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賴恩·W·邁克馬肯( Ryan McMaken)譯:禪⼼雲起
2016總統大選期間,伯尼·桑德斯在接受環球電視台採訪時,拒絕回答有關委內瑞拉的問題。他稱自己之所以不想談論委內瑞拉,是因為他「專注於本人的競選運動」。在許多人看來,貌似更合理的原因是:委內瑞拉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一國實行桑德斯式社民主義時究竟會發生什麼的一個極好例證。
教宗方濟各不余遺力地譴責那些市場傾向的意識形態,據說這會讓數百萬人陷入貧困,可同樣,他似乎對討論委內瑞拉近幾年來沒有盡頭、滑向深淵的貧困化不感興趣。塞繆爾·格雷格在昨天的《天主教世界報道》中寫道:
「教宗方濟各在面對他所認為的嚴重不公時,可不是那種被人認為會猶豫退縮的人。在像難民、移民、貧困和環境等等問題上,方濟各都措辭強而有力、妙語迭出紛呈。
然而,委內瑞拉抗議者遭受的暴力事件早成家常便飯,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犯罪激增、腐敗猖獗,通脹惡化,司法機構赤裸裸政治化,基本食物和醫療用品不見蹤影。儘管如此,對於這場撕裂一個天主教人口占絕對優勢的拉美國家的嚴重危機,第一位拉美裔教宗卻令人稱奇地鉗口結舌、不置一評。」
儘管事實上,實際就生活在委內瑞拉的天主教主教們,譴責委內瑞拉政權又一次揭示「社會主義在每一個建立這種體制的國家中」的「徹底失敗」,等來的仍然是教宗的緘默不語。
因此,對許多委內瑞拉人,問題來了:「教宗方濟各躲到哪裏去呢?」和桑德斯一樣,方濟各對委內瑞拉也無話可說。正因為委內瑞拉政權奉行的,正是桑德斯、方濟各和其他市場經濟通常意義上的敵人所喜歡的那種政策。
這是一個以價格控制、政府沒收私產、大福利國家、中央計劃以及關於平等、濟貧和抗擊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巧舌如簧為標識的經濟計劃。
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輔助性地解釋道:「有兩種糢式,即破壞一切的『新自由主義』糢式,以人為核心的查韋斯糢式。」
查韋斯糢式僅僅是社民主義與環境主義的混合體,很容易被認出是美歐許多全球政治精英所支持的左派意識形態的委內瑞拉版本。另一方面,正如我以前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是一個糢糊術語,大多數時候實際上還只是意味着一個相對自由市場和適度自由放任的制度。
事實上,除了古巴和北北朝鮮政權,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政權,在抵抗所謂「新自由主義」威脅方面是態度明確的。
因此,隨着委內瑞拉陷入混亂,我們從左派大部分人那裏聽到的,是一片死寂、鴉雀無聲,甚至某些有節操的左派也注意到了。
例如,在《回擊》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佩德·羅蘭格-克里昂指出:
「委內瑞拉傳來消息,當它是好消息時,那麼可以把查韋斯當成左翼的旗幟,他的滑稽提供了喜劇般的輕鬆氣氛。但是,一旦這個國家開始螺旋式陷入毀滅時,查韋斯開始類似於另一個拉美獨裁政權,最好視而不見。」
然而,作為一個全心全意的左派,蘭格-克里昂仍然錯以為委內瑞拉的問題是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對他而言,查韋斯經濟計劃與這個國家政治和經濟制度遭到破壞不約而同,只是一個不幸的巧合。
可事情是:這不是巧合。
事實上,這是一個教科書式的案例:一個國家,選出一名左翼民粹主義者,他取消了多年市場傾向的改革,最終破壞了經濟。
這在拉美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正如魯迪格·多恩布茨和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所解釋的,這個循環一再重複。
「最近在阿根廷和巴西發生了可以大致這樣描述的事情:首先,一個相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權上台,適度減少政府開支,多少限制政府權力,迎來一個增長期。但是,儘管出現了增長,像拉美國家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與世界富裕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且還存在很大的不平等。那麼民粹主義的社民主義者說服選民,只要政權再分配更多財富,懲罰貪婪的資本家,管制市場使之更「人性化」,那麼每個人都會富裕起來。更令人稱讚的是,邪惡的資本家將因為剝削窮人而受到懲罰。最終,經濟在新社民政權的壓力下崩潰,新自由主義政權再次當選以便收拾殘局。」
委內瑞拉現在正處於這個周期的中間階段。經過幾十年相對有限的政府干預,委內瑞拉成為拉美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二十年來,查維斯為了「平等」,為了摧毀資本主義的邪惡,設法掌握這個國家的財富,重新分配它、管制它、沒收它。可是,只有在生產性階級絕望放棄和財富耗光以前,你才能重新分配、管制和沒收。
在左派的思維當中,最終的貧困爆發不可能是糟糕經濟政策的結果。畢竟,查韋斯政權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這個政權按自己的意願再分配財富,向每個人「保障」最低生活工資、醫療保健和充足食物。在「新自由主義」反對的呼聲中,「平等」是根據法令強制實施的。
左派假定的唯一可能答案,必須是資本家的破壞,或者——正如教宗所提醒的那樣——太多的「個人主義」。
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左派面臨的難題,是這個敘述從根本上說是不合理的。難道哥倫比亞比起委內瑞拉擁有更少的資本家和個人主義者?幾乎可以肯定:有更多。那為什麼委內瑞拉人要排隊等待幾個小時,穿過哥倫比亞邊界,購買在委內瑞拉的社會民主主義天堂里所沒有的基本食物?難道智利放棄了新自由主義糢式的貿易和市場?顯然沒有。那麼為什麼智利經濟在過去25年中增長了150%,委內瑞拉經濟反而萎縮?
回應基本上是沉默、沉默。
這並不是說,左派口中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沒有缺陷。可新自由主義的某些方面——比如自由貿易和相對自由的市場——是全球貧困和兒童死亡率下降,識字人口和衛生設施數量上升的原因。
新自由主義某些其他方面則是可憎的,特別是中央銀行和裙帶資本主義。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很久以前就給出了自由市場的答案。米塞斯在自己反對新自由主義者的鬥爭中,前後一貫地主張自由放任、健全貨幣以及徹底得多的國際貿易自由。
然而,為揭示左派對於新自由主義究竟有什麼回應,我們不必採用什麼其他方法,只要看看這樣的場景:委內瑞拉人民快要餓死,並且要等待幾個小時來購買一卷衛生紙。
而如果這就是左派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他們似乎無言以對,也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