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模式雖在硬件建設上有過短暫輝煌，頗具迷惑力，其實有長遠的致命缺點。土地財政目的在最大限度地攫取民眾儲蓄，必然將土地和房價推到天價，使作為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來源的農民群體無力也無權購買。由於無人接手樓宇，房市泡沫隨時可破。這種模式除了具有排斥農村人口的劣根性，違反城市化真諦外，財政上也無法持續。土地既然國有，就無法名正言順地徵收各種地稅，使政府無法獲得細水長流，可以永續的財政收入。隨着基礎設施日益老損，今後保養和維修城市所需的龐大費用會捉襟見肘。今日靚麗的城市外觀能避免上海當年的心酸故事嗎？1990年代初上海經過計劃經濟的幾十年折騰，變得破舊不堪，世人不敢相信這曾是光彩照人的東方巴黎。
張：既然要素市場如此重要，中共也一度以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發誓要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用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為什麼又出爾反爾，不允許發育要素市場呢？
文：我的判斷是，黨內保守派不願向要素市場的發育開放綠燈，是出於對失去尋租特權和失去對民眾控制的恐懼，便以意識形態為藉口，加以阻擾。18屆3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來得太遲，又沒有實行細則和時間表。這份決議如果在加入WTO之前通過，藉助WTO帶來的比較寬鬆的國際環境，以及隨後高速增長帶來的充沛就業機會，也許有一絲希望，使要素市場逐漸發育。
三大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是直接衝擊黨國體制的。首先，資本市場。其發育需要以下條件。首先，國內外信息必須自由流動，投資者必須得到透明的政、經信息，以免受到蒙蔽，錯誤決策。人民幣能自由兌換，資本能自由進出。對私有產權要有穩定而強有力的保障，使國內外股民對中國資本市場有長遠信心。這些條件對依靠暴力和謊言統治，並擔心私人企業坐大，構成對權力挑戰的中共保守派來說，都是致命的。以上海自由貿易區為例，前總理李克強一上台就推動這個項目，直到卸任，也沒有實質性進展。如果連自由貿易區都做不到自由，真正的資本市場又從何談起？
其次，土地市場。其發育需要允許農民自由退出現行的強制性土地集體所有制，允許自由買賣土地。但這樣一來，中共就無法搞土地財政，斷了"中國模式"的主要財源。在"中國模式"下，農民的主要角色仍定位於奉獻，保守派不會同意向農民讓渡土地財富，自斷黨國的財源。
其三，勞動市場。首先要廢除現行戶籍制度,特別要廢除不准農民工在打工地落戶，實現與配偶及子女團圓，完成人口的再生產和知識的代際傳承。只有廢除歧視性政策，才能發育出城鄉統一的，一視同仁的勞動市場。但是，目前的歧視政策不需負責農民工在打工地完成人口再生產所需的全部成本，特別是住房成本，養老和醫療成本，以及子女的教育成本。黨內保守派以為用這種低人權換來的中國製造品的成本優勢，可以抓住百年不遇的機遇，彎道超車，奪取經濟霸權。儘管農民工已經一條腿跨入城市，卻不准他們落戶，其子女喪失了接受城市文明薰陶，實現階層提升的機會。他們被迫成為滯留農村的留守兒童，帶着一口鄉音和低劣的鄉村教育，重複父輩進城打工的老路。如果經濟狀況繼續惡化，甚至連這種希望都會喪失。可是，對保守派來說，戶籍制度除了能降低勞動成本外，還是控制民眾的利器，必然反對早日廢除。
如果三大要素市場能順利發育出來，並由它們決定性地配置資源，政府和黨擁有的隨意干預經濟，操弄資源配置的權力就要交還給市場。經濟發展就和黨就沒有太大關係。黨內的尋租者魚肉人民，控制民眾的權力會大大減少。人民通過在市場上的自由交易，就把資源配置了，收入分配了，懶惰者受到了懲罰，勤勉和有創造性的人得到了獎勵。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黨的勢力範圍之外。所謂吃黨的飯，不能砸黨的鍋的現代神話不攻自破。這自然是黨內保守派最害怕的，因而必然拼命阻擾。
張：去年末，三年疫情封控解封，至今中國已經出台了眾多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但市場反應冷淡，甚至出現通貨緊縮現象，其原因與以上全球化、要素市場和城市化受挫有關嗎？
