看過任何一本香港研究。誰想得到，七年來左岸竟陸續出版了十多本討論香港、涉及香港的作品，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又接連推出五本：吳介民和黎安友兩位老師主編的《銳實力製造機》分析了八個香港和台灣個案；徐承恩在《未竟的快樂時代》對民主回歸世代提出批判；張燦輝在《山城滄桑》悼念回不去的香港中文大學；孔誥烽在《帝國爭霸》探討美中鬥爭的起源、動態與規律；「佔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在《敲鐘者言》回顧自己從草民、牧民到公民的一生。現在，我應該可以確定「香港」是左岸的出版路線了。
回到《十年》第五段的〈本地蛋〉。在影片預設的2025年（離現在已經不遠了），出現「本地」（本土意識）這兩個字是違法的。香港最後一間養雞場即將關門，以後再也沒有本地蛋可吃。販售日本漫畫、雜誌的小林書社店主安經常被少年軍（影射紅衛兵）騷擾。某一天，在店面遭少年軍蛋洗後，安帶着雜貨店老闆森哥以及暗地裏給安通風報信的明仔，來到他收藏禁書的樓上基地。安跟森哥說，這樣那樣的騷擾，他都習慣了。森哥嘆了一口氣，說：「千萬不要慣了，就是我們幾代人都慣了，你們才要這樣。」
最後，直接引用梁啟智老師的新書《香港公屋》（春山）：「……寫着寫着，我逐漸發現我要談的不只是公屋：印象被定形、生活被規範、需求被馴服、聲音被代言……這些事情，當然不只在屋邨發生。在屋邨中，政府在生活的位置相對明顯，規限和挑戰因而相對直接；但同樣的困難，可不限於屋邨，甚至不限於香港……走遍全港大小屋邨之後，我得到的最大感應，大概就是黃偉文筆下那位少年的躁動：說話很難，但還是要想辦法說話。畢竟無論是在或不在屋邨，在或不在香港，如何讓自己繼續說下去，如何讓更多人能夠說下去，應是我們既生為人的功課。」
※作者黃秀如是左岸文化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