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排右4為任然先生，前排左2提紅包者為照片提供者李定祥先生，攝於1996年
任然先生應該是個老革命了，因為我聽媽媽說，他1957年被遣返回鄉前是重慶市歌舞團第一任黨組書記，那麼肯定是1949年前投身革命的老黨員了。
他是怎麼被打成右派的，當年媽媽不能告訴我，文革中媽媽去世了，後來平反時我才知道了媽媽冤屈的來龍去脈，由此也推演出了任然的冤案。
任然叔叔和我媽媽他們都是劉雪庵先生的學生，任叔叔還是劉先生的外侄。
反右鬥爭中，劉先生因「何日君再來」這首歌被打成右派，號稱「中國音樂界頭號大右派」，在全國音樂界進行批判。媽媽作為「炸彈」肯定是重點揭批對象了，可是無論怎麼動員，我媽媽都是一言不發。
不左即右，於是我媽媽被劃為沒有右派言論的「內劃右派」，需要內部控制使用，下放到當時頗為偏遠的寸灘中學任音樂教師。可以想像，任然叔叔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遣返回鄉是犯了多大的「罪」啊！肯定是為他的老師、舅舅做無罪辯護了。
「歷史將證明我們無罪」，這是當年一個大右派的名句，最終一語成讖。1978年後右派們全部平反（只有六人未平反，以保留物種，證明只是擴大化，而不是徹底錯了），很多還都官復原職，然而，如不是親眼所見，常人是無法想像這二十幾年的日子他們是怎麼熬過來的。我有幸和任然叔叔見過兩面，管中窺豹，略見一斑。
大約是1961年春節前後，任叔叔來到寸灘中學看望我媽媽。記得到家時飯點已過，食堂打不到飯菜了，媽媽就用煤油爐、小銻鍋給燜了一鍋飯，媽媽說這叫「隨水干」。起鍋前又用一個小碗倒點醬油，挆了一坨豬油在碗中，放在鍋中心將豬油氣化。鍋上桌後，我立即拿碗準備給任叔盛飯，只見他已迫不急待地端過銻鍋，把油醬油倒在鍋里，邊攪拌邊進嘴了。
原來他已有好久沒吃過白米飯了，什麼是狼吞虎咽我算是見識了。這個原本非常儒雅的作曲家，在飢餓面前，只能不管不顧了。那時正是饑荒年時期，他們家鄉永川已餓死好多人了。
「日子真的沒法過了。」1957年任叔被打成右派，妻子離了婚，女兒跟了妻，他一個人回到原籍永川鄉下。媽媽說這是當時他們一家人最好的選擇：把影響降到最低，給妻女留條活路。
其實這真的是一廂情願，據我所知，沒有哪個右派家庭因為離婚而拯救了子女命運的。即使離婚了，也叫右派子女。任叔說，老家的鄉親們很樸實，回鄉後精神上反而還沒什麼壓力了，沒有人把他當壞人，勞動中還對他時有照顧。只是那裏太苦、太窮，太落後了，日子過得很艱辛。
因為下午還要上課，短短一面任叔就要離開了。我看見媽媽用一個布包裝了一瓶豬油，一包白糖，還有一些點心（那時叫高級餅乾），又在信封里塞了一疊錢，裝進包里。我們把任叔送到校門外的山坡上，媽媽把包交給任叔。邊告訴他包里有封信，下山前拿出來放身上不要搞丟了。一邊示意我推着任叔往外走。我知道，媽是不想讓任叔尷尬，更怕聽他當面說謝謝。
望着任叔下山的身影，媽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什麼也沒有說。後來任叔來過幾封信，媽媽回信時總是夾帶元把錢，聊做郵資。任叔來信說：「不要寄錢，錢我忍不住要拿去換胡豆吃。我想給你們寫信，請給我寄郵票吧。」看着真的讓人好心酸。
