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的解密文獻
1921：征糧隊催化糧食危機
1917年蘇聯政權建立之後，立刻出現了戰時糧食危機，來春演變成饑荒。1918年5月列寧向全國各地發出電報：「沒有糧食。紅色首都因饑荒而處於滅亡的邊緣……我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名義，要求你們毫不遲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為保住政權，打贏內外戰爭，從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蘇俄政府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其內容包含了禁止買賣糧食和餘糧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蘇聯人民委員會頒佈法令，要求農民按照政府規定的數字交納農產品，交出全部餘糧和一部分口糧來支援紅軍和工人。為落實法令，蘇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攜帶武器的征糧隊，用軍事辦法徵集糧食和農產品。征糧隊常常將農民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徵集了上來，並將為數相當多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鎮壓或懲處了。這引發了農民階層對與蘇維埃政權的離心。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雖出於應急，卻被列寧等蘇聯領導人一度視為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1919年1月，列寧在回答歷史學家尼古拉羅日科夫的信中稱：「……不應當搞貿易自由、向後退，而應當通過改善國家壟斷繼續向社會主義前進……」此後列寧強化了這一思想。
1920年底國內戰爭結束，戰時共產主義體制卻延續了下去，被徵收的農村對蘇維埃政權產生了牴觸情緒，轉化為不願意種糧或者儘可能少種糧、故意縮減耕地的不合作行動。農業急劇萎縮，1920年的穀物總產量比戰爭前減少了一半，棉花產量僅為戰前的6％。1918年春已發端的糧食危機開始放大，最終在1921年釀成一場波及蘇聯17個省份的大饑荒。
本次大饑荒的起止時間目前尚存爭議。H．B．科切特科夫等俄羅斯學者認為「絕對飢餓」持續到1925年。俄羅斯歷史學副博士奧爾洛夫·弗拉基米羅維奇則得出結論說，一些地區饑荒持續了蘇聯政權的整個頭10年。
毒氣彈鎮壓農民暴動
戰時共產主義制催化了饑荒，引發了波及全國多個省份的農民暴動。1920年底至1921年春，烏克蘭、俄羅斯東南部、中部、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沿岸先後都爆發了農民暴動，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亞伊施姆一縣參加暴動的農民就達6萬多人，參加坦波夫省農民暴動的有5萬多人。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糧食一度銷售到全俄與歐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國最富饒的省份之一。1917年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該地一直對餘糧徵集制消極抵制，並演變為公開的農民武裝暴動。而隨着蘇俄政府對坦波夫省暴動農民的鎮壓，該省的經濟也滑落到整個國家的倒數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淪落到養不活自己的境地。
為從農民手中強行收繳糧食，蘇俄政府組織了一支支「武裝征糧隊」，在同一時間從四面八方進入坦波夫省境內。但是農民游擊隊反擊了這些官方的武裝征糧隊，有時候將征糧隊打得潰逃，甚或全殲征糧隊。
蘇俄政府還將肅反小分隊及紅軍部隊開到坦波夫省境內。農民暴動卻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捲坦波夫全省。當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農民游擊隊逐漸組建成三個統一指揮的游擊集團軍，宣告成立坦波夫游擊區民主共和國，仿效蘇聯組建了內衛部隊、警察局、檢察院等機構。
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動者的人數達30多個團。1921年1月底，蘇聯政府對坦波夫省的暴動農民武裝實施一次大規模的戰役，卻未獲成功。不少農民和工人出身的紅軍士兵加入了暴動農民的隊伍，暴動蔓延到相鄰的沃羅涅日省和薩拉托夫省。
1921年5月19日蘇俄政府鎮壓農民暴動部隊司令員米·尼·圖哈切夫斯基發表《告前線紅軍將士書》，號召紅軍將士們對「勞動者階級的敵人」實施「勇敢面堅決的打擊」，「坦波夫的匪徒們註定要滅亡！」為徹底平定坦波夫農民暴動，蘇俄政府「反匪徒委員會」甚至於1921年6月21日決定建議圖哈切夫斯基可以動用毒氣攻擊「匪徒」，「要極其謹慎，在有充足的技術準備並且確保成功時可以使用」。1921年8月22日，一個駐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氣彈。
