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細化育兒已經成了當今很多中產父母的選擇。
從選學區,增加積分,到選興趣班,規劃大學申請,幾乎面面俱到。但比做規劃更累人的是,父母還要十幾年如一日地督促孩子執行好每一步。
「感覺身體被掏空」是很多父母的感受。前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矽谷經濟學家和數據科學家Nate Hilger也深有同感。兒子出生以後,他也日漸陷入育兒的疲憊。
Nate Hilger
其實在兒子出生以前,他就在思考——是什麼讓育兒成了這樣高強度的體力活+腦力活?這麼做有必要嗎?非做不可的話,父母能給自己「減負」嗎?
從數據上看,盡心培養孩子確實是有回報的。
Hilger統計的數據顯示,美國25%最富有家庭的孩子,和25%最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的收入差距相當於富二代孩子在18歲時繼承了一筆100萬美元的信託基金。
但同時,2017年也有一項經濟學研究發現,如果這兩群孩子在同一所大學讀書,那麼他們未來的收入差距可以縮小80%。
造成二者差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孩子技能方面的差距被補上了。技能的範疇如今已經遠遠超過書本知識,它不僅包括藝術、體育特長這種具體的能力,也包括自律、合作這樣的軟技能,甚至還包括各種生活技能。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很樂意從投資的角度來看待教育:如果我們把育兒看作一項「產業」,那麼父母背負着兩項重要責任——一是照顧孩子,二是培養技能。不論是父母自己,還是社會大眾,都自然地認為只要父母愛孩子,就會有心培養和發展孩子的技能。
但問題在於,關愛和照顧孩子是父母的天性,這是相對公平的;可培養技能不是。有心做和能不能成功之間橫亘着一條鴻溝。很多父母因此落入了「養育陷阱」。
在同名的著作中,Hilger指出,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培養技能不能像買車,交錢就能拿貨。它不僅需要金錢投入,還需老師教授,孩子堅持學習。
這個複雜的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孩子不可能今天受老師輔導,明天數學就從墊底變成名列前茅,也可能在發現自己不喜歡也不擅長樂器後,選擇放棄。
換言之,父母無法完全掌控培養技能這件事,卻還要為此全權負責。而更嚴峻的問題是,隨着育兒變得越來越精細,專業度要求也變得越來越高。
Hilger認為,當下父母們需要的,不是背負更多的責任,而是從這些不合理的期待中走出來,合理科學地育兒。
要求父母成為全行業的專家
在當今這個時代,技能和工作收入的關聯度越來越高。2020年,美國經濟生產了約20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其中一些來自對「資本」的利用,比如土地、建築和機器,但2/3都來自人類的技能。
除了父母,孩子們需要各類專業人士來幫助培養各種技能:老師、輔導員、教練,有時還包括醫生、護士等。
但Hilger發現,學校作為孩子成長的重要場所,在這方面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他仔細觀察了美國的公立學校,發現孩子實際呆在學校的時間只佔童年的10%,90%的課外時間是由家長來監督、組織和管理的。
真正的角力也因此發生在校園之外。經過Hilger的統計,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的孩子人均養育支出差距高達1576%。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有高學歷的父母輔導功課,或者是得到高質量的課外輔導,更不用說還有各種夏令營、體育運動等資源。
每一項校外因素差距都很大
現如今,養育孩子已經成為了一件很複雜的事,父母如果不想眼睜睜看着孩子落後,那只能選擇購買服務,或者親歷親為。Hilger隨意舉了幾個例子,就發現,父母的職責變得越來越多,簡直可以說要成為全能的超人。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學習輔導。根據統計,美國父母平均每周花6個小時輔導孩子寫作業,而學校里的數學老師、英語老師一周和孩子呆在一起的時間,可能比這也多不了多少。
2015年,芝加哥一項針對高中生的實驗發現,良好的輔導甚至比優秀的教學更能提高孩子的學習成績。每周6小時的高質量輔導,能讓孩子在未來的收入提高30萬美元之多。
但高質量的輔導不是每個家庭都能找到或者負擔得起的,家長自己往往也應付不來。論壇隨處可以看到類似的崩潰留言:「我女兒寫作業就跟打仗一樣。」「我輔導兒子結果作業都做錯了,現在都不敢輔導了。」
著名記者Karl Greenfeld倒是很樂觀,他打趣說:「女兒教了我一個禮拜的數學,我發現也沒那麼難,都能幫她檢查作業了。」
有時,家長還需要成為孩子的升學指導。現在,怎麼為孩子找到匹配的大學這件事,變得越來越專業。涉及到整個高中的活動規劃、申請時個性化的個人陳述、足夠且可靠的推薦信,還有大學不斷更新的招生政策。已經很難想像沒有學校或機構的升學指導,DIY要消耗多少精力。
大學申請還只是其中一個典型體現。等孩子進入大學,還要面對一堆升級版的問題:
我的未來目標是什麼?
