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國富論）（上）、（下）封面
長久以來，「拼經濟」和「救經濟」的聲音時不時的傳出，前者指的是讓國家經濟輝煌成長、繁榮、富裕、永續發展；後者則是讓低迷、衰退的經濟復甦、起死回生。
我們也都知道，拼經濟和救經濟的主角是「政府」，而且不論何種體制的社會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說是地球人的「共識」。21世紀以來，「安倍經濟學」「川普經濟學」和「拜登經濟學」更堂而皇之地擺上枱面，凸顯政府承擔「拼經濟」「救經濟」的現實。
拼經濟、救經濟是誰的事？
不過，赤裸裸的事實是，全球經濟不但沒有永續輝煌成長，通貨膨脹、經濟低迷、衰退卻一直與世人長相左右，而且氣候變遷、地球暖化、天災人禍連綿不絕愈來愈嚴重，甚至人類走往滅絕之路都不是危言聳聽。可怪的是，各國政府主動或被動一肩挑起振興經濟的任務更被深深認同，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各種管制干預政策的各項振興方案不斷出籠，而經濟循環往復、每況愈下，好似已是一條不歸路，究竟該如何救藥、如何尋得明路呢？
目前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已展開，尋求連任的拜登，由白宮強推「拜登經濟學」，雖受到不少的批評，但都落入「政治性攻防」，無法凸顯出政府應否主宰拼經濟、救經濟的根本，有必要尋根探源。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檢討事例，十年前就有明確的檢討出現，很值得重新呈現。那是2012年出版，由愛德華·康諾(Edward Conard)這位企業家寫作的《經濟復甦的手段，與意外惡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y Everything You have Been Told About the Economy is Wrong?)這本書，於今觀之，非但不過時，還更適用，因為作者清楚指出「錯誤經濟觀念的灌輸是問題所在」，真是一針見血。該書回顧歷史上做對的時期之關鍵因素，接着找出當前的真正問題，最後提出化解之道。
作者是以世界首強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二十多年繁榮為例，找出維持這麼長期繁榮的主因，亦即，做對了什麼？作者認為「生產力的提升」最為關鍵，而美國靠的是網路的發明，拉大它和其它先進國家的距離，「投資於創新」就是秘訣，必須把稀有資源（指有才幹的勞工）從生產當下的消費品，移轉到搜尋與執行創新點子上，除了一般大眾了解的（有形）人力資本外，將無形資本包括在內的「智慧」資本更重要，作者特別強調「過時的會計方法加上存活者偏誤，將創新的投資費用化而不是資本化，掩蓋了投資和創新之間的連結，尤其是失敗的成本。這會讓人誤以為創新不需要大量投資，會從規律的業務流程隨機產生。」
累積智慧資本提升生產力
所謂的智慧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結構（組織）資本和關係資本，結構資本又可分為基礎結構資本（組織運作機制、知識庫）和創新資本。作者指出，為什麼美國利用網路提高生產力的效果，比歐洲和日本更好？這些國家也都具備相同的科技、擁有教育程度相當的勞工和投資所需的資金，卻只有美國創造出谷歌、臉書、微軟、英特爾、蘋果、思科、推特、亞馬遜、eBay、You-Tube等企業，歐洲和日本幾乎沒有貢獻。
答案就是「網路的發明拉大了它和其它先進國的距離」，這是「靠企業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風險性投資，來找出未經證實的創新；必須靠有才幹的員工拿一生一次的珍貴職涯，冒險投入這些努力當中；要靠投資人延遲消費來擔保風險。」亦即，企業與經濟體把資源從「生產消費品」轉到「投資於創新」。美國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資訊科技同時提高了最有才幹員工的生產力與無形投資的價值。由於勞力重置成本與邊際稅率較低，讓已經很高的投資報酬率更加擴大。這增加了成功的概率，也加深了他們的恐懼——沒有承擔風險就很可能失去地位，提高了他們承擔風險的誘因。
勇於承擔風險，讓一些企業里成了營造出寶貴的人才訓練場地，例如微軟、谷歌、臉書等公司，他們在不斷增加的創新之後再強化這些成功。這些企業不但訓練出國家需要的人才大軍，也刺激投資人和有才幹的創新人才複製、擴大他們的成就。缺少類似成功經驗的歐洲和日本在這些新興機會上被判出局，讓他們的投資人與有才幹的員工因此蒙受損失。
拼經濟是企業的事
作者提出的「創新救經濟」，看似稀鬆平常，其實是將重責大任置於企業而非政府，要企業提升智慧資本、勇於承擔風險、終而創新，至於政府的印鈔救市、量化寬鬆，作者認為只會引發通貨膨脹，不能增加投資，而政府振興經濟政策更只會留下天文數字的賬單，政府大興公共工程，是舉債消費，不是舉債投資，政府的社福、健保等所得重分配政策是道德辦法，不是經濟對策，政府幫助窮人應是投資而不是慈善，應讓窮人找回尊嚴、厚植人力資本。
