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社會結構的問題在哪裏？一言以蔽之，這是一種相對單一化的結構。
近代東北的開發主要集中在農業、林業、採礦這種初級原材料的部門，無數記錄和回憶都印證當時東北在這些資源方面的豐富程度，但也正因此，這造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荷蘭病」：初級產品部門的異常繁榮導致資金和人員都向它集中，其它經濟活動乃至多元的社會文化都得不到充分發展。
北海道的發展歷程也是如此，在短時間內藉助移民大肆掠奪性開發農林礦產，它不像北歐那樣是自然「生長」出來的社會；而加拿大與澳大利亞則在渡過那個最初階段之後逐步向一個層次豐富的社會過渡，美國加州也在淘金熱之後慢慢「正常化」了，但如果在資源衰竭時仍不能順利轉型，那就容易大起大落。
這在國內不少城市都可以見到，不僅在東北。例如以石油工業著稱的克拉瑪依在2010年還曾是全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深圳的1.98倍，但僅僅五年時間就被深圳追平，經濟陷入停滯乃至萎縮，這不僅是由於人們常籠統說的「經濟轉型」，還因為石油、煤炭等大宗原材料價格跌落。由於資源型城市的經濟往往十分依賴單一產業，那麼當這一原材料價格暴跌時，其影響就非常之大——而這種城市在東北還尤其多，諸如大慶、鞍山、雙鴨山、雞西、鐵嶺。
當然，我這裏所說的「單一性結構」不僅僅是指礦業，還指某一部門的生產消費不成比例地佔據了經濟生活的大部分份額。
這種產業群聚（cluster）的模式在工業革命時代由西歐起源，盛行於所有現代國家，全球史學者約翰·麥克尼爾將早期那種圍繞煤炭、鋼鐵與鐵路興起的重工業城市稱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而1920年代出現並主宰1940-1990年代的則是「汽車城群聚」（motown cluster）。
這些群聚在其全盛時代非常適應大規模工業生產，因為它們能很好地在一個地方集中、批量地進行生產製造，因而也都繁榮一時，但當社會轉向新的生產消費模式時，無論這些產業群聚是在哪種氣候、哪個國家、哪種文化或哪種制度下，幾乎全都無一例外地衰敗了。
比如，美國底特律是汽車之城，全城經濟極大地依賴於汽車業，但麻煩也在這裏：當汽車業不景氣時，當地人就難找到其它出路了。這不僅城市如此，農業上實行大規模生產的種植園經濟也一樣：美國南部因為長時間極度依賴單一的棉花種植，結果1920年代初棉鈴蟲來襲時，地方經濟就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
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曼徹斯特「煤炭城群聚」大都經歷了大起大落
不難看出，東北的很多城市正是那種典型的「煤炭城群聚」，它們是近代大工業生產的產物，又恰好由於當時的東北地廣人稀（1898年東北三省總人口才532萬），非常便於在農林礦等各部門都採用大工業生產模式，這與1949年前關內除上海之外的幾乎所有省市都形成鮮明對比，內地盛行的幾乎都是非常分散的小農經濟或小作坊手工業。
陳雲曾回憶說，1945年到南滿，看到密佈的鐵路和電線，才第一次真正見識了什麼叫大工業生產。這是很多東北人迄今回憶時的往日輝煌，但問題是，很多時候，正是曾帶來成功的那些因素，到後來導致了失敗——在這種「煤炭城群聚」模式下，經濟生活的多樣性很低，人們對大型組織的嵌入程度、依賴程度都很高，這也很好理解，既然在這些大公司之外的選擇並不多，那麼去哪裏更好簡直是一目了然的事。
最終，這會使整個社會越發「鎖定」在這一結構上，形成一種內卷化的效應，還會帶來一種特殊的社會聲望。
我一位朋友多年前離開一家著名外企創辦了自己的小公司，雖然他身家已過千萬，遠好於原先的死工資，但他的老父親卻至今遺憾他離開了「那麼好」的一家外企——這還是在上海，如果在東北，恐怕更可想而知。
長久地依附於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會使得人們在心理上懼怕改變，也難以適應新的生活，更別提發現並抓住新的機遇了。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裏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年輕時就入獄的老布克，幾十年來完全適應了監獄生活，以至於出獄後反倒無所適從鬱鬱寡歡，最後上吊自殺了。這雖然極端，但可想而知的是，長久在一家企業做着一種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忽然面臨下崗跳槽時，也比那些頻繁換工作的人要難以適應得多。