怎麼安排選課才能實現未來的規劃?
怎麼在實習求職中更有競爭力?
怎麼申請到心儀的研究生院?
怎麼和教授搞好關係?……
很多大學不像高中,很少有這方面的免費指導,如果父母沒有經驗,那孩子要不只能靠機構,要不就只能靠自己了。
此外,父母還背負着N個身份:
成為擇校和房地產專家。美國同樣有着學區的概念,如果對孩子上的學校有要求,那麼提前做功課將耗費相當多的精力。
有位媽媽在搬家前,就先製作了一個目的地學校的數據庫,收錄了學校網站、招生要求、州政府公開的學校成績表現等信息,最後她又實地考察了幾所待選學校,才給女兒鎖定目標。
成為敏銳的兒科醫生、營養師。近些年來,孩子的身高、體重、認知水平發育、體能發展、心理健康等等問題,都越來越受到家長關注,這也意味着家長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精力來關注孩子的狀態。比如越來越多被提到的感統失調、過敏等情況,都讓人感受到父母的養育變得越來越細緻。
成為盡職的陪練。尤其是要參加各種體育運動或者藝術培訓的孩子,準時接送孩子上下課,聯繫優秀的教練,還有督促孩子日常鍛煉等。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Annette Lareau就觀察到,父母們總是在下課或者活動結束的一兩分鐘內就到了,長期繃着弦給父母的情感和身體都帶來了巨大的負擔。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Hilger在調查中幾度感慨,這樣的養育要求越來越不科學。自我學習成了父母們的必修課,巨量的精力和情感投入幾乎要把他們身心掏空;另一方面,深信着「父母決定論」,覺得孩子未來的生活都繫於自己的付出,也讓父母們不敢跳下這輛狂奔的馬車。
教育越來越專業和複雜
做出好的決策越來越難
在書中,Hilger指出,今天想要幫助孩子茁壯成長,每個父母都面臨着五個挑戰。更重要的是,其中很多都不是單靠父母自身的努力就能克服的。
01
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性格
發展至今,教育的複雜性已經超乎普通人的想像。從呱呱墜地後就開始考慮的早教,到發育過程中管理孩子的身體成長、營養管理、學習習慣養成、社交能力……湧現出了越來越多的專業研究和指導方法。
問題也隨之而來,即便父母們能看到各種養育指南,也還是很難自己實踐。就算是有專業人士輔導,改變自己的教育認知,父母們也需要掙扎一段時間。
Hilger曾跟班體驗過一個家長培訓項目。指導老師示範如何通過交流,準確地進行獎勵和懲罰,以培養孩子的學習和生活習慣——「當然,只要你整理房間,就可以和朋友去音樂會。」
但有位爸爸卻說:「當然,只要你整理房間,就有機會和朋友去看電影。」指導老師們都笑了,「有機會」這個詞讓他們能感受到,這位爸爸真的很難保證,給予自己青春期捉摸不透的孩子獎勵。
02
學習的專業性
要準確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一方面,父母們不像老師那樣經驗豐富。一位中學老師一年可能就會教100個孩子,跟蹤孩子們的作業、考試、課堂討論、探究項目等一系列表現,還參加教師培訓。年復一年,教學能力也在提高,知道孩子怎麼才能學得更快更好。
但父母呢,可能只能經歷一兩次養育,而且很少有機會重來。
另一方面,父母們也很難僅憑成績單就全面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除了成績以外,具體的能力發展如何,還需要配合老師的看法。
Hilger舉例,一所教學質量高的學校的高二學生英語得了B-,可能意味着他還不能在一場哈姆雷特的模擬審判中清晰地表達結案陳詞;另一所學校得B-的孩子可能連《哈姆雷特》都不能順暢讀完。
03
信息不對稱