作者以個人投資和經營企業多年的經驗，率直地指出，當前各國的復甦經濟手段，往往摻雜了道德因素和利益團體的介入，加上不盡責的公務員（監管機構以及執政者），誤信了不再適用的經濟學理論，或是見樹不見林的經濟分析，導致善意卻得到惡果。
該書值得地球人閱讀，進而形成公民力量，讓政府趕緊停止拼經濟，儘速回過頭來去做「對的事」。
在台灣，成功的本土企業家許文龍更大聲說：「政府常常在喊『拼經濟』這句話，完全是在騙百姓的。」他指出，訂單、原料、技術都和政府無關，政府要拼什麼經濟？公司的訂單也不是政府替他們爭取的，低價的原料也不是政府談來的，技術也不是政府幫忙研發的，政府能拼什麼經濟？
許文龍舉回歸中國之前的香港為例，當時英國政府只規定你不能犯規而已。有關經濟的事，政府一句話都不曾說。「我給你自由，所有人都不能犯法」，就這樣，香港經濟就自然發展了，大家都想去香港做生意。
許文龍又說，對於經濟，政府老是愛講「輔導」。不過，政府有能力輔導嗎？他說：「一個賣肉粽的，是政府教他怎麼包肉粽嗎？」
許文龍甚至認為，所有的企業，沒有一家是靠政府輔導成功的。這些企業人才，也不是政府培養出來的。政府不去「輔導」張忠謀，台灣照樣會有現在的發展，因為台灣的條件已經成熟。但官員們為了讓人民覺得政府「大有為」，不斷灌輸人民這種觀念，再透過教育跟媒體不斷放送。
就因為這樣子的「洗腦」，到現在，很多人的觀念還停留在舊時代，以為企業一定是政府去輔導、去培養人才，然後才有的。
在許文龍眼裏，政府力拼經濟的另一個問題是，在幾個看起來漂亮的數據背後，往往只會淪於救股市、救房市而已。一般人往往質疑，股市跌、房價落，消費者就會信心不足，企業也不敢投資。
政府拼經濟的觀念宜徹底清除
但許文龍卻認為，「不動產跌一半，正是買房子的好時機，為什麼沒有人覺得高興？假如股價這麼低，本來買不起的人，剛好可以買啊！這樣的聲音都沒有出來……這些應該高興的人沒在高興，反而產生不安，覺得自己可能失去工作、調薪的機會降低」。
一直以來，流行的看法是，景氣好等於股票漲，股票漲等於好，股票跌就是不好。在許文龍看來，這種邏輯根本忽略了每項產業本身的發展、競爭力和股價之間的關係，也因此，只要碰到股價大跌，政府就得如臨大敵，國安基金進場護盤儼然成了必要的救命丸。許文龍痛斥：「這不是拿多數人的稅金、退休金、勞保金來保護少數投資者的利益嗎？……台灣股民忘記要自負投資風險的事，整個社會變形，就是政府鼓勵出來的。」
許文龍說穿了國王的新衣，他從二十多年前就一再聲嘶力竭表示同樣的看法，之所以又一再重提，可見問題還在。其實，問題是愈來愈嚴重，錯誤的政策變本加厲，全球經濟每下愈況，關鍵就在「印鈔救市」愈重愈頻，說白了就是凱因斯1930年代提供的「政府創造有效需求」政策，或者「政府能精密調節經濟景氣」的觀念深植人心。政府當局且屢屢化為行動，許文龍以「吃興奮劑」形容這種政策，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教授則以「酗酒」稱之，更有以「毒癮」來比喻的。
讓政府做「對的事」
不過，由於該政策與「權、錢」緊密結合，又有諸多專家學者背書，因此很難說清，也更難去除，必須回歸1930年代大恐慌時期凱因斯和海耶克之論辯，或者台灣1980年代初蔣碩傑和王作榮的論戰。而未來主人翁的年輕人，更應該好好去接觸這些論辯，並作根本性思考，畢竟觀念左右人的行為、錯誤的觀念危害甚大，但觀念浸淫灌輸而生根固然不易，一旦生根再要挖根、刨根更是難上加難。
政府角色的扮演可說是最關鍵的觀念，政府的職責不在於管控經濟，應在創造並維護一個公平、公正、安全、和諧的大環境，在國防、治安、法治上戮力，做個公正無私的裁判。這種看法早在1776年經濟學誕生時，經濟學的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就在其經典名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之收入〉中明確表示。
史密斯認為，「依據天賦自由的體系，君主只有三項需肩負的職責。這三項職責的確非常重要……第一項職責是保護社會不受其它獨立的社會之暴力迫害與侵犯。第二項職責是儘可能保護社會中每個分子都不受其他分子的無理干擾或壓迫，也就是要建立一個嚴正的司法體系以維護正義。第三項職責是要建立維護某些公共設施與某些公共機構，這些設施和機構對一個大社會雖然極為有利，然而由於性質特殊，其利潤絕不可能作為費用償還給任何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所以也就不可能期待任何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出資興建與維護。」
簡言之，史密斯認為政府的天職包括國防、司法(或治安)、公共設施和公共機構等三項。第三項內含四項：交通等方便商務往來的公共設施與機構、青少年教育、全民教育(信仰、宗教與教會)，以及維護君主（國家元首）尊嚴所需費用。在這六項中，除了國防與元首費用外，史密斯認為最好能「使用者付費」。至於政府收入來源可歸為三類：公營事業、賦稅和公債。史密斯強烈反對公營事業和公債。
對照250年前史密斯「自由放任」經濟體系的政府職責，現代政府實在太辛苦了，承擔了太多不該擔當的事務。是否該走回傳統古典經濟學，重拾亞當·史密斯的主張，讓政府「做對的事」，而且把「對的事做好」?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