3
市場化的挑戰
習慣了相對單一又高度組織化生活的人，在面臨社會劇變時尤其不適，生活往往直線下降。
清代的滿族旗人長期被清政府禁止從事任何農業生產、工商買賣，由朝廷發給錢糧，讓他們專心於軍事演練。其結果，在老百姓們心目中，他們是一群在和平時期「吃皇糧」的人，無仗可打時就只能提籠架鳥。
清亡後，滿族旗人大多生活艱難，無法適應急劇的轉變
老舍在小說《正紅旗下》談及1899年他降生前的幾個月，其親戚們都激烈反對變法，因為「聽說：一變法，旗人就須自力更生，朝廷不再發給錢糧了。」但最終，民國後還是停止發放了八旗錢糧，遭遇這一空前大變動，連遠在黑龍江三家子屯（這裏是後來僅有的保持說滿語的村落）的寡婦都曾到北京請願。
餉銀取消後，正如美國漢學家路康樂所言，「滿人迅速跌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在公眾意識里，他們逐漸等同於貧窮和簡單勞動，非常類似於居住在上海的蘇北人。與上海的蘇北人一樣，滿人壟斷了北京拉黃包車這一營生。這種職業被視為低人一等，身份低微。」（《滿與漢》）這一歷史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職工下崗後的情形十分相似。
許多人在談論東北衰落時慣常所說的「文化」與「制度」，恐怕也是這樣的歷史進程不斷形塑的結果。長期的大工業生產，潛移默化中對東北人的社會心理、文化期望、價值觀，乃至各項制度，無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特別適合計劃經濟，因而東北也公認是計劃經濟在中國最根深蒂固的地區。
電影《鋼的琴》（2010）劇照
時至今日，東北在經濟結構上仍相對單一，表現在不同法人機構類型上，便是企業法人的比例偏低——一般來說，一個地方的經濟越是活躍，企業法人的數量就越多，而事業法人和機構法人的數量就相對較少，人們在「體制外」的機會和選擇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2014年這兩者的比例，全國最高的是北京（43:1）和上海（42:1），而最低的便是西藏（1:1）。東北三省中，遼寧是10:1，吉林和黑龍江都是4:1，這都遠低於江蘇（23:1）、浙江（27:1）和廣東（19:1）。
不僅如此，不同產業的結構也不一樣：2015年公佈的黑龍江省第三次經濟普查數據顯示，全省法人單位最多的依次是：批發零售業（佔23%）、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佔20%）、製造業（佔14%）、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佔6%）；而廣東2015年的數字則是28%、6%、26%、12%。這明顯可以看出，廣東不僅製造業強，而且在私營企業較多的批發零售、商務服務這樣的門類中相當活躍，民間的參與程度高。
這在計劃經濟時代那種只注重生產、不注重市場和消費的環境裏並不是大問題，但到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1992年深化市場經濟之後，其內在弊端就逐漸顯露出來。因為「市場」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經濟活動主體（無論公司還是個人）能否生存下來、生存得更好，其靈活適應能力要比體量規模更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要提倡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元，因為歷史一再表明，在這樣一種豐富的生態下，一個生態聚落或一個社會群體在面對外部衝擊時的適應性和恢復能力要強大得多——就像這棵樹倒下了還有那棵樹、那種草長出來，但如果是只有一個樹種的人工林，那它遭遇蟲害時便是毀滅性的。
東北相對單一化的結構，使得它在遇到市場變化時缺乏很好的「預適應」能力，不僅難以利用新出現的機遇，而且一旦原先高度依賴的那個產業出了問題，人們便束手無策，不容易找到其它出路。
不僅如此，當許多人回過神來之後，不是轉向新的模式（那畢竟太難也太陌生了），而是去緊緊抱住那些不那麼受市場波動影響的部門，那就是機關事業單位。最終，這種單一性和經濟衰退互為因果又彼此強化，導致狀況更趨惡化。
真正的出路就是看清楚這一點，為適應市場的變動而找到自身的特點，然後逐步營造寬鬆多元的環境，帶動不同部門的發展，這樣，下次再面臨衝擊時，至少東方不亮西方亮，不至於一個電廠出事，全城都陷入黑燈瞎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