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學社是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於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的，其之所以稱為「九三學社」，是為了紀念中國戰區日本投降日。其成員以科技界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常見職業為教師、醫師、工程師等。從其成立之日起，就積極協助中共統戰，並在中共即將建政前，發表了擁護中共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宣言。
台盟，全稱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成立，成員主要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台灣省人士」。
公開資料顯示，九三學社中的知名科技人員有中共「兩彈一星」的專家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陳芳允、程開甲等。在《鮮為人知的「兩彈一星」專家受迫害經歷》中，筆者已列舉了他們在文革中的受迫害經歷，其中核子物理專家鄧稼先夫婦被批鬥，鄧稼先甚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無休止的折磨，選擇了自殺。
物理學家王淦昌也成為批鬥的對象，「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活命哲學」、「擾亂軍心」，罪名數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來，還用假槍斃逼嚇，要其交代與王淦昌的關係。
地球物理和空間物理學家趙九章不僅被遊街，還被強制勞動改造。1968年，他服藥自殺。無線電電子學、空間系統工程專家陳芳允，文革開始後即被撤職，下放到陝南一家工廠當工人進行「鍛煉」、「改造」。
除此而外，九三學社被迫害的人也不少，除了上述科技專家外，尤以「五大右派」金寶善、顧執中、陸侃如、袁翰青、儲安平最為有名。
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儲安平離奇失蹤
出身於宜興望族的儲安平，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後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學習。其後曾去英國留學，回國後先後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大學研究員，並在創辦的《觀察》雜誌任社長和主編等。1949年後，出任新華書店經理、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雖然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評國民黨的儲安平就早已經看穿了共產黨，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而共產黨執政，「自由」就變成了「有」和「無」的問題，「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但他最終還是選擇留在了大陸，從此厄運連連。
1957年初，毛澤東為了徹底整肅知識份子，採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讓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一些天真的知識份子紛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儲安平。他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中說黨群關係不好的關鍵是「黨天下」的問題。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
儲安平由此得出結論：「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更讓與會者震驚的是，他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且甚為不恭的稱之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請教的問題是：「為什麼現在的國家高級領導人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
儲安平一語「黨天下」和對毛、周的批評，不僅讓中共朝野上下為之震驚，而且讓毛澤東一連幾天都沒有睡好覺。而恰恰因為這驚人之語，他被打成了右派，並成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也是因為這驚世駭俗之舉，他的妻子與之離婚，子女與其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雖