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二為曾昭燏
1909年剛一開年，湖南雙峰縣荷葉鎮萬宜堂，一個小女孩就迫不及待地降臨曾家。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女孩就是後來中國首位女性考古學家曾昭燏。
曾家是中國近代史上排名前列的名門望族，曾國藩的大名無人不知。曾昭燏的曾祖父曾國潢就是曾國藩的大弟弟。這家人讀書比長房還牛，輪到曾昭燏這輩，兄妹七人，大哥曾昭承是美國哈佛大學碩士；二哥曾昭掄是麻省理工學院博士，中科院院士；弟弟曾照傑是上海大夏大學學士；幾個妹妹，要麼醫學博士，要麼西南聯大畢業。
曾昭燏自己，5歲接受啟蒙，12歲入長沙女校學習，20歲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後留學倫敦，獲考古碩士學位。
留學期間，曾昭燏結識了傅斯年、李濟等人。李濟大曾昭燏13歲，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他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了震驚中外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對於曾昭燏來說，李濟要算前輩級的人物，是中國考古學之父。
數年後，曾昭燏讓李濟刮目相看，發現這位個子不高的女性，原來也是考古學界的翹楚。
1938年6月3日，是曾昭燏研究生畢業典禮的日子。還在此前一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陷入戰火，南京失守，大學紛紛內遷。幾天後，曾昭燏收到大哥曾昭承的來信，勸說她不要現在回國。但一番考慮之後，她還是放棄了可以在倫敦攻讀博士的機會，毅然選擇了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
這一年，她輾轉來到西南聯大，和吳金鼎一起在大理的蒼山先後發掘了馬龍遺址、龍泉遺址、白雲甲遺址等5處遺址，獲得了震驚海內外的考古發現。這是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運用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科學方法進行的「鋤頭考古」活動。在此之前，雲南省還是一片尚未被開發的處女地，曾昭燏等人的出現，具有史無前例的意義。為此，考古界將其發現命名為「蒼河文化」，以蒼山洱海作為見證這一考古界的奇蹟。
憑藉着出色的考古能力，1941年2月，曾昭燏被任命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總幹事，與吳金鼎、王介忱等人全力組織了四川彭山縣東漢崖墓的考古發掘，並撰寫了《從彭山陶俑中所見的漢代服飾》等論文，篇幅多達數百萬字。1943年，她與李濟先生合著的《博物館》一書，成為中國博物館學的奠基巨著。
1946年，曾昭燏回到南京，抗戰西遷的文物也隨之歸來，她開始主持文物整理和博物館復建工作。後來，隨着內戰升級，戰線南移，國民政府計劃退守台灣，擬將博物院文物悉數運往海峽對岸。曾昭燏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她對籌備處主任杭立武說：「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後，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她還發表了公開信，呼籲將此前運走的文物運回到大陸。在她的據理力爭之下，追回了一些文物，其中就包括歷史課本中的司母戊大方鼎。
關於這次文物遷台，還在1948年11月，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便已決議挑選一批文物運往台灣，李濟受命參與押運。與曾昭燏不同，在李濟看來，只要打仗，文物就會受損；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國哪個地方都可以。幾年前俄國人出兵東北，打進長春時，溥儀帶去的故宮國寶被劫掠一空，這種事不能再發生了。所以，文物去哪兒他就去哪兒。這種近似「沒有立場」的姿態，為他招來了一些罵聲。
李濟把要搬家的消息告訴了兒子李光謨：我必須搬，你怎麼樣？
李光謨猶豫再三，但還是跟着父親去了台灣。李光謨是同濟大學醫學院學生，因生病休學在家。他1947年就參加了學生運動，他覺得共產黨帶領民眾走的路是對的。父親想了些辦法讓他進台大。當時傅斯年還沒有擔任校長，台大說從外校轉來的學生，年級要降兩級，還要補一年的日語。同濟的課程原本只剩最後兩年，於是李光謨決定還是回上海完成學業。
1949年2月22日他離開台灣時，母親把他送到了碼頭，父親頭天晚上就說好了不來送的。李光謨回到上海後，發現情勢變得太快，兩個月後入台開始受限。父母一天一封電報催他回家，五六月份，李光謨收到母親來信，讓他回台灣商量出國留學的事情，同時寄來了買好的機票。當時一般人根本買不到機票，李濟找到傅斯年，傅斯年想了很多辦法才弄到了一張。見到機票，李光謨有過一番猶豫，但最後還是原樣寄回了台灣。他回信說，自己決定留下來，「看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將來「我們還會有相見的一天」。
