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開發項目。中國通過該計劃向一百多個國家提供了超過一萬億美元的貸款，令西方在發展中世界的支出相形見絀，並引發了人們對北京的實力和影響力擴散的焦慮。
2022年5月9日，一名斯里蘭卡政府支持者在襲擊斯里蘭卡總統辦公室外的反政府抗議者後舉着國旗。
許多分析人士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的貸款是一種「債務陷阱外交」，旨在賦予中國影響其他國家的能力，甚至攫取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和資源。2017年，斯里蘭卡未能支付陷入困境的漢班托特（Hambantota）港項目款，之後，作為重啟債務談判協議的一部分，中國獲得了這處地產九十九年的租約。該協議在華盛頓和其他西方國家首都引發了關切，北京的真正目的被認為是要獲得整個印度洋、波斯灣和美洲戰略設施的使用權。
但過去幾年裏，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不同面貌浮現了。許多中資基礎設施項目未能獲得分析師預期的回報。而且，因談判這些項目的政府往往同意為貸款提供擔保，它們發現自己背上了巨額債務負擔：無法確保未來的項目獲得融資，甚至無法償還已累積的債務。不只斯里蘭卡如此，阿根廷、肯雅、馬來西亞、黑山、巴基斯坦、坦桑尼亞和其他許多國家也如此。西方面臨的問題與其說是中國將獲得發展中國家的港口和其他戰略性資產，不如說是這些國家將背負危險的債務，被迫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西方支持的國際金融機構尋求幫助，以償還它們的中國貸款。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國已被視為貪婪而頑固的債權國，與過去幾十年裏設法收回壞賬的西方跨國公司和放貸機構沒有什麼不同。換言之，作為一個掠奪成性的放貸方，中國非但遠未開闢新的領域，反而似乎照搬西方投資者用爛的套路行事。但這樣做，北京蒙受的風險是，可能疏遠它本來打算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爭取的國家，並揮霍其在發展中世界的經濟影響力。還可能惡化新興市場的一場已經令人痛苦的債務危機，這場危機可能導向許多拉美國家在1980年代經歷過的那種「失去的十年」。
為避免這一可怕的結果到來，也為避免支出西方納稅人的錢以償還中國壞債，美國和其他國家理當推動基礎廣泛的改革，這將加大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難度，向尋求救濟金的國家施加更嚴格的標準，並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成員國在提供貸款方面提高透明度。
艱難的討價還價，疲軟的市場
1970年代，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觀察到，西方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談判交易時佔據上風，因為他們有建造工廠、道路、油井和發電廠的資本和技術，而那正是貧窮國家迫切需要的。因此，他們能夠達成對自身非常有利的協議，將相當多的風險轉嫁給發展中國家。而一旦那些項目完工，實力的天平就發生了變化。新的資產無法被帶走，於是發展中國家有更多籌碼，可以重新談判債務償還或所有權條款。在某些情況下，有爭議的談判導致國有化或主權違約。
類似劇情也在若干「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上演。中國投資的大型項目形成了令人失望的回報，或未能激發決策者曾經預期的那種基礎廣泛的經濟增長。一些項目遭到了土地和生計受到威脅的土著社區的反對。還有一些項目毀掉了環境，或因為低劣的中國建造質量而經歷了挫折。除掉這些問題，圍繞中國傾向於使用自己的工人和分包商建設基礎設施，從而排擠本土同行的做法，還存在着長期爭議。
但迄今為止，最大的問題是債務。在阿根廷、埃塞俄比亞、黑山、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贊比亞和其他一些國家，昂貴的中國項目已將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推升至不可持續的水平，並形成了國際收支危機。在某些情況下，政府同意彌補任何收入缺口，提供主權擔保，迫使納稅人為失敗的項目買單。這些所謂的或有債務往往對公民和其他債權方隱瞞，掩蓋了政府負有償付責任的真實債務的水平。在黑山、斯里蘭卡和贊比亞，中國與腐敗或威權取向的政府達成此類協議，然後將債務留給了不那麼腐敗的更民主政府，讓它們承擔擺脫危機的責任。（或有債務，指因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可能導致未來產生的潛在負債。——譯註）