農民暴動期間，1921年2月28日爆發了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2.6萬名暴動水兵大多數來自農村，曾經在十月革命期間首先向冬宮開炮，此時卻因為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集權和「餘糧徵集制」再度起義。
大饑荒的燃眉現實，迫使蘇俄政府從1921年3月起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行過渡式的新經濟政策，用糧食稅替代餘糧徵集制，准許農民擁有剩餘糧食和進行貿易。新經濟政策形成對農民暴動的釜底抽薪。1921年9月，暴動最後平息。
死亡與國際救援
1920年代初的蘇俄饑荒發生了人吃人的悲劇。全俄第九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來自發生大饑荒的薩馬拉地區的農民代表布爾馬特諾夫在自己的大會發言中指出，當地因為饑荒而發生了人吃人事件。會議休息期間，列寧找來薩馬拉省負責該省賑濟饑民委員會工作的領導人安東諾夫詢問：「你們省的農民代表布爾馬特諾夫講得很好，但是，安東諾夫同志，他說他們那裏發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東諾夫回答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志，情況不僅僅是這樣，人吃屍體的情況不僅僅只發生在那裏。」「人吃屍體？！」列寧驚詫地發問道，又立刻憤怒地指出：「武裝干涉者要為此受到懲處！」自然，他沒有提到武裝糧食徵集隊。
大饑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無定論。1986年出版的《蘇聯農民史》稱大饑荒共造成了100萬人死亡。蘇聯學者B．П．達尼洛夫則在《集體化前夕的蘇聯農民》一文中稱：此次饑荒的死難者「有520萬人」。俄羅斯科學院俄國史研究所研究員季馬·費奧多羅維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為飢餓和疾病死去了500多萬人。
1920年代的蘇聯未完全對外部世界封閉，這次大饑荒處於國際視野之中。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初，蘇聯政府藉由作家高爾基發出呼籲，籲請國際社會伸出援助之手。
美國是最早作出回應的國家之一。1921年7月26日，時任美國救濟署署長的胡佛給高爾基回復了一份電報，聲稱美國救濟署可以向蘇俄饑民提供要的援助，條件是蘇聯政府須釋放被關押在蘇俄監獄中的美國人。同一天，美國方面通過無線電廣播向全世界播發了胡佛給高爾基的這封電報的內容。
1921年8月兩國達成協議，美國救濟署派員到蘇俄境內實施援助，蘇聯方面保證這些工作人員的行動自由和豁免權，蘇聯政府可以派遣代表參與救援；美國救濟署工作人員不得在蘇聯境內從事政治和商業活動。
美國救濟署在蘇俄境內的16個區開展救濟，從美國購買糧食運抵蘇俄境內，截至1922年7月共計運抵蘇聯72萬噸糧食等食品。美國救濟署還向饑民提供醫療幫助，並為蘇俄政府在國際市場代購糧食。
美國救濟署還發動國際援助機構向蘇俄居民直接郵寄食物包裹和物品包裹，此外還在蘇俄境內開設食堂和物資發放站。1922年7月胡佛給美國總統哈定的報告中說：美國救濟署工作人員在蘇俄境內共計開設了15700個食堂和物資發放站，向大約325萬名兒童和530萬名成年人提供了食物。
高爾基在一封給美國救濟署署長胡佛的信中感激地指出：「……你們從死神那裏奪回了350萬名兒童和550萬名成年人……在我所了解的人類受難史上沒有任何行動就其規模和慷慨能夠與這次援助相提並論……」
1922年秋天蘇俄的饑荒嚴重程度開始緩解，至1923年2月美國救濟署工作人員及其在蘇俄境內招募的蘇俄方面工作人員的總數從1.6萬名減少到2000名。當年6月14日，經雙方簽訂協議，美國救濟署結束了歷時將近兩年的對蘇俄饑民的賑濟活動。
運動
1927年10月，蘇聯放棄過渡性的新經濟政策，開始實施以大工業化為核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之配合的是農業的集體化。由於保證城市和工業糧食供應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國家核定的低價收購糧食，農民對餘糧的擁有和貿易權再次面臨取締，公開的理由則是1927年的糧食收購量下跌。
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亞考察，在邊疆區會議上提出將蘇聯《刑法》第107條運用於糧食收購工作，該條文內容為「通過採購、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場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價格者處以1年以下監禁並沒收全部或部分財產，或僅監禁」。以刑法用於糧食收購，對擁有餘糧者以投機罪名懲處，這一「非常措施」此後影響深遠。
與此同時，西伯利亞邊疆區黨委專門成立了一個機構「糧食收購三人特別小組」，「三人小組」是衍生於戰時的特殊機構，擁有不經審訊批准逮捕、判刑和處決犯人的權力，在蘇聯二三十年代各級政權中仍舊存在。此後蘇聯全國紛紛仿效，先後都成立了這種擁有極大權力的「三人小組」來統一領導各自的糧食收購工作。與「餘糧徵集制」相比，僅是強迫的手段由武力轉為刑罰而已。
「非常措施」的實行，再次激化了蘇維埃與農民階層的對立。1928年3月26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基謝廖夫報告稱：「由於拿走了農民的糧食，最近農村中的反蘇維埃情緒進一步激化。」「在北高加索成立了若干三人小組以加強糧食收購……由於三人小組有逮捕權，所以它們就逮捕了沒有完成指令任務的農民……」
