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的實踐表明，要達成這一目標，單純的發號施令，或提出一廂情願的願望，許諾，或發誓，賭咒，都沒有絲毫用處。發達國家之所以能成為發達國家，是因為建立了市場機制，主要是通過要素市場的激勵和引導，加上一系列與市場機制配套的制度，法律，決定性地配置資源，才能完成由傳統的農本經濟過渡到現代經濟。如果只知道心血來潮，發號施令，在結束了殖民時代之後，仍然將本國經濟的問題歸咎於殖民時代的不公正，拒絕改革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這樣的國家即使有發展經濟的強烈願望，也只會迎來夢想的一再破滅。這些國家應該看到，發達國家在放棄了所有的殖民地之後，反而變得更加發達，更加富裕。東亞各國在最近幾十年裏崛起成為發達國家，並沒有依靠殖民和征服。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的高速增長，也是依靠市場機制，和平地參與到國際分工中去的結果。可以預言，由於俄國拒絕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反而不聽各國忠告，走上殖民和征服的老路，必將使俄國加速走向衰敗和沒落。而且，由於中央計劃經濟在所有國家的慘敗，各國只能藉助市場機制的配置和引導。
三、來自中國自身的正反經驗
從1949年開始，中共按照《共產黨宣言》的理念，迫使社會沿着一條扼殺市場機制，扼殺億萬民眾在改善生活，增加收入方面所呈現的自發性和首創性。具體來講，在城市，中共強迫贖買資本家的企業，將工人變為沒有人權和自由選擇的工奴。在農村，中共用謊言和暴力剝奪了所有農民的土地，使他們全體淪為沒有產權，無權掌握自己產品的農奴。中共將民間一切財富收歸國有後，將它們納入計劃經濟的桎梏，置於極權的控制之下。其結果，中國淪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與世界各國的收入差距和技術差距越來越大。作為現代化主要標誌的城市化率甚至發生了倒退。大批知識青年被迫離開父母，到邊遠和貧困的農村，從事最原始的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的效率損失。中共執政的前三十年對中國百姓來說，是一場失敗的計劃經濟試驗，不啻於一場巨大的災難。
正因為黨國體制下計劃經濟是一場災難，1978年當局決定走一條不同於計劃經濟的道路。一開始，猶猶豫豫的當局準備走南斯拉夫的混合經濟道路。結果不久，南斯拉夫自己拋棄了這條死胡同。於是，1990年代初開始，中國決定繼續走開始於1980年代的市場導向的改革道路。長期生活於農奴制下的廣大農村人口從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但獲得了對土地的使用權，還獲得了離開農業，進入非農產業打工的權利。同時，隨着五十萬家國營工廠的私有，沉睡其中的各種要素被解放出來。巨量的勞動，資本，和土地要素獲得自由之後，客觀上構成巨大的供給能力，使中國迅速成了世界工廠。這裏的關鍵是，這種供給能力並非是盲目形成的。儘管中國本身並沒有發育出要素市場，但是世界上存在着要素市場，通過世界市場的價格引導着中國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以滿足世界市場上由於各國單邊開放所帶來的巨大需求。中國加入WTO後，歐、美、日市場並沒有要求中國立即對等地開放自己的市場。這也許是一種錯誤，使中國陷入楊小凱生前警告過的後發劣勢中去。既然來自歐美日市場的需求是現成的，成熟的，有效的，供需雙方的結合，使雙方都大大受益的同時，也使中國失去壓力，不再進一步做關鍵性的制度改革，便能坐收全球化的紅利。這是從1980年代起，經濟增長率長期維持在平均百分之九的高水平上，有時甚至高達百分之十幾的主要原因。作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標誌之一的城市化率，從改開初期低於20%，迅速上升到40%以上。若按官方的口徑，將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群體作為城市常住人口計算的話，則目前的城市化率甚至達到60%左右。這可以說是一個當代的奇蹟。
4、全球化的倒退，要素市場發育的受禁，使中國百年未遇的現代化良機正在遠逝