教育本身的複雜性和專業性,也讓信息鴻溝帶來的差距越來越大。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Naci Mocan在調查了400所託育機構後發現,和專業人員的評價相比,父母明顯高估了托幼機構的質量。相反的情況也同樣存在,父母可能因為種種原因,比如不信任或者偏見,給學校和老師更低的評價。
信息不對稱還可能會讓家長在信息不足的情況下,錯失一些機會:
比如沒能意識到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追求短期的成績帶來的長期效應更大;
或者史丹福大學提供的部分獎學金,可能會讓學費比社區大學更低;
還有不少優秀的體育教練,可能只靠家長圈的口碑來接收新學員……
04
經濟狀況和投資習慣
這一點幾乎不用解釋。尤其是最近,連矽谷等一大波互聯網巨頭也在裁員,很多家長都不得不重新規劃孩子的教育投入。
但是在父母的收入之外,Hilger還提到了一個關鍵點,父母本身的觀念對教育投入的影響更大。父母經歷裁員,可能會導致未來的教育規劃要降級或妥協,但是就算忽然中了幾百萬彩票,父母也很難會立刻改變自己的教育風格。
最終的投資決策,是教育習慣和經濟狀況平衡後的結果:
在孩子快要放棄樂團演出的時候,是順從孩子,也減少學習樂器的支出,還是鼓勵他們堅持下去,強調要有團隊意識,同時繼續承擔高昂的學習費用;
在搬家時提前為孩子考慮學區,是關注教學質量,還是學習體驗,抑或是社區氛圍……
05
家長圈的溢出效應
Hilger在研究中還發現,很大一部分父母對學校最關心的因素,不是師資、資金、管理這些,而是其他家長。
這一點在很多研究中已經得到了驗證,同班同學的家庭狀況會影響孩子的發展。這不僅指家庭經濟狀況,還有家庭環境給孩子帶來的種種焦慮、抑鬱、煩躁等表現。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經濟學教授Scott Carrell就從一位私立學校的老師那兒聽說了這麼一個故事。一位一直在班上搗亂的孩子轉入學校後,第一次搗亂就被同學制止了,在同學的影響下他竟然一改以前的作風,也成了一個乖孩子。
這種溢出效應對老師和父母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老師們更願意與家庭收入高、成績好、行為端正的孩子在一起;父母們也拼勁全力為孩子尋找更好的學區、學校。這無形之中加劇了教育資源的聚集和教育軍備競爭。
Hilger用了一個形象的例子來比喻父母當下的處境——要管理公司所有事務的CEO。志願上崗,終身任職,日理萬機,還常常要在缺少專業知識的情況下做出關鍵決策。
教育不應該是只有一個贏家的競爭
面對如今嚴峻的育兒環境,Hilger從社會建設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議。既然父母們最缺的就是專業的幫助,那麼自然就應該多提供一些專業的公共服務:
為孩子提供高質量的課後輔導,而不是直接丟給手足無措的父母;
在課後和周末,為孩子們提供價格更親民,但是內容豐富、水平專業的興趣班;
給要申請大學的孩子提供更多升學諮詢和指導的機會,來彌補學校升學指導的不足……
Hilger提出的很多建議,已經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成功運作的實例:
經常被提到的芬蘭,一、二年級中午12點就放學,但是社區會有午後俱樂部,孩子們可以自由玩耍、閱讀,在託管老師的帶領下進行戶外運動。收費也非常低廉,如果實在經濟困難,在提出申請後甚至可以完全免除費用。
2021年起,芬蘭教育與文化部還啟動了「芬蘭模式興趣班」,學校引入校外資源,請專業人士入校上課,保證孩子們每周至少上一次免費興趣班。
當然,想要看到這些建議真正落實還需要時日。那麼,父母們還有機會從高強度的育兒中獲得喘息嗎?