《蘇共中央通報》1991年第7期刊登的材料充分地揭示了當時農民們的反抗情緒，甚至一位貧農出身的村蘇維埃主席也反映說：「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際共產黨人發瘋了或者正在發瘋。……看來農民只得像1919～1920年那樣鍛造長矛來保衛自己了。完全是在搶劫……」事實上，很快農民們就去鍛造「長矛」來保衛自己了，根據目前解密的檔案材料來看，僅1928年上半年蘇聯全國各地就爆發了150多起農民暴動事件，這些農民暴動事件是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參與之下被鎮壓的。
聯共（布）中央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1928年春天分歧越來越嚴重，斯大林堅持認為產生糧食收購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富農囤糧不售，蓄意製造饑荒，是階級鬥爭的表現。
糧食收購危機還為斯大林提供了政策論據。斯大林認為，糧食收購危機表明用市場方法從富農那裏獲取糧食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蘇維埃制度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聯合的社會化工業和個體小農經濟之上，他由此得出結論：必須把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使「各地區毫無例外地都佈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如此方能確保國家工業的糧食需求。
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的觀點，認為產生糧食收購危機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國家用在工業上的投資過多，而對農業投資過少。另一方面，糧食價格又定得太低，挫傷了農民們的生產積極性。1929年4月，布哈林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理論受到批判，布哈林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集團，斯大林可以放開手腳實施其農業集體化了。
大饑荒期間大量出口糧食
1930年1月5日聯共（布）中央通過的《關於集體化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確定要在五年計劃結束時基本消滅小農經濟。蘇聯全國各地各級黨和政府組織自上而下地推行全盤集體化，不能如期完成任務的地方幹部要受到撤職、開除黨籍的處置，而不願意立刻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則被斥之為「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准）富農分子」，並沒收土地。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強大壓力之下，蘇聯農村集體化運動飛速發展，從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1日，有1200多萬戶農民加入了集體農莊，全國集體化的農戶從占農戶總數的7.6％猛增到56％，而迅猛發展又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生產者的積極性遭到摧殘。因為在集體化運動過程中農民在突然之間交出自己的農具和牲畜以及原先分配給他們耕種的土地，不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民了。集體農莊農民必須按國家規定價格和數量交售糧食，類似中國的「統購統銷」，尤其嚴厲的是違反者以刑法處置。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時，蘇聯各地集體農莊義務交售的穀物價格僅相當於其成本的13.2％，土豆價格僅相當於其成本的7.5％，而國家在將糧食出售給農民們的時候價格高得驚人。
集體農莊的農民們無法忍受農產品義務交售制的重負，再次用減少播種面積等辦法來消極抵抗，產糧區出現了「罷種罷收「。
糧食產量在下降，國家徵收乃至出口的糧食卻在逐年提高，以獲取資金推進工業化。如此作為之下，1930～1931年糧食不足問題已經顯現出來，1932年秋，蘇聯國內廣大地區普遍遭受了嚴重的饑荒，在烏克蘭南部、伏爾加河中游等地區饑荒最嚴重。
1964年5月26日《真理報》刊登的材料顯示，當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捷列霍夫向斯大林匯報農村因糧食歉收而出現嚴重饑荒的時候，斯大林的回答輕描淡寫又含有威脅：「有人告訴我們說，捷列霍夫同志，您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原來您是一個善於講故事的人——編出這樣一個關於大饑荒的故事來嚇唬我們，但是您辦不到！倘若讓您去作家協會寫寫故事讓一幫傻瓜去讀，而不再擔任州委書記和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豈不是更好？」
一直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前，蘇聯的報刊都嚴禁談論1932～1933年大饑荒，提及災荒的人以「反革命鼓動」罪名入獄。
嚴懲與死亡
