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的形勢，終於迎來了再次復興的機會，但基於康有為的「大同」方案能否再次為人類勾畫出儒家的普世主義藍圖並被世界所承認，顯然還是一個問題。比較而言，惟有西方啟蒙主義近兩百多年來所開創的思想和知識體系，獲得了被世界所公認的普遍性形式，其中包含的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的價值觀，對於1980年代的中國整個知識界都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從思想史的連續性來看，西方輸入中國的一系列思想和觀念以及知識學，在晚清時期已經被諸如康有為、梁啓超、嚴復這樣的儒者視為世界「公理」或「公例」，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學科分類被他們徹底拋棄，轉而接受西方新的知識學分類方法。按梁啓超的說法，不僅是史學需遵循「公理公例」，其他學科如政治學、群學（社會學）、宗教學、地理學、地質學、人種學、人類學、法律學、平準學（經濟學）均需按「公理公例」來設定，「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都必須「取諸學之公理公例」。梁啓超認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48】他進而認為，中國社會變革亦必須遵循「進化之公理公例」，實際上是要求按照西方文明國家的普世性原則來規劃中國的現代建國方案。蕭公權在他的書中也曾提到，康有為並非是一個全面拒絕接受西方思想的儒者，相反，康氏從1880年代開始欣賞西方科學的價值，25歲時已讀了許多有關數理之書，不久又努力研究天文和西醫，從西方近代科學中獲得了許多啟示，認識到英國的實證科學開啟了現代的新紀元：「撥千年黑暗而致萬星光明者，倍根創實驗學派為之先驅。而自洛克、霍布士、彌兒以至於斯賓塞，凡英國之學派皆偏重物質，故能致此大效也。」【49】所以，蕭公權並不認為康氏的理想國是以「漢族為中心的大一統思想」為指導，或有「大漢文化帝國主義」之嫌，而是認為康氏的理想不僅是要消滅國家和民族，而且儒教在新世界中亦無立足之地，「事實上，康氏不是主張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而是純粹的世界主義。」【50】
在1980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如同康梁一樣，也同樣面臨着普世主義的思想轉換，即從馬克思主義的普世主義轉向西方啟蒙主義的普世主義，而儒家的普世主義在被馬克思主義的重拳粉碎之後尚處在重新拼湊的階段。後來成為中國新左派的思想領袖們，在當時的理論氛圍中，幾乎個個都是西方普世主義的信奉者，他們和所有自由主義學者一樣，不僅從西方龐大的思想資源庫中汲取各種思想和知識，參照西方學術標準重建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而且基本認可西方啟蒙主義思想所賴以構成的價值觀。甘陽寫於1985年的《古今中西之爭》一文，闡釋了當時的一種普遍看法——中國問題的實質不是中西之爭而是古今之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個關鍵問題就在於：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地域文化差異常常被無限突出，從而掩蓋了中國文化本身必須從傳統文化形態走向現代文化形態這一更為實質、更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異的問題。」【51】他嚴厲批評張之洞當年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理論怪物」，「實際上遠遠不是中國近代史某一階段獨有的思潮，而是中國現代化整個歷程中不斷會遭遇到的一大障礙，更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很難擺脫的一個鬼影。」【52】作者借鑑日本明治時期的轉型經驗，認為日本在開國初期也曾經有過「東方的道德、西方的技術」、「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學識」這類模式，但日本人最終認識到，要「實現近代化」就不可能用這類模式應對，因為文明是一個整體，輸入科學技術文明必然意味着必須同時輸入西方的哲學以及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甘陽從中日近代轉型的不同路徑及其迥然不同的結局中得出一個基本認識：「西方文化」從本質上看，就是「現代文化形態」，歐洲和英美國家的文化區別僅僅是「現代文化形態」之內的區別。「因此，問題的實質就根本不在於中西文化的差異有多大，而是在於：中國文化必須掙脫其傳統形態，大踏步地走向現代形態。」【53】
甘陽把「中西之爭」上升到「古今之爭」的層面上予以認識，正是費正清的「傳統—現代」認識模式在中國理論界的反映，實際上代表了1980年代中國「啟蒙知識分子」的一個共識：傳統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首先從思想觀念上突破儒家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障礙，全面學習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積澱下來的普遍性歷史經驗及其理論總結。但是，如前文所述，理論界的這個共識並未持續多久，到了1990年代，以批判啟蒙主義和現代化模式為己任的中國新左派，率先從啟蒙共同體中獨立出來，與啟蒙的普世主義決裂，重新選擇與儒家和馬克思主義的普世主義結盟，共同站在了國家主義旗幟下。這個重大的理論轉型之後，甘陽也就不再扮演一個傳統批判者的角色，他在2005年提出了「通三統」的理論主張，將「儒統」（儒家傳統）、「毛統」（毛澤東傳統）和「鄧統」（鄧小平傳統）統一打包成一個理論系統，同時也不再把「西方文化」視為現代化的唯一標準，強調要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也就是檢討我們以前對自己對中國的看法」，認為「近百年來我們過於迫切地想把自己納入這樣那樣的普遍性模式，實際忽視了中國文明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充分表現在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大帝國並沒有在現代轉型中解體為許多民族國家。正是從所謂「通三統」的邏輯出發，甘陽從傳統的批判者轉身變為傳統的辯護者：
「我們今天不但需要重新看改革時代與毛時代的關係，而且同樣需要重新看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的關係，不應該把現代中國與中國的歷史文明傳統對立起來，而是同樣要看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連續性。」【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