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的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中，人口變動是關鍵一環。上海社科院原常務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家自科與社科基金重大課題首席專家左學金認為，中國人口負增長大概率持續到下個世紀，為應對人口變化對經濟帶來的挑戰，中國要加快需求結構轉型，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以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
在11月4日召開的「中國與世界經濟學術研討會暨《求解不確定：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的新書首發分享活動上，該書作者、國際金融論壇（IFF）學術委員、中國美國經濟學會理事章玉貴邀請左學金等嘉賓，共同探討了中國在當下，尤其是中美博弈背景下的諸多不確定性，以及如何應對這些不確定性。
人口負增長大概率持續到下個世紀
左學金認為，中國人口變動面臨的不確定性，首先在於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趨勢。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開啟了人口負增長的進程。中國人口變動的主要風險，已經從人口數量過大和增長過快，轉向持續負增長、極低生育率與快速老齡化。
其次，生育率也面臨不確定性，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將如何變動。左學金和一些學者根據穩定人口模型的模擬結果發現，假定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從2015年的1.55線性增長到2040年的更替水平2.1，並在此後保持不變，那麼要等到2097年，即在達到更替水平近60年後，人口負增長趨勢才能逆轉。而由於中國實際生育率已經遠低於研究假設，中國生育率在2040年回升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極小，所以人口負增長大概率將持續到下個世紀。
隨着人口趨勢的不斷變化，人口遷移也在重塑全國人口的空間分佈。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東部地區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重上升2.15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在成渝城市群的帶動下微升0.2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下降0.79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下降1.20個百分點。全國330多個地級行政區共有149個地市的人口減少，佔比達44.7%，部分農村地區、資源枯竭型城市和其他人口流出地區人口下降甚至無人化。
左學金認為，人口與經濟活動向少數大城市集聚是全球性趨勢。未來中國人口與經濟活動將繼續向沿海三大城市群、沿江兩大城市群和部分沿線（交通幹線）城市群集聚。人口總量縮減不會改變這種集聚趨勢，反而會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加強這一趨勢。隨着人口負增長時代到來，還會有更多的地市人口出現減少。因此城市在規劃房地產投資、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要有充分的前瞻性，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讓公共財政支出轉型引領擴大國內消費
左學金認為，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這一衝擊主要表現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
供給側的衝擊表現在：勞動力稀缺性與成本上升；儲蓄率與投資率下降；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從資本、勞動力等傳統要素轉向創新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速度放慢。
需求側方面，202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衝擊。造成三重衝擊的內部因素中，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就是重要因素之一。
左學金認為，人口質量與創新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對此需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但人力資本投資與傳統的產能與基礎設施投資有顯著不同。中國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包括為政府與住戶用於教育、醫療保健、體育與文化娛樂等的貨物和服務支出，均納入消費統計。所以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需要實現需求側的轉型，將部分投資轉為國內消費。
那麼如何加快需求結構轉型，擴大國內消費？
左學金認為，擴大居民消費是擴大國內消費的重中之重。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傾向（居民消費/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額（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所以提高居民消費率就要提高居民消費傾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要提高居民家庭收入與勞動收入，減輕勞動者的稅費負擔。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則要進一步改革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基本住房等，消除或減少城鄉居民消費的後顧之憂。
此外，還要讓公共財政的支出轉型引領擴大國內消費。
左學金例舉數據顯示，假定我們的目標是在長期內將消費率提升18個百分點，投資率降低18個百分點，同時假定這種調整的20%~30%由財政來實現，那麼相當於3.6%~5.4%的GDP的財政支出從投資轉向民生。按2022年121萬億元GDP估算，相當於4.36萬億~6.53萬億元。如果說中國2009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思路是投入4萬億元來擴大投資需求，現在我們促進發展新格局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用4.36萬億~6.53萬億的公共投入來帶動增加20多萬億的國內消費。將原來用於（硬件）投資的部分公共支出逐步轉向用於民生消費，尤其是與提高人口質量相關的營養保健、教育、醫療、體育文化活動的相關支出。
以教育為例，目前我國對教育的財政性投入為GDP的4%左右，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但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中小學教育的生均公共經費投入較低，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的均等化水平較低。因此要加大對義務教育財政性投入的均等化程度，尤其要確保農村家庭與移民（進城農民工與其他遷移者）家庭的孩子獲得均等化的生均經費投入。
此外，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使得基本養老保險有巨大的養老金隱性債務。左學金建議，促進基本社會保險收入來源的多元化，除了基於勞動報酬的社保繳費外，還要增加一般稅收在基本社會保險資金來源中的比例；同時增加社會保障與福利支出，實現保基本與廣覆蓋，建設多層次或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制。
左學金說，不確定性是中國與世界未來發展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因此，中美關係的走向也舉足輕重，中美兩國合作對應對全球人口面臨的挑戰至為關鍵。正如章玉貴新書所言：「全球經濟治理目標的實現內生性要求中美兩國在合作性博弈的過程中，必須展現出應有的國際責任感與大國擔當，全球經濟與貿易以及金融穩定呼喚富有國際責任感的兩國決策者以及有實力的市場主體，在對話與交流中逐漸消除分歧，在競爭與合作中促進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早日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機制。告別零和博弈，追求繁榮共生是中國與世界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