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滿」與「反帝」，不僅是章太炎的主要理論關切，而且成為晚清知識人普遍思考的主題，即使當時最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梁啓超，在力求喚醒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提醒國人警惕來自於歐美的「民族帝國主義」的威脅。他把西方列強在中國劃分的勢力範圍，如俄人在滿洲、德人在山東、英人在揚子江流域、法人在兩廣、日人在福建，視為是「民族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來，滿清政府被迫與外國簽署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對中國知識人的民族尊嚴既是沉重的打擊，也是推動他們民族情緒持續高漲的巨大動力。選擇用「民族主義」來抵抗「民族帝國主義」，是梁啓超向國家獻策之一：「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救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27】中國面臨的巨大外部壓力，強敵環伺的國際格局，讓所有知識人均有一種亡國亡種的緊迫感，在民族存亡的關口，「排滿」與「反帝」自然成為民族主義的主要訴求。
如果說康有為的「大同」論是「文化民族主義」，章太炎的「種族革命」論是「種族民族主義」，梁啓超的「民族國家」論是「自由民族主義」，那麼，孫中山則明確地把民族主義上升到建國綱領的高度，可以稱其為「政治民族主義」。【28】1894年，孫中山領導成立「興中會」，這個組織的名稱充滿着民族主義色彩，其成立《宣言》亦是向天下昭告中國面臨的民族危機：「近之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29】興中會的使命就是要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興中」的概念與康有為的「保國」概念已大相異趣。到1905年「同盟會」建立，「排滿」的口號被首次公開提了出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同盟會宣言》痛斥滿清政府「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30】同年，在《民報》發刊詞上，孫中山正式提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將「民族主義」列為「三民主義」第一條，據「三民主義」提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三大任務：
「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中國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31】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32】中華民國實行「五族共和」，是否意味着民族革命的任務完成了？是否意味着民族主義問題徹底解決了？孫中山對此回答是：「吾國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會革命尚未着手」，【33】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根據「民生主義」展開社會革命。但是，他很快就從民國初期的政治混亂中，尤其是從袁世凱復辟稱帝的鬧劇中發現，不僅政治革命遠未成功，社會革命遙遙無期，而且民族革命仍有待深入進行下去。他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已不限於推翻滿清統治和建立「五族共和」制度，而是把民族主義重新定義為「世界各民族平等」——「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絕不能為他種族所壓制」。【34】1924年，中國國民黨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宣言，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重新定義為：「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強調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35】同年1月至3月，孫中山在關於「三民主義」的系列講座中，將民族主義再次定義為「國族主義」，將「民族」與「國家」聯繫在一起，認為民族主義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是抵抗帝國主義壓迫和侵略的最強大的思想武器。至此，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理論，從「排滿」的民族革命論到辛亥革命之後的「五族共和」論，又進一步走向了「反帝」論，民族主義的鬥爭鋒芒從「內」轉向了「外」，既是動員中國投身於抵抗世界列強的革命運動，又是鼓動中國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由此奠定。
列文森在分析儒教中國的現代命運時曾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是作為一種自相矛盾的學說而興起的，它含有明顯的、日益增長的內在緊張，民族主義者維護傳統，其目的是為了使自己能「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同時，他們又對傳統進行攻擊，民族主義與傳統主義處在一種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中，它們彼此之間互相利用又互不信任。他的結論是：「民族主義並沒有提供一個最終的安身之處，因為民族主義既力圖維護日益沒落的儒教權威，又曾對它發動過成功的攻擊，所以它本身就是躁動不安的。」【36】這個看法是力求揭示民族主義在中國的雙重命運：既深入人心——在傳統主義日漸喪失吸引力時成為一種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又無濟於事——民族主義因為攻擊傳統主義而使自己陷入悖論狀態。但是，列文森顯然大大低估了民族主義對於「傳統主義」（從制度到思想）再度崛起的重要性，沒有深刻地估計到中國「民族主義問題」的歷史和制度邏輯。
滿清王朝覆滅，中華民國創立，這是「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型，在此歷史背景下，民族主義構成時代思潮具有必然性和正當性。與歐洲舊帝國的崩潰導致眾多民族國家獨立的趨勢不同的是，中華帝國並沒有在民族主義運動中解體成若干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相反，在「五族共和」的框架中繼續保持着政治大一統的局面。這意味着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與歐洲的民族主義問題迥然不同，兩者的差別就在於「帝國」與「民族國家」的巨大差異。王朝制度向民國制度的轉型只是從形式上改變了帝國的政治形象，讓其穿上一件民族國家的外衣，而實際上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民國制度的帝國性質，其內部不僅繼續存在着各種民族問題——如少數民族的地位問題，而且其外部仍然面臨着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的持續衝擊——中國大多數知識人將來自外部的衝擊視為「帝國主義問題」。也就是說，「排滿」的問題解決了，帝制的問題並未真正解決；「反帝」的問題解決了，帝國轉型為民族國家的問題並未真正解決。民族主義問題在中國內部和外部製造的各種緊張關係，因為帝國這個總根源的存在而將長期存在。這才是中國「民族主義問題」的實質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