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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土匪軍閥比思想家更能創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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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式的團體凝聚和控制,後來有過;農村的行政化和社會化組織控制,後來有過,甚至連村幹部這個名詞,還在叫着;個人迷信和崇拜,後來也有過,連像章我們都佩戴過,每人還不止一個(古代的皇帝也搞個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其實,後來的人也沒有諱言他們從軍閥那裏學了什麼,毛就曾經說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就是跟軍閥學的,而且"老師"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鄉譚延闓,說人家從來不做空頭的省長,總是要督軍兼省長。

▲從左至右: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

每當提起五四,我總要想到軍閥,因為五四恰好發生在軍閥統治時期,大總統是徐世昌,實際掌權的則是皖系軍閥段祺瑞。那些看起來烏煙瘴氣的軍閥表演,和後世同樣的烏煙瘴氣讓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象徵,跟後來的政治操作其實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我們的民族,按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的說法,多少有點思想文化決定論的傾向,興亡更替,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學風和士風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說是學風空疏,士大夫袖手談心性所致,晚清勢危,人們又埋怨乾嘉以來的樸學考據。

五四和五四以後,儘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實驗主義,但這種思想文化決定論卻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們的五四情結,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老祖宗的積習。軍閥是個壞東西,這沒問題。其實,近代以來,凡帶上個"閥"字的名詞,就有點罵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裏,"閥閱"好像還是挺中姓的,只是門閥才有點貶義),軍閥、學閥、財閥、黨閥……細排下去,大概還有十幾個。其中軍閥是最為人鄙夷的,因為這些人手裏有槍,屬於千餘年來為國人所不齒的軍漢武夫,行為粗魯,不講道理,看上哪個女學生,就要拉去當姨太太的。

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後,政壇上主角卻只能是軍閥,有槍的,說話聲音就大。聲音大的人也不光幹壞事,五四上街抗議的時候,學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學院都改了監獄,好像當局依然心如石鐵,就是不理會。後來的轉機,我們的教科書說是上海工人一聲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趕緊命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其實,當時聲援的不僅有工人,還有軍閥。鬧得最凶的當屬號稱善戰的北洋軍閥第三師的師長吳佩孚,此公時在湖南前線(南北軍閥混戰的前線),總是在報上抨擊賣國賊,今天一篇新式的《驅鱷魚文》,明日一通仿《討武曌檄》。

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其實也在幫腔,所謂上海的罷工的嚴重後果云云,其實就是他拿來嚇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誰最後起了作用?我說不清,但至少不能說軍閥的起鬨沒有用。

▲吳佩孚

在這裏,我所要說的並不只是聲音大小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聲音大的人所作所為對後來歷史的影響。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軍閥的政治舉措未必就沒有影響。

《新青年》風靡海內,銷量最多時不過萬餘,下層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軍閥的政治操作,動輒波及十萬的士兵或者成百萬的老百姓,讓他們過了多少年還記憶猶新。

五四以後的軍閥,還真是喜歡弄出點動靜。直系軍閥吳佩孚一直在想轍讓部下崇拜自己,一邊動作誇張地做秀,一邊做"精神講話",告誡部下,上下級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講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則堅持"五不主義",其中"不借外債"和"不進租界"還真是做到了。

膠東的軍閥劉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辦法是讓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像章是瓷質的,語錄也有本。

那個掘了西太后並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沒有語錄,更不能做"精神講話",但人家搞起了一個教門——廟會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幾萬官兵都是道徒,軍隊編制和教里的組織相互重疊。他身邊還有一個經常會神靈附體的"口",孫殿英發佈命令,往往就是神諭,難怪人家的士兵掘墳的時候膽子那麼大。做事不那麼赤裸裸的也有。他們利用宗教的儀式和精神來進行精神教育和控制,並不直接讓部下官兵崇拜他們自己,但結果卻更好。

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了一個顧和尚,不知怎麼就迷上了藏傳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講成忠義和愛國,講還不算,乾脆領着法師一個營一個營地給全軍將士受戒,官兵受戒後,發給受戒證章一個,竟然讓他練成一支佛軍。

相比起來,馮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氣一點,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當然,解釋出來的基督教教義倒也差不太多,也是愛國、愛群和忠義。馮玉祥的軍隊,全軍領洗(有外國記者說他用水龍頭乾的,其實不確),每營配有隨營牧師,開辦基督學校,按時講道做彌撒。自然,人們都叫他基督將軍。

▲從左至右: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

動靜更大,不僅在軍隊上作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據地方的老百姓頭上的,也有幾位,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組織,搬到了山西農村,將山西農村重新編村,整個組織起來,一套是村、閭、鄰的行政網絡,一套是各種社會組織像"息訟會"、"監察會"等等。