國有企業擔負或有債務，並非「一帶一路倡議」所獨有，也可能困擾私人融資項目。「一帶一路倡議」債務危機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或有債務是欠中國的政策性銀行而非私人企業的，而且中國正在展開雙邊債務重新談判。北京顯然還在進行艱苦的談判，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國家越來越多地選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紓困資金，儘管它們往往附帶着苛刻的條件，而不是試圖通過談判從北京方面獲得進一步救濟金。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介入支持的國家包括斯里蘭卡(2016年15億美元)、阿根廷(2018年570億美元)、埃塞俄比亞(2019年29億美元)、巴基斯坦(2019年60億美元)、厄瓜多爾(2020年65億美元)、肯雅(2021年23億美元)、蘇里南(2021年6.88億美元)、阿根廷(2022年440億美元)、贊比亞(2022年13億美元)、斯里蘭卡(2023年29億美元)、孟加拉國(2023年33億美元)。
其中一些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的信貸安排到位後不久就恢復了償還「一帶一路倡議」債務。例如，2021年初，肯雅試圖通過談判推遲支付一個陷入困境的鐵路項目的利息，該項目由中國提供資金，連接內羅畢和肯雅在蒙巴薩的印度洋港口。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批准了一項23億美元的信貸安排後，北京方面開始拒絕向肯雅其他中資項目的承包商支付款項。結果，肯雅分包商和供應商不再收到付款。當年晚些時候，肯雅宣佈不再謀求中國延長債務減免期限，並為該鐵路項目償還了7.61億美元的債務。
對肯雅和發展中世界的其他國家來說，風險是巨大的。這一波債務危機可能比以往嚴重許多，給一些本已脆弱的經濟體造成持久的經濟損害，並使它們的政府陷入曠日持久、代價高昂的談判當中。麻煩超出了這樣一個簡單事實，即每一美元用於償還不可持續的「一帶一路倡議」債務，都意味着有一美元無法用於經濟發展、社會支出或對抗氣候變化。
在當今新興市場債務危機中，頑固的債權方不是對沖基金或其他私人債權方，而是全球最大的雙邊放貸機構，在許多情況下，還是債務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隨着私人債權方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向「一帶一路倡議」國家提供貸款的風險，這些國家會發現自己被困在了爭吵不休的債權方當中，且無法獲得維持本國經濟正常運轉所需要的資本。
隱匿的數字
北京對「一帶一路倡議」有多重目標。首先，它尋求幫助中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但也有一些私人企業)在海外賺錢，以維持中國龐大建築業的周轉，並保住數百萬中國工人的工作。毫無疑問，北京還有外交政策和安全上的目標，包括獲得政治影響力，在某些情況下是確保獲得戰略設施。北京實施的大量微不足道的項目暗示了這些動機:不然，為什麼要為剛果民主共和國或委內瑞拉這樣政治風險巨大的國家的項目提供資金？
但有關債務陷阱外交的指責是言過其實的。中國的放貸機構最有可能只是做了糟糕的盡職調查，而不是故意要讓借款方陷入債務泥潭，以求獲得地緣政治上的讓步。「一帶一路倡議」貸款由中國國有銀行通過中國國有企業向借款國的國有企業發放。合同是直接談判達成的，而非通過公開招標，因此它們缺乏私人融資和公開採購的好處之一:一個透明的市場機制，以確保項目在財務上是可行的。
結果不言而喻。2009年，黑山政府就修建一條連接其亞得里亞海的巴爾港（Bar）與塞爾維亞的高速公路合同進行招標。兩個私人承包商參與了兩個採購過程，但都未能籌集到必要的資金。因此，黑山轉向中國進出口銀行，後者並不認同市場的擔憂，目前這條高速公路是造成黑山財政窘境的一大主因。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年估計，假如不實施該項目，該國的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只有59%、但相反，那年該比率預計將上升到89%。
並非所有的「一帶一路倡議」項目都表現不佳。如同其他「一帶一路倡議」項目那樣，擴建希臘最大港口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項目實現了北京承諾的雙贏結果。但許多項目已令一些國家飽受沉重債務負擔之苦，並對與中國進行更深層次接觸持謹慎態度。在某些情況下，談判達成協議的領導人和精英階層獲益了，但更廣泛的人群卻沒有。
換言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確實給西方國家帶來了難題，但主要威脅不是戰略上的。相反，「一帶一路倡議」形成的壓力可能破壞發展中國家的穩定，轉而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製造麻煩，那些國家會轉向這些機構尋求援助。
過去六十年中，西方債權方建立了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等機構，處理涉及主權違約的事項，確保債權方之間一定程度的合作，並公平管理支付危機。但中國尚未同意加入這一團體，其不透明的放貸流程使國際機構難以準確評估一個特定國家陷入了多大的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