此後，每隔一段時間，李光謨都能領到一小筆錢，那是李濟托朋友把自己的講座津貼轉給兒子的。不過李光謨沒按父親的心願學醫，而是考入了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轉學俄文，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服從組織安排，從事於馬列主義哲學理論的翻譯。
幾年之後，李濟在香港碰到那位朋友的女兒，她告訴李濟，李光謨去了北京，娶了太太，生了孩子。
因為父親的關係，李光謨受到影響，被要求退黨。為了在被勸退後恢復黨籍，他在「總結」、「報告」中總要寫一點關於父親的事，但他從未批評過父親治學和為人處世的態度。這一點與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在報上大罵胡適有很大不同。
那時候，就連曾昭燏這樣的考古專家，與政治毫不沾邊，也不能不違心地表達態度，加入到譴責祖宗的行列中。但是，當她看到原本在歷史上光彩奪目的曾國藩，被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定性為「漢奸劊子手」時，她憤怒了。她在發言中疾呼：「說曾國藩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我們認了，但是說曾家是漢奸，這無論如何無法令人接受——曾家自曾國藩以下數百口人，在民族大義面前，沒有過絲毫猶豫。」說曾家是漢奸，無異血口噴人。
這件事發生後不久，二哥曾昭掄就遭到了迫害。作為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的著名「六教授」之一，他被劃為右派，並撤銷其教育部副部長職務。二哥是曾昭燏心中一顆閃亮的明星，也是曾家引以為傲的學術典範。二哥的無妄之災，讓曾昭燏悲憤莫名，漸漸陷入抑鬱而最終走向絕望。
而幾乎就在同時，胡適應蔣介石欽點，在1957年11月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在其後4年的任期內，他「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蔣夢麟語），使台灣的學者在精神上感到了滿足，也使國際學術界注意到了台灣的工作。4年後他於任上去世，在葬禮上，李濟送了一副輓聯，上面寫了三句譯自英文的話：明天就死又何妨？努力做你的工，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這也是李濟拿了胡適自況。
李濟一生，在中國考古學領域的貢獻，無人能及。還在求學時，他已經是個學霸。1918年，李濟由清華學堂選送留學美國，這一年他24歲。在接下來的5年裏，他拿了3個學位：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最後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專業的哲學博士——也是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
1923年李濟學成回國，在南開大學當了兩年教授。之後清華學堂成立國學研究院，聘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為教授。李濟資歷稍淺，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於是聘其為「特約講師」，但月薪400銀元、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間的標配，與四教授持平。
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發掘了西陰村遺址。這是第一次由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李濟後來因此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1928年，以發掘安陽殷墟為目標，李濟領導了這場考古工作。他和後來加入的梁思永（梁啓超之子），在小屯、後岡、侯家莊等地進行了15次發掘，以現代考古方法和觀念培養了眾多的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和台灣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幾乎是兩岸考古界所有的領軍人物。李濟的發掘證實了商的存在，使中國的信史得以上推數百年。
如此開拓性的輝煌，理當被人銘記。卻因為他去了台灣，大陸這邊，李濟的名字逐漸被人刻意遺忘，偶爾出現也是在「批胡適」等運動中作為批判對象，他主持殷墟發掘的功績，在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就只剩下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過一些發掘。」心胸之狹窄，恨意之深入，是完全地不講學術風度了。
而在台灣，隨着傅斯年應徵出任台大校長，他把來台幾乎所有學者及教育界人士聘請到台大。李濟也應邀在台大創辦了考古人類學系，使職業考古學家的訓練第一次列入中國大學的計劃。
1955年，李濟接替董作賓擔任了史語所所長，這一做就是17年。當時的環境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但在李濟的堅持下，史語所成了「中研院」惟一不搞政治活動的機構。