1968年春節後，任叔又來我們學校了。他告訴我們，文革中他很幸運，因為這十來年他改造得很好，他們那裏很偏僻，鄉親們還沒有「瘋」，造反派對他這個「死老虎」沒有興趣，他還可以自由行動。心裏實在放心不下我媽媽，就想過來看看。
這次他帶來了一大袋紅苕、一大包豆豉。他說紅苕是他親手挖的，豆豉是他遠親做的。他的擔心是對的，這次是我媽媽遭罪了。文革中，媽媽的罪名是「叛徒、內奸」，關牛棚、被批鬥、扣工資。每月只發二十元生活費。每天在學校打掃衛生。沒有人身自由，有事雖然可以請假外出，可必須在身上縫上黃色的三角形，以示為「牛鬼蛇神」，便於讓廣大革命群眾監督。完全效仿法西斯對猶太人那套。
有朋至遠方來，不亦樂乎。文革開始以來，媽媽就沒有見過任何朋友了，原來以為這次運動中任然叔叔會更慘，見他無羔真心替他高興。
午飯後媽媽出去掃地了，我們已停課，沒事幹，我就在家陪任叔。那時重慶分為「8.15」「反到底」兩大派，觀點針鋒相對，全民都參與，天天吵翻天。任叔說永川也分為什麼「保皇派」「紅旗派」，兩大派。我問任叔：「你是那派？」「我沒有四大。」他平靜地說。
我一震，我理解他的說法，明白他指的是：因為他是右派，沒有大鳴、大放、大批判、大字報的權利。我趕緊解釋道：「哦，我是麻五類子女，也沒有參加派系的資格，不過，因為打得太熱鬧，對他們各派的觀點也可以有自已的想法噻！」「我不能有想法。」他依然平靜地說。
這一下我的心顫抖了。我老實又可憐的任叔吔！你這些年過的是什麼日子喲！居然被逼得來連思維的權利都不敢有了。記不得是哪位哲人說的：「人之異於禽獸，就在於有思想、有感情。」在任叔身上，我再次看到當年的反右鬥爭給那批曾經有理想、有抱負、有作為的知識分子留下了多麼殘酷的陰影。
最近幾年，我常看到一些介紹右派生活的文章，好多人都沒能熬到1978年。任叔的舅舅劉雪庵先生坐牢二十多年，熬瞎了雙眼，出獄九年後，直到1985年才平反。同年去世，蓋棺論定，評價非常高，好冤啊！特別是最近，接觸到了《夾邊溝記實》，和那裏的右派們相比，我又不得不為我的任叔感到慶幸，他終於熬到了平反，恢復了工作。沒能恢復原職但慶幸的是身體還沒有垮掉。
1980年代初，我得知任叔平反，又回到了重慶市歌舞團，夫妻復婚，全家團聚。可惜我遠在成都，不能當面祝賀，我寫了一封祝賀信寄去。任叔回信說，寫得真好，活潑，幽默，好暖心。
任叔找到了我哥哥，還約了金砂叔叔和哥哥見面，金砂叔叔是他的表弟，劉先生的內侄，也是劉先生的學生，歌劇《江姐》的作曲者之一。
三個劉先生的門徒聚在一起，真有聊不完的話題。任然叔叔和金砂叔直接師承於劉先生是師叔，我哥哥由我媽媽口授心傳，得真傳衣缽，在作曲上也頗有建樹，他們戲稱他為徒孫。他們一起聊了好多過去的故事，一起探討作曲的心得，感悟不易的人生。
1985年哥哥調到成都工作，大家都因為忙於生計漸漸失去了聯繫。近幾年退休後有了閒暇也時有思念，曾拜託人打聽過，因為年代太遠久，都說不知道他的情況了。
最近結識一位筆友，是任叔單位管老幹部的老人了，從他那裏得知任然叔叔已經去世多年，儘管也在意料之中，難免還是心中戚戚。逝者已矣，生者只有自責，這些年過得稀里糊塗，都沒回去看望他們。悔之晚也！烏呼！聊以此文寄託哀思！
2016年秋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