文：我認為直接有關。清零政策暴露了這個政權為了維護一黨獨裁，可以一意孤行，罔顧民意、國際輿論、科學結論，甚至各國的最新經驗。中共自稱生命至上，指責拒不採用清零政策的其他國家罔顧生命，甚至下賭，其他國家會陷入疫情困境，只有中國一枝獨秀，以證明中國制度的優越。可是，中國民眾發現，拒絕清零政策的國家反而更早走出疫情，恢復經濟活力。它們的民眾也沒有遭受人身自由的蹂躪。這就引起中國民眾，特別是精英階層的強烈不滿。他們原以為，惟有清零政策才能防止大禍臨頭，卻發覺這是中共用以恐嚇，脅迫民眾的天大謊言。這種對人權的無底線侵犯引起人們怒火中燒。年輕人更勇敢地以白紙運動的方式聚眾抗議，迫使當局灰溜溜地放棄清零政策。然而，政策轉向如此突然，無數老人猝不及防，紛紛謝世，乃至無法火化，爆出人間悲劇。一個自詡的抗疫優等生，以為能引領世界，卻在眾目睽睽之下，成為舉世鄙視的劣等生。為了遮醜，中共又要人民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這種愚蠢，顢頇和蠻不講理，導致民眾對黨國體制的極大懷疑，對未來進一步喪失信心。
今年已經大半年過去，各項經濟指標卻一直十分難堪，並表明經濟十分疲軟。我認為不全由清零政策引起，而有更深層原因。下面，用經濟增長的三大終極源泉的理論框架，解釋為何"中國模式"早已山窮水盡。中外經濟學家十年前便有共識，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已過，原因如下。經濟增長只有三大終極源泉，分別為：1）增加生產要素的粗放型生產，產量會增加，但增量會逐漸趨零；2）科技進步，使要素質量提升，同樣數量的要素投入，能持續帶來產出的增量；3）制度創新，例如，從人民公社體制轉換成包產到戶體制，即使沒有激發立即的科技創新，也能立即提高各種要素的整體效率，使產量大增。
從這一理論框架看出，首先，各種要素的紅利，例如人口的紅利，土地財政的紅利，民眾高儲蓄的紅利（分別對應於勞動，土地和資本）經過幾十年的濫用，幾乎已被榨盡。粗放型的增長無以為繼。其次，受黨國體制的綁架，要素市場無法發育，經濟制度的改革半途而廢。第三，由於要素市場難以發育，中國喪失科技的內生活力。本來，如果和發達國家維持良好關係，至少能從國外引進一些。可是，中共不服國際社會的規勸，拒不進行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改革，一心要維護黨國體制。於是，中共與發達的民主國家日益對抗。如此一來，連高科技的源頭也被切斷。百年不遇的寬鬆國際環境被中共自己糟蹋。由於經濟增長的三大源泉都已窮盡，經濟增長的前景將極為暗淡。
張：中國究竟是如何失去了百年不遇的機遇這個問題值得討論。過去幾十年中，中國一度左右逢源，發達國家看好中國，認為它在改革的路上，因而願意和中國一起共襄盛舉，將中國視作利益相關者，共同推動全球化的深化。中國也津津樂道，認為自己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機遇。可是，最近十年來，國際氣氛已迥然不同。現在眾多西方智庫看衰中國經濟，拜登總統甚至將中國比喻為一顆定時炸彈。中國也出現了民營企業一蹶不振、外資撤離、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債務高企、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嚴重情況，甚至出現了民眾逃離中國的"走線潮"，您覺得中國現代化還有出路嗎？
文：我覺得，您提到的上述種種現象是客觀存在的。這些問題的出現，固然是要素市場沒有發育的結果，但是，根子在中共保守派杜絕了讓要素市場發育的空間。他們的頑固反對，不但使黨自己通過的關於儘快發育要素市場的決議都成為一紙空文，而且使經濟改革變成一個不斷加強黨國體制的過程，這是令人恐怖的，使百姓離心，精英逃逸，外資撤離。中共加固黨國體制的目標是與WTO的宗旨背道而馳的。WTO從一開始就昭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它是一個市場經濟的組織。對此，中共是知道的，因而同意用15年的時間將自己的黨國體制改革為真正的市場體制。市場經濟的核心標誌就是要由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也因為知道WTO的市場性質，中共才會在WTO給予中國的15年寬限期即將期滿之前的三年，匆匆推出18屆3中全會的決定，呼籲全黨儘快發育要素市場，並讓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發達國家給了中共信任，提供了百年未遇的機會，開放了自己的市場和社會，希望中國投桃報李，能發育出完善的要素市場，對世界全面開放。可是，黨內保守派為了捍衛黨國體制，其實是捍衛自己的利益，主動選擇杜絕要素市場發育。發達國家由於深深擔心以中國的體量，黨國體制會嚴重扭曲基於市場經濟原則的現行世界秩序，不得不起而抵制中共的黨國體制。