中國擁有巨大的過剩人口，卻有極度惡化的生態，各項最主要的人均資源佔有量也極度貧瘠。這說明，中國離開世界，離開發達國家的巨大市場，離開發達國家的科技活力，要想主要依靠內循環，現代化的實現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對中國經濟增速會逐漸下降，經濟學家在十年以前早有共識。這是因為，只要沒有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和相應的政治改革，允許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一定會遇到各種瓶頸而無法繼續。反過來，這也意味着，如果沿着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的路子走下去，世界本來會歡迎中國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歡迎中國以自身健全的市場機制繼續深化與世界各國的分工、合作，使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一定的勢頭。最重要的是，只要中國繼續擴大與國際的全面接軌，徹底融入世界經濟，從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城市化奇蹟就能延續下去，將有更多的農民和農民工吸收到城市中去，使本來依靠小農生產方式謀生的農村人口得以繼續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城市現代部門，實現上述的兩個彌合。藉助改革、開放，讓世界幫助中國消化巨大的過剩人口，幫助提高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乃至全體國人的收入水平，彌合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這是百年來中國遇到過的最好的機會，反映了人民的呼聲，人民的願望，人民的夢想。
可是，這種百年未遇的機會已經被中共的自私和貪婪所斷送。自從中國進入以重新大力建立黨國體制為特徵的新時代後，經濟增長率一路走低，目前已經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由於強硬謀求黨國體制的進一步加固，中國和幾乎所有奉行民主體制的發達國家的關係變得疏遠，如果不是對立的話。在黨國體制下，中共用《共產黨宣言》的理念作為繼續騙人的幌子，扼殺了按市場經濟的要求儘快發育出要素市場的可能性。在沒有要素市場決定性配置資源的情況下，名義上是政府在作決定性的資源配置，實質上，由於強調黨領導一切，資源的決定性配置自然變成黨的特權，並為黨的戰略目標服務，而不是旨在改善民眾，特別是中下階層的福利。由於沒有市場的供求雙方產生的均衡價格的信號，黨對資源的配置只能是瞎指揮，全憑心血來潮。新時代不過將九龍治水，政出多門變成定於一尊而已，卻更加朝令夕改，前後矛盾，沒有任何制衡，唯有諂媚和奉迎。可以預見，只要黨國體制繼續主宰資源的配置，不但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難以彌合，而且，由於城市化率面臨倒退，農民工和廣大農民的收入也難以提高，使城鄉收入差的鴻溝繼續擴大。只要兩個彌合難以實現，中國百年未遇的全面現代化的機會必定離中國遠去。
在這裏，我們又一次看到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赤裸裸的背離。發育要素市場必然會使黨在經濟活動中尋租的權力越來越小，而針對黨的瞎指揮導致的市場失靈，侵害企業和民眾利益的追責卻會越來越嚴厲，使得黨在資源配置中越來越顯得多餘，顯得有害。如此一來，隨着要素市場的充分發育，隨着黨干擾經濟，破壞市場的真面目的暴露，黨必然被人民和企業所唾棄，最終被徹底邊緣化。這本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頭等好事，對人民的幸福來說也是頭等好事。但是，對一心尋求凌駕於法律和憲法之上，享受特權的中共來說，是決不甘心的。為了拯救中共的執政安全，中共的保守派只能強行扼殺要素市場的發育，開改革、開放的倒車。現在，為了挽回民企和民眾的信心，出台了民企31條，好話說盡，卻迴避一系列要害問題：即中共究竟讓不讓要素市場發育出來，究竟讓不讓民企享有國企的同等待遇，對於為了讓國企做大做強而不惜動用國庫，給予他們的種種優惠和特權，民企究竟能不能同等而自動地享受？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決定性作用究竟能不能還給市場？顯然，這是中共保守派最感害怕的問題。難怪31條完全迴避。
所以，中國經濟遇到一個要不要讓要素市場發育出來的死結。只要這個死結無法解決，中國也就無法實現兩個彌合，無法實現將廣大農民和農民工包含在內的全面現代化。中共已經意識到在自己的治下，這種意義上的現代化遙不可及，正在推出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神話。可以斷言，就像當年的人民公社道路，後來的農村工業化道路，以及再後來的華西村，南街村道路那樣，不管一時被吹得如何天花亂墜，都已一一破產一樣，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也將作為一個自說自話的，反市場，反憲政民主的笑話載入人類的史冊。
[1]筆者向夏善晨教授和其他與會者的批評、指正表示最誠摯的感謝，並對餘下的錯誤承擔全部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