這就涉及到父母教育觀念的改變了。
華盛頓一家學業輔導機構的創始人曾被一對父母這樣問過:「我們要付多少錢,你才願意只輔導我們的孩子,不接這所高中其他學生的報名?」
這個問題雖然直接,但是也體現了當下許多父母最深的焦慮——教育仿佛是一場只有一個贏家的遊戲,不能成功,便是失敗。
但Hilger認為,這種觀念不僅加重了父母和孩子的負擔,還減少了孩子去發展其他技能,探索其他可能性的機會。
「雖然只有不到0.5%的孩子能進入藤校,但是任何一個差一點就能被藤校錄取的孩子,都完全可以進入美國任何州的世界級大學,接受最高水平的教育,這些學校只是沒有『藤校』這個頭銜。有時,錄取還是沒錄取,甚至只是一次運氣的差別,而不是實力差距。」
與其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進入名校)里,Hilger認為,還是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錢投資在自己和孩子身上更有成效。
一方面,儘可能尋求專業的幫助。
在養育陷阱里,父母最突出的劣勢就是在很多事情上缺乏專業知識。即便是中產家庭,也不可能事事都「外包」,那麼提升自身的養育水平就很有必要。
有些時候,甚至一個簡單的改變就能帶來巨大的改變。
在Hilger旁聽的家長培訓上,家長們的煩惱各式各樣:孩子叛逆、不願意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甚至不願意和父母說話……
而指導老師教的第一課就是回家告訴孩子「我愛你」,簡單到有些父母都不願意相信,但事實證明這確實有用。
還有的父母着急讓幼兒園的孩子就提前學習小學內容,然後苦惱於怎麼都教不會。
然而如果能夠了解一些兒童認知發展的知識,就會理解,孩子的視覺識別、邏輯思維等能力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有些事確實急不得,有些期望也確實不實際。
如今,教育學、心理學等領域已經有很多研究成果能夠幫助父母更好地養育孩子。尤其在陷入「僵局」的時候,Hilger建議,父母一定要聽聽專業人士的建議。
另一方面,「投資」孩子也要適度,為孩子合理安排學習和活動,給孩子休息和成長的時間。
對中產父母來說,「投資」孩子的意識絕對足夠了,但是掌握好度是要時刻繃緊的弦。畢竟,在這個很多人都患有「完美主義流行病」的時代,less is more真的很難做到。
早在20年前,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Annette Lareau在她的著作中就記錄過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的孩子:
周二早上,7歲的貝琳達6:45就要起床上鋼琴課,然後在9點前趕到學校,下午3點放學後,4-6點是體操課。
一周的其他時間也都是滿滿的日程,有唱詩班、芭蕾舞、馬術。
貝琳達的媽媽難過地說:「一天下來她就很累了,我也不知道這樣(忙)到底好不好,但是我想給她我不曾有過的那些優勢。」
但孩子的潛力不是無限的,過度密集的學習安排很可能為孩子的日後生活埋下隱患,甚至可能導致健康問題,比如肥胖,注意力缺陷,抑鬱、焦慮等心理健康問題,還有睡眠問題。
在爭先的氛圍中,能給孩子自由的空間,反而成了一種難得的理性。
不知不覺中,全世界的教育都在變得越來越相似,競爭意味越發濃烈。「養育陷阱」也吸引着很多父母,大家不自覺地把孩子的成果歸功於自身的努力,把個人的失敗歸結於父母的不盡責。
但就像Hilger說的,要改變這樣的現狀需要父母們的意願,政府、機構的努力,大量的財政投入。
而對每個小家庭來說,「投資」孩子很重要,科學地投資更重要,畢竟孩子在未來,不僅需要經濟收入,也需要健康的心理和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