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聶元梓在北大校園張貼的大字報
聶元梓一生經歷過兩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丈夫背叛了她。
兩人是在1945年結婚的，那個時代的女性是稀缺資源，大家都忙於工作，相處起來也很容易。
等到進城之後，地位有了改變，眼界開闊了，生活改善了，接觸的女性多了，丈夫吳宏毅就看不上只有初中文化，而又長相一般的聶元梓了。
吳宏毅是有名的才子，很受女性歡迎，他把握不住自己，就在外面拈花惹草，尋歡作樂起來。
最初，為了維護家庭的完整，聶元梓睜一眼閉一眼儘量容忍。直到吳宏毅東窗事發，受到組織的嚴厲處分，考慮到可能影響自己的前程，聶元梓才果斷地選擇了離婚。
然而，她的處境並沒有因為同丈夫分手好轉起來。她長期與上級、同事之間關係緊張，得不到提拔，讓她心情壓抑，落落寡歡。
婚姻生活的不幸，工作環境的不順，使得哈爾濱成了聶元梓的傷心之地。她給北京的哥哥聶真寫了一封信，請他想辦法將她調離哈爾濱，安排到北京工作。
聶真是1930年入黨的老幹部，有一定的人脈，他找到自己的老戰友，時任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的陸平，將聶元梓調到北京大學，安插在經濟系擔任副主任。
聶元梓離開哈爾濱時，將自己的三個孩子，兩個送到母親處撫養，一個送了人。
進入一個新的環境，聶元梓處處小心謹慎，工作認真，很快便受到提拔，當上了北大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這當然與聶真與陸平的關係是分不開的。
1964年，高教部派工作組進駐北大，動員師生們給北大的領導層提提意見。
聶元梓覺得這是個機會，於是將陸平在各個會議上的講話整理成材料交給了工作組，其中有不少斷章取義的內容，將陸平說成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
她似乎忘了，當初自己走投無路的時候，是身為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的陸平接納的她，在她來北大工作後，又對她照顧有加，不僅給她安排住房，還提拔她擔任了哲學系的領導。無論如何，陸平都是聶元梓的恩人。
結果聶元梓非但不知感恩，反而恩將仇報。
聶元梓之所以這麼做，除了想要藉機往上爬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要泄憤。
聶元梓這人有個毛病，那就是虛榮心強，只有初中文化的她經常會在各種場合不懂裝懂，鬧出過不少笑話。
有一次，她將《靜靜的頓河》說成是赫魯曉夫寫的。這種錯誤在鄉下或許沒人知道，但在北大這種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誰都知道這本書的作者叫肖洛霍夫。這笑話就鬧大了。要命的是，文化淺薄的聶元梓還特別喜歡在人才濟濟的北大哲學系大談哲學，經常把自己搞得笑話百出。
這樣的笑話多了，讓陸平也感覺沒有面子，畢竟是他同意把聶元梓調到北大來的，所以漸漸的也就不那麼看重她了。這讓聶元梓心生不滿，對陸平的感恩也漸漸變成了仇恨。而工作組的到來，恰好給她提供了發泄不滿的機會。
不過，這次上面並不想把陸平一棍子打死，認為他的問題只是工作方法上的偏差，不屬於路線問題，讓陸平逃過一劫。
陸平最終安然無恙，讓揭發他的聶元梓處境尷尬，她恩將仇報的行為，使她在北大聲名狼藉，成了落井下石的小人。
這時的聶元梓，整日惶恐不安，她需要尋找一個保護傘，通過婚姻，嫁給一個能幫助她、保護她的人。
她四處托人替她介紹對象，最終的目標確定在吳溉之身上。吳溉之是1924年入黨的老革命，參加過北伐，經歷過長征，建國後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老伴早已去世，孤身一人。
在老戰友的牽線搭橋下，1965年，44歲的聶元梓，與67歲的吳溉之見了一面，雙方都還滿意。儘管吳溉之的兒女一再表示反對，但兩人最終還是在當年的冬天走到了一起。
婚後不久，正值中國近代史上最大動亂的前夜，康生的妻子曹軼歐當時在北大蹲點，她找到了之前十分活躍的聶元梓，要她再給北大的領導層「提一提意見」。
想到一年前工作組進駐北大，動員她揭發陸平的教訓，聶元梓這次非常謹慎，她以「不想過問這些事情」為由拒絕了曹軼歐的拉攏。
但隨之而來的文革動盪，讓聶元梓再次興奮起來。經過一番思索，她找到了曹軼歐，詢問能否寫一張揭發北大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在得到曹軼歐的認可後，一張針對陸平等人的大字報便迅速出籠了。
