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看到一篇有關北京知青下鄉插隊部署工作的文章，勾起了我與北京知青一起生活的一段回憶。
1966年文革開始，大學停止招生，工廠停止招工，城市的中學畢業生，除了留在學校繼續鬧革命，別無出路。據北京市勞動局統計，到了1968年7月份，北京市三年累計畢業生已達25.8萬人，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壓力。
於是中央出台了「上山下鄉」的戰略部署，在半年時間內，北京市開展了三次上山下鄉大動員，目的地分別是東北、內蒙古和山西。這三批都是通過辦學習班，憶苦思甜、鬥私批修教育，由領導動員、學生自願報名組織的，但只完成了五萬多人，是全部畢業生的一個零頭。
可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於當年的12月21日發表了著名的重要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就是命令，自願不自願都得服從，從此掀起了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插隊落戶運動。
1968年12月初，我們村迎來了北京來的十多名中學生，他們應屬於那批自願報名來山西的三萬兩千人之列。那年我十一歲，正在本村上五年級。
知青們是被公社那台唯一的機動車，蘇制「小嘎斯」送來的。小卡車就停在我家的打麥場上，大隊組織了群眾敲鑼打鼓來歡迎。知青們除了自己的行裝之外，還帶來一大捆《毛澤東選集》，是北京市政府送給我們村的革命禮物，每戶都分得一套「紅寶書」。
我們這個小山村一共只有二十幾戶人家，家家都住土窯洞，生產隊並沒有可用的住宿地方，只能把他們安排到社員家裏。實際選擇的是我家和我堂伯、堂叔三家，每家各分了四五個。說來有意思，知青是來和貧下中農相結合的，可我們家是中農成分，堂伯和堂叔兩家還都是富農，屬於「階級敵人」呢，也不知道這幹部是怎麼想的。
我家分來四個女生，穿着打扮整齊劃一，都是那個年代北京女孩的標準形象：頭上梳兩條齊肩短辮，一身灰布衣服。上衣是北京特有的那種半長棉大衣，那種大衣在改革開放初期曾風靡半個中國，我在北京上大學時，老家不少人都托我給代買過。知青的衣服並不是新的，有些褪色，但很乾淨得體。
我家向陽的小北窯被騰出來給知青做了宿舍。這窯本來是我與哥哥住的，我們不得不搬回到大東窯，與父母和妹妹共享那兩個前後相連的大土炕。北窯里原有一個炕，可睡兩人，爸爸又在地面上用木板和條凳搭起一個簡易大床，供另外兩位用。
知青們自己開伙做飯，剛開始糧菜供應是由上面負責的，標準遠遠高於村民。普通社員家裏的主食都吃粗面饃和鹹菜，但知青吃的是白面饃和炒菜，只是村里人發現他們蒸的饅頭硬得能打死狗。我的一位大學同學是「老三屆」的北京知青，剛巧當年也在晉南插隊，他證實了我的說法，認為他們當時吃飯上真沒受苦。
當地人稱知青為「洋學生」，這個稱呼沒有貶義，只是很形象。因為他們是大城市來的學生而已，我們本地也有中學生，從沒人管他們叫「知識青年」。
「洋學生」雖然每天與社員一起下地，但生產隊並沒拿他們當作重要的勞動力。看待他們就像那些上面派來的「蹲點幹部」一樣，知道他們過段時間就會走的，不會長久。再說了，隊裏畢竟就是那麼多地，那麼多活，在那個生產條件下，多幾個知青不會使地里多打糧食。因此對他們的勞動沒有嚴格的要求，像挑擔、駕馭牲口等重活、難活也不會安排他們干。所以知青小團體和村民始終是兩張皮，並不能像領袖期望的那樣，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打成一片；或者說像一坨黃泥與一坨紅泥揉在一起那麼簡單。
上級也注意到生產隊並不能有效地對知青「再教育」，後來就把他們歸屬到了大隊林場，吃住條件不變，只是幹活在林場。大隊林場管理着一百多畝蘋果園，那時候果樹不施肥也不澆水，一年裏就是剪枝、噴農藥、摘果子這三件事，活路簡單而不重，員工不多便於管理。蘋果快成熟時，有村民路過看到有「洋學生」在吃蘋果，還用小刀削了皮，很是憤憤不平。認為他們能天天隨便吃蘋果就是莫大的福利了，還要削了皮吃，太嬌性了。
我家的四個知青姐姐，性情各異，特點分明。最成熟穩重的是王志賢同學，一看就是班幹部的模樣。她平時表情矜持，言語不多，沒見過她高聲說笑。但在開大會時，她總是代表知青發言，慷慨激昂，立場鮮明，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很快就入了黨，第一個抽調回城走了。
另外兩位徐淑英、張連弟，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形體反差很大，但卻又形影不離。倆人屬於那種老實本分、默默無聞的類型。她們在村里呆的時間最長，好幾年都沒有撈到回城的機會，好像真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孩子。最終當地政府安排她們進了縣裏的機械廠，當了工人。我去縣城時看過她們，一身藍色工作服，帶着些許油跡，在那個時代也是讓人羨慕的工人階級形象。再後來她們年齡也大了，就在當地結婚生子，一直干到退休。據說孩子享受了政策照顧，去了北京。
四個女知青中，個性最鮮明的是盧平姑娘，身材嬌小，圓臉大眼。她性格活潑直率，能說愛笑，每天的話要比其他三位加起來還多。可能是性格上的差異，她與其他三位的關係不怎麼融洽，出出進進總是一個人耍單幫。晚上收工在家很無聊，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連電燈也沒有，我們村不通電力。盧平總會跑到我們家住的窯洞來，和我們一起聊天。我爸爸提醒她要和同學們處好關係，她振振有詞地說，她們三個人不可能長期好，只有兩個人才可以長久保持好關係。
我也最喜歡找盧平玩，她給我看她的壓箱底的寶貝：一張大大的手帕，上面別滿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讓我大開眼界，她也送了一枚給我。最神奇的是那個夜光像章，用手電筒照一會兒，就會在黑夜裏發出燦爛的光芒。
春天來了，我用紙盒養了幾隻蠶當寵物，她就天天和我一起伺弄：餵桑葉，清理糞便，直到蠶寶寶成熟結繭。蠶繭都是銀白色的，但盧平說，北京的蠶結繭是彩色的，有紅的、綠的和黃的等等，我將信將疑。後來我確實也養過彩色的蠶種，但只有紅色和黃色，並沒有綠的，看來她說話有一定的水分。
盧平也跟我爸爸媽媽聊村裏的人和事，常常會用階級鬥爭的觀點給人定性，爸爸不同意，她就說：「大叔眼大無神，不分敵友。」
到第二年秋天時，盧平的妹妹也中學畢業了，從北京跑來看姐姐。盧平很高興，特地領妹妹「二平」見我。二平比姐姐小一歲，長得比姐姐秀氣文靜，沒那麼多話。再後來盧平也走了，不是抽調回城，而是隨妹妹一起去安徽農村了，據說那兒是她爸爸的老家。
轉眼間，半個世紀就過去了，我與四位知青姐姐走過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只是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地點軌跡重合到了一起。回想我們共渡的一段短暫的歷史時光，真實體會到了那句名言：在歷史長河中，個人只是一粒隨波逐流的沙子，大浪把你帶到哪裏，就在哪裏上岸。如今我都成退休老人了，她們也已年過七十了。我真心希望她們身體健康，生活幸福。
2022年2月21日於三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