村閭長都是省里登記在案的官員,由政府發給補貼,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閻錫山管他們叫"村幹部"(這大概是幹部這個日本詞的首次引進,對於從前政權不下鄉的農村來說,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用當時山西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

村幹部和社會組織首領,將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個個項目,定期檢查,每個農民都要接受檢查。有思想或行為不端者,馬上進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則送到縣上的"莠民工廠"去勞動改造。

武力監督執行這些措施的,則是由現役軍人派回農村組織的保衛團。凡農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衛團,保衛團既是正規軍的預備隊,同時也是農村的警察,村幹部要動武的時候,靠的就是保衛團。

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有類似的表現,只是他們吸取了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的粱漱溟的某些做法,農村組織化實行政、學、軍三位一體化:縣、鄉、村三級,既是三級行政組織,也是三級國民學校體制,又是三級民團,每級的行政首腦,也兼任民團和國民學校的校長,在改革同時,實現幹部年輕化、知識化。現在我們該知道了,在五四以後的二三十年代,軍閥們還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這些事情對後來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樣具有影響。

宗教式的團體凝聚和控制,後來有過;農村的行政化和社會化組織控制,後來有過,甚至連村幹部這個名詞,還在叫着;個人迷信和崇拜,後來也有過,連像章我們都佩戴過,每人還不止一個(古代的皇帝也搞個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

其實,後來的人也沒有諱言他們從軍閥那裏學了什麼,毛就曾經說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就是跟軍閥學的,而且"老師"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鄉譚延闓,說人家從來不做空頭的省長,總是要督軍兼省長。

張學良

思想家和知識界創造着歷史,而軍閥、土匪、馬賊、幫會龍頭、兵痞以及各色鄉村能人也在創造歷史。在一個處於動盪的前現代國家裏,後者的能量從來就不比前者小,影響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為動盪和變化,使得這些人格外的活躍。

可惜的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卻很少注意過這一點。中國政治的資源,其來源其實不儘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國二道倒的,還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盡來源於典籍和先賢,還有不少其實真有點下三濫。

歷史就是這樣,養料吃下去可能會吐,但不耽誤把垃圾當點心吃。

對今天影響最大的無疑是近代的一系列巨變。其中,最難以看清的,就是最為混亂的軍閥時期。這段歷史影響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軍閥的行為也助長了強烈的尚武風尚,軍閥時代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至今仍在。

因此,不理解軍閥,不能正視近代軍閥的影響,就很難理解民國的政治邏輯,也很難了解今天很多歷史和社會問題的來龍去脈。

然而,關於軍閥的研究和著作依然很少,能跳出對軍閥的傳統敘事,正視軍閥歷史作用的更為稀少。為此,整理了"民國四大軍閥"系列,從民國大大小小的眾軍閥中,選擇對中國影響最大、又最具爭議和代表性的四位軍閥,從他們的人生經歷中讀懂真實歷史的另一個面向——

◎《蔣與現代中國》:本書作者陶涵曾任美駐華外交官,他以局外人視角超脫於中國歷史之上,可以說內容相當客觀。他深入研讀蔣介石日記、查閱大量機密檔案,並遍訪蔣氏故舊、同僚和部屬、美國軍政要人,對蔣介石其人,及那一時期複雜的中美關係的了解程度前無古人。對蔣的刻畫,既細緻又深入,且一改以往對蔣殘暴古板的評價,全面呈現複雜矛盾的真實的蔣介石。

◎《馮玉祥傳》:馮玉祥堪稱無法"蓋棺定論"的民國人物中最複雜的一個。可以說,讀懂了馮玉祥,就讀懂了民國錯綜複雜的政治邏輯。本書讓讀者看到,馮每一次倒戈背後,"不得不倒戈"的時局大勢,一個時代的波詭雲譎。作者簡又文曾任馮玉祥軍中政治部主任,與馮半生結患難之交,以第一手資料,站在客觀的歷史立場作此傳記,再現馮玉祥沉浮一生,可以說本書是了解馮玉祥最好的一部傳記。

◎《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的一生歷經晚清、北洋、國共,從無名小卒一路走到"代總統"的位子,晚年又回歸大陸。他的一生可謂是半部近代史。本書是李宗仁一生事業的全記錄,完整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的真面目,並間接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政治內幕或軍事秘聞。這是一本專門史研究的重要資料,讓讀者看到不一樣的中國近代樣貌。

◎《張學良口述歷史》:張學良在幾個關鍵時期的選擇,完全地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無論對他如何評價,他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性卻的不言而喻的。本書中,張學良的口述,隨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好比在歷史的鐵屋子裏,開出一片極窄的天窗,露出來的,是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

思想家創造歷史,軍閥、土匪也創造歷史,而後者的影響往往卻是更加現實而深遠的。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四大軍閥"系列(含獨家書)。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蒼山夜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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