大字報在北大貼出後，引起了很大反響，被最高層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連康生也親自出來為她站台，稱這張大字報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但內幕卻是，所謂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聶元梓只是帶頭署名，並張貼在了北大食堂。她本人並沒有這麼高的理論水平。這張大字報一共寫過兩個版本，第一版是宋一秀寫的，有人覺得寫得不行，於是轉而由楊克明起草。大字報定稿後，聶元梓第一個帶頭署名，很多不知道內情的人，都認為聶元梓是大字報的作者，其實不然，她只是帶頭署名而已。
那段時間，聶元梓紅得發紫，與清華的蒯大富、北航的韓愛晶、北師大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並稱為紅衛兵的「五大領袖」。
其實，比起那幾個學生領袖來，聶元梓因為是延安來的幹部，早在建國初期，她還在東北時，便已經是行政十二級，每月可領177元的工資，屬於高級幹部的資格了。
當然，此刻的聶元梓，更是風光無限，比起曾經的老革命陸平來，還要高出一截。最瘋狂的時候，她秉承康生旨意，可以拿彭真等人興師問罪，揭發他們的叛徒嘴臉。甚至組織寫作班子，誣陷朱德是野心家、流寇將軍，長征中的逃跑主義者。擺出一副指點江山，捨我其誰的姿態，真正是威風八面。
也是在這一年，康生懷疑吳溉之與特務有聯繫，決定對他實行審查。出於保護的目的，康生要聶元梓離開吳溉之。聶元梓想也沒想，立刻就和結婚還不到一年的吳溉之辦理了離婚手續。
這還沒完，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堅定性，聶元梓再次選擇了恩將仇報。
1966年12月末的一天，聶元梓找到牛輝林，說有幾個人到她北大的家中鬧事，要牛輝林帶上幾個人，把領頭的兄妹倆抓起來，送到高法交專人管教。
當天晚飯後，牛輝林領着一幫小將把兩兄妹押上了汽車，不巧當晚高法正在開緊急會議，沒人處理這種事情。
聶元梓聽說後趕了過來，要牛輝林把兩兄妹交給他們的父親管教。牛輝林問他們的父親是誰，聶元梓說：「他們的父親是黑幫分子。」
在聶元梓的帶領下，一幫人乘着車浩浩蕩蕩的來到了兩兄妹的家，聶元梓坐在車內，命令牛輝林進去抄家，她在外面等着。
牛輝林並不知道這就是聶元梓丈夫的家，所以毫不猶豫就帶了一幫人闖了進去，在客廳里見到了一臉病容，被人攙扶着的吳溉之。
經過一番交談，牛輝林了解到，眼前的老人原本是聶元梓的丈夫，兄妹倆去北大找聶元梓，並非是去鬧事，而是去要回一樣東西。
聶元梓與吳溉之結婚之後，就不斷從家裏往外拿東西，其中就包括一隻有特殊意義的女式手錶。
手錶是空軍司令劉亞樓送給吳溉之兒子的結婚禮物，1965年劉亞樓去世後，這隻手錶就在通常意義之外，還有了特別的紀念意義。別的東西，拿走就拿走了，這隻手錶卻是屬於個人的，聶元梓沒有權利佔有，所以兄妹倆才跑到北大，想找聶元梓要回這塊手錶。
沒想到聶元梓非但不退還手錶，還把手錶摔壞了，兄妹倆這才和聶元梓爭吵了起來。
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後果，牛輝林不願再做打手，但又不能不完成聶元梓交代的任務，於是象徵性地抄了一點東西，就離開了吳家。
接下來聶元梓又派人傳話，要牛輝林把吳溉之拉到中央組織部的門前去批鬥。聽到這話，牛輝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當場大聲嚷道：「這個人歲數這麼大了，身體又不好，還要拉他出去批鬥，現在半夜三更的，批給誰看啊？誰愛去誰去，反正我不去了！」
幸虧牛輝林的堅持，才使吳溉之逃過一劫。但吳溉之最終還是沒能擺脫康生等人的迫害，在1968年含冤去世。
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年，聶元梓因為得罪了江青，也被一腳踢開，結束了她為期兩年的輝煌時光。
先是對她進行隔離審查，之後又將她發配到農場勞動。文革結束，因追隨江青，迫害老幹部，遭到逮捕。1983年，聶元梓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一年後，因患多種疾病，被允許保外就醫。1986年11月，監獄通知聶元梓說，她被假釋了。
出獄後的一段時間，聶元梓過得十分落魄，是個純粹的三無人員：一無住房，二無生活費，三無醫藥費，子女也拒絕與她往來。
無奈之下，她只能到處流浪，在親戚朋友家輪流借住，受到嫌棄後就再換一家，直到把認識的人家都住了個遍。生活最艱難的時候，她靠去菜市場撿別人不要的爛菜葉子吃。
有段時間，傳說她在做生意，還發了大財。她告訴來訪者說：她做生意不過是想找點事情做，幾年下來，不但沒賺到錢，公共汽車費、電話費反倒貼進去了不少。
1998年，在77歲的聶元梓反覆要求下，北京市民政局最終同意每月發給她600元的救濟款。2006年，聶元梓獲得了自己的住房，從此不再流離失所。
晚年，她寫了一本回憶錄，敘說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
2019年8月28日，聶元梓病逝，終年98歲。
2023-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