前蘇聯《星》雜誌1964年第1期載文詳細描述了1932～1933年蘇聯大饑荒的情景：「人們一家一家地餓死，房屋紛紛倒塌，越來越多的窗戶不再透出亮光——它們被木板釘死了，人都進城去了。」
城裏等待他們的是什麼呢？《十月》雜誌俄文版1989年第6期刊登的蘇聯作家格羅斯曼的一篇文章《一切都在流動》回答說：「國家拿不出一粒糧食給饑民……所有道路上都設置了關卡，有軍隊、警察、內務部工作人員，不准饑民出村，哪怕是一些非常小的車站也都有警衛隊……」城裏買糧食則必須出示糧卡。
1932～1933年蘇聯爆發的大饑荒，災難性遠遠超過了1921年的饑荒，主要原因是蘇聯官方對國內和國際社會掩蓋了真相，致使饑民們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饑荒期間蘇聯仍然堅持向國外出口糧食。
1932年，蘇聯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產者必須處以最高刑罰——槍斃並沒收全部財產。情節較輕者，判處10年以上監禁並且沒收全部財產，結果，大批婦女、兒童因為忍受不了飢餓偷偷剪了點麥穗充飢就受到了嚴懲，在從該決議出台至1933年1月短短6個月的時間裏共計判處了54645人。
食用掩藏的霉變的穀物引發了大面積疫病。但更嚴重的是重演的人吃人悲劇，引發了如何懲處的法律問題。1933年5月，蘇聯國家安全機關下發了一封秘密信件，信件強調了將食人視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事件：「由於現行的刑事法令沒有規定對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懲罰措施，所以一切食人案件都必須立即交由國家安全機關的各級地方機構去處置……」
1932～1933年蘇聯大饑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數學者傾向於500萬的數字。20世紀90年代曾擔任《消息報》副總編輯的列昂尼德·姆列欽在專著《歷屆克格勃主席命運揭秘》一書中稱：「1932～1933年間的大饑荒奪走了400萬至500萬條人命。」麥德維傑夫則在《讓歷史來審判》一書中提出了「800萬」的數字，認為「這個數字也許更接近實際情況」。學界的一致意見是，1932～1933年蘇聯大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要多於1921年的大饑荒。
1946：人民死於勝利之後
蘇聯歷史上的第三次大饑荒發生在1946～1947年。二戰之中，這場大饑荒在蘇聯許多地區已經開始，卻並未隨着衛國戰爭勝利而結束。這首先是由於戰爭帶來的上千萬農業勞動力的損失，在戰後重建期表現得更明顯，而大批覆員軍人沒有興趣重新當農民。1946年烏克蘭等地遭受了嚴重的乾旱，引發了農業歉收，而當局的糧食徵購政策卻沒有從戰前時期轉變。
當時主政烏克蘭的赫魯曉夫後來在其回憶錄中披露：二戰結束之後烏克蘭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儘管他一再向斯大林匯報相關情況，「但是，這只能火上澆油。我們從中央什麼也不曾得到，饑荒蔓延開來，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有的地方開始人吃人。情形愈演愈烈」
俄羅斯學者季馬·費奧多羅維奇在文章中指出：「一些因為飢餓而失去理智的母親親手殺死了自己年幼的孩子，然後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兒童和少年失蹤事件頻頻發生。」這些食人事件仍然由國家安全部門懲處。
饑荒為沒有隨戰爭勝利而結束，是什麼使回到家園或復員的人們失去了生產糧食的動力呢？
實際上，衛國戰爭曾使得農民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得到舒緩，人們期待着國家的政策有所鬆動。然而一度廣泛流傳的農民私有財產在戰後得以恢復的傳聞卻並沒有變成現實。原因在於，衛國戰爭的勝利使得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政府對戰前的農村集體化運動正確性深信不疑。
緊隨着戰爭勝利到來的饑荒，帶來了更大的幻滅，人們對於蘇維埃政權和制度的懷疑深化了。別里齊縣老波特拉日村女村民維爾博娃·瑪麗婭在村子裏抱怨說：「……蘇維埃拿走了所有的糧食，但是這兒不久將不會再有蘇維埃了。」
斯庫良區拉斯波涅娜村村民布拉什萬魯對村民們說：「比薩拉比亞應劃歸美國所有。蘇維埃政權長不了。」這樣的抱怨言辭都為安全部門掌控。
與二戰之後的蘇聯類似，戰後的德國也出現了饑荒，不過死亡者和饑荒時段遠遠少於蘇聯，原因之一是德國人自身的努力，此外美國和英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援助。而隨着冷戰帷幕拉開，蘇聯不僅未曾尋求國際援助，還堅持從國內運輸大批的糧食支持戰後新盟友東歐國家，比如1947年蘇聯提供給捷克斯洛伐克的糧食由原先協議規定的40萬噸增加到60萬噸。
與前兩次大饑荒相比，戰後1946～1947年大饑荒中蘇聯死亡的人數有所下降。原因之一是蘇聯民眾已在一次次的災荒中學會了自救，包括大面積的盜竊。這種行為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僅1946年秋天就有5.3萬人因為偷盜糧食而受到懲處，其中3.6萬人被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其次，此時的集體農莊農民已經可以擁有一塊不大的住宅旁自留地。這往往成為農民的救命田。
譯者 秦傳安2019-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