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些年來，網上論戰之激烈，可說是近二三十年來少有。在對這些觀點加以分析細辨時，我也意識到，其實中國人往往在論爭中抱有某些特殊的邏輯前提，而正是這些支配着人們的思維，使得他們更難反思自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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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與「片面」
在這些爭論中，常能發現有許多人指責他人的看法是「片面」的、或是未能「全面客觀」地看待問題；而其論戰手段，也往往是找出對方的論述中所遺漏的、或細節上的不夠準確，甚至認為攻其一點，就足以否定全部。
的確，一個例外往往就能動搖整個理論的基礎，但問題在於，中國人很多時候反對的並非某個定律式的理論，而不過是一種個人主張。要求對方的立論必須全面、準確，這實際上意味着假定對方必須像神一樣全知全能才行，而這當然是無人能做到的。
由此來看，中國人在意的其實是一種整全性的全面評判，這恐怕正是源出傳統思想中的一元本體論——簡言之，就是相信百家爭鳴的所有「道術」，均是從同一個母體衍生出來的。
戰國時代諸子各道其所道，「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韓非子·顯學》），但「各家之道均是割裂不完整的，但因其本出於一原，故內部又有可以相通之處。只有統合會通這些割裂不完整的道，才能重新恢復原初大道的完整性」（龔鵬程《國學入門》）。
這樣，中國人在爭論時往往是攻擊他人的觀點是失之偏頗的，而只有自己才代表着更完整、公正的看法。
也正因此，中國人特別容易踏進「虛假同感偏差」的陷阱——這是1973年史丹福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李·羅斯（Lee Ross）等人提出的概念，認為人們常常高估或誇大自己信念、價值、判斷的普遍性。在中國社會中，很多人正是無意識中自居為「公」來反對「私」，或自居看法「全面」反對他人「片面」，卻很少意識到自己所論的，也只是個人主張而已。
在這種「公」的意識影響下，中國人所說的「客觀」評價，其實很多時候也並非是指「不受個人意志、偏見或立場影響」，而是指在立場上「不偏不倚」。
這恐怕是因為，對外在於人的意識之外的物質世界，對客觀事實達成共識還相對容易，比如「這是一塊石頭」，畢竟看見的人都難以否認；但中國社會歷來感興趣的卻是身處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而這就**很難有撇開主觀性存在的事實陳述了**——例如說「他是一個好人」，這究竟是一個客觀評價，還是主觀認定，有多客觀、多主觀，可能不同的人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同樣的，很多人所說的「就事論事」，其實也不是討論事實的中立原則。有一次群里激辯，一位勃然大怒：「不肯就事論事，但凡說到西方國家的不好，就一定要拿國內情況來比較一番，不是陰陽怪氣是啥？明明是指出他言論中的漏洞，他非要扯出國內如何，這是就事論事的態度嗎？」
在此，雙方的是非且不論，但顯而易見，標榜「就事論事」的人自己也沒能做到，因為他開口罵人，而理由卻是對方「不肯就事論事」，換言之，在這裏，「就事論事」是一種道德要求，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很多人是自視「就事論事」、持論公正不偏頗，而貶斥他人沒有正見，這其實是改頭換面的威權主義。
很多人受此影響而不自知，這也確實深深紮根在我們的文化中。試想一下，漢語所說的「偏見」，乃是指偏頗之見，暗示割裂不完整的看法本身就是錯誤的。
但在西方文化中的概念則迥然不同：英語的prejudice出自拉丁語praeiudicium，本意是指「事前的評判」（prior judgment），強調偏見源於不假思索的固有刻板印象。這就是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所說的：「人總是希望世界中善與惡是明確分開的，因為人有一種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評判。」
順着這一意涵，西方文化突出的是反直覺，因為直覺反應往往是本能的、迅速的、來不及理解之後再批判決定，進而認為必須要冷靜地運用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