中共的反應，不是向各國致以改革過於遲鈍的歉意，加速改革，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反而將清談誤國，不要糾纏姓資姓社的無謂爭論等告誡置之腦後，以戰狼的姿態，喋喋不休地用歷史舊賬攻擊發達的民主國家，從奴隸制到殖民主義到帝國主義，不一而足，向世界傾訴歷史上發達國家當年的黑暗，醜陋，殘暴。在中共的宏大敘事中，有意不提歷史的另一面，即正是發達國家將先進生產方式及其伴隨的巨量的知識、科技、包括憲政民主在內的人文成果向全球勝利傳布，才促成了今日的全球化。同期,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國家政權反而是落後、腐朽和反動勢力的代表。例如，鴉片戰爭之前的滿清皇朝，因對周邊封建、保守、愚昧政權的鼎力支持，成了亞洲反動勢力的總堡壘。在當代的條件和認識水平下，今後再要推廣先進生產力和人文成果，固然應注意人道、平等和自願等原則，這是歷史對今人的教訓。但是，不能因此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將當年發達國家向世界傳布先進生產力和其他文明成果的偉大貢獻都一概否定。事實上，今日的發達國家在推進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在人類活動的幾乎一切領域中的貢獻，同它們在同期所犯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錯誤相比，顯然是更主要的。聯合國的成立宣告了殖民時代的終結。發達國家已經認識了當年的錯誤，並以實際行動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不發達國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在當代的條件下，試圖將發達的民主國家描寫為仍然心懷叵測，居心不良，想要阻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國家的崛起，這種判斷符合戰後，特別是最近四十多年來的歷史事實嗎？在今天的條件下，要避免再犯當年的錯誤，難道不應首先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赤裸裸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行徑？但是，今年三月，當世界聽到正在莫斯科訪問的習近平與入侵烏克蘭的劊子手普金告別時，希望中俄聯手，迎接百年未遇的變局時，再糊塗的發達國家也會驚出一身冷汗。難道中共為了堅持黨國體制，不惜要聯手俄國，顛覆使中國成為最大受益國的現行國際秩序？難道中共想以第三世界的領袖自居，喚起它們反對發達的民主國家，以圖實現百年未遇的變局，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這是何等的利令智昏啊！面對如此忘恩負義的中共，民主的發達國家會再度主動幫助中國嗎？
您問我，中國現代化還有出路嗎？我在上面已經證明，只要不允許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以兩個彌合為標誌的現代化進程在中國就必然被無限延遲。可是，黨國體制和要素市場的發育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要使要素市場順利發育起來，黨國體制必須作深層改革。即使中共走投無路，將來聲稱要重啟要素市場的發育，發達國家不會對中共意圖輕易信任，立即大開綠燈，因為中共的黨國體制可以隨時翻臉。所以，除非中國採用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中國已經無法贏回發達國家的信任和精誠合作。所以，所謂百年不遇的機遇這一外部環境已因中共過河拆橋，不再存在。在百年不遇的機遇和黨國體制之間，世界只能讓中共選擇一樣。既然中共選擇了黨國體制，百年不遇的現代化機會已時過境遷。重啟現代化的快速道，一定在結束黨國體制，建立憲政民主政體之後了。黨國體制的選擇未經人民公投，只是出於一黨的私利，被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了。中共不會承認這樣做是出於一黨之私，必然將責任推到堅持市場原則的民主發達國家身上，似乎它們突然將百年不遇的機遇從中國人民手中搶走了。這是為何中共目前在國內外大力煽動反對發達的民主國家的原因。
在現行的黨國體制下，中國會呈現前蘇聯那樣的偽現代化，舉全國之力堆出一些華而不實的硬件，例如新的高樓大廈、高鐵、大型工廠、兵艦和導彈，但民生會相對萎縮，城鄉收入差會繼續擴大，廣大農民難以進城成為市民，留下的農民也無法成長為現代農場。由於標誌現代化實現的兩個彌合遙遙無期，中國將無法追上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更無從顯示自己的制度和模式的優越。只要要素市場沒有發育出來，就無法融入世界經濟，也就無法享受持久的繁榮。中國人民必須認識到，發育要素市場是為中國自己的長遠利益考慮，決不是對發達國家的恩賜。全體中國人民必須作出勇敢的選擇。這個任務是寫入中共自己的決議的，是具有合法性的。要求發育要素市場，不但符合億萬民眾的自身利益，因而有強大的激勵，而且將為憲政民主鋪平道路。
文章首發於《中國民主季刊》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