在所長任上，李濟主持出版了26巨冊《中國考古報告集》、5大冊《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古器物研究專刊》、19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學術成果煌煌。
1959年秋，李濟夫婦應邀赴美做學術訪問。得知這一消息，大陸方面策劃了幾種在途中與李濟「接觸」的方案，打算借「約請參觀訪問」的名義，尋找機會把李濟留在大陸。
為配合這一工作，李濟的兒子李光謨被叫來勸說父親。這是離開台灣11年後，李光謨首次接到的特殊任務：去見見你的父母。
在珠海的一間會客室里，兩代人久別重逢。李光謨後來回憶說：「他們都退出去了，給我們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一位女同志有時會進來看看，照顧照顧我母親。談了有一個鐘頭吧，我父親多的也不問，他就問問家裏的孩子。我就拼命講他認得的那些人，夏鼐怎麼樣了，陶孟和怎麼樣了，還有家裏的一些親戚。我那個時候很窮，按這裏給我準備的，穿得好一點。我的情況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見我們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當然就見面了，那會兒他們都在北京等着，隨時準備去，說要是老先生多呆幾天就見到了。」
「後來就吃飯，一餐非常豐盛的飯。那時候還在困難時期，我記得是把我從農場裏頭抽回來的，我在鄉下搞社會主義教育呢。出來的時候我還帶着老鄉的兩個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記得那餐飯吃的什麼了，但是記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沒見過了。我父親也是愛喝酒的人。他喝了兩杯，說不錯，挺好。後來他們走的時候，我前後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員。事先就跟我說了，千萬別過那條線，就是地上劃的，用顏色標了一下的邊界線。當時我手裏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沒見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說你帶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遞給她，結果走到邊界線了。旁邊的人示意，指指那條線。他們過去了，我不能過。」
對於這次統戰，大陸方面提出了3個方案：留在大陸居住和工作；去北京及各地參觀訪問，往返自由；去廣州與家人以及考古界人士會面，往返自由。這3個方案都被李濟拒絕了。
沒有人知道，如果李濟回到大陸，文革時會遭遇如何一種景象。
而曾昭燏等不到文革發生，就已經心灰意冷了。不斷的身心折磨讓她疲憊不堪，無休無止的檢討導致考古研究被迫中斷，她沒有餘力再思考其它，只能痛恨自己無能為力。
就在她確定不再貪生的那年春節，她參加了民主黨派的座談會，會間一派祥和，大家興致高昂地討論着天下的大好形勢，只有她默默丟下一句：「我看你們都是佞臣。」說完便起身離去。
1964年12月22日，她穿戴整齊，帶着幾個蘋果，讓司機送她去靈谷寺。她面色平靜到看不出任何端倪，下車時，她把蘋果給了司機，告訴他慢慢吃，自己過一會兒就回來。然後登上靈谷寺塔，從66米高的塔頂縱身躍下。人們在她放在車上的大衣口袋中，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我的死，和司機無關。這一年，她55歲。
而十多分鐘前，她還在茶室小憩，並要來一張紙片，神色平靜地寫下了幾個字。然後將大衣交給身旁的司機，輕言細語地說了一句：我去散散心。
她已經生無所戀，不願再苟且貪生，所以走得義無反顧。她的死，並沒有激起波瀾，甚至沒有新聞，沒有討論，沒有送別，也沒有追悼。惟墓碑上寫着：南京博物院故院長曾昭燏之墓。
此時在台灣的李濟，正埋頭於學術研究，不知老之將至。1977年，81歲的李濟最後的生命之作《安陽》出版。1979年7月14日，李濟對宋文薰說，他正計劃寫一本與最初的著作《中國民族的形成》同名的書。二十多歲時，他在自撰的簡歷中寫道：「我的志向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他的最終目標，是要尋找「中國人的始源」。
半個月後，李濟心臟病突發，離開了這個世界。當天，他在大陸的孫女兒在房間裏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以為身體出了什麼問題，到醫院檢查，一切正常。3個星期後，李光謨收到海外寄來的訃告，一看父親去世的時間——上午9點半，正是女兒摔跤的時候。
李濟比曾昭燏大13歲，卻晚走15年，直到臨終前，還在計劃著書立說。而曾昭燏正當盛年，卻被迫中斷研究，無法寫作。去留之間，竟大到決定人物生死，又豈止著作而已。
惟兩人情操，不分伯仲。
李濟一生發掘、保管文物無數，遺物裏面卻沒有一件古董，只有台北故宮博物院贈送的三兩件仿造藝術品。他一生謹守自己當年立下的規矩：考古工作者不藏古物。
作為中國考古界文物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曾昭燏沒有用過特權，她領導過的南京博物院一直有條明文規定：本院做考古工作者，絕對不準私人收藏古董。
參考資料：施雨華《李濟：失蹤的大師》；《曾昭燏：中國第一位女考古學家》；《一代女傑曾昭燏》；百度百科李光謨、胡小石、李濟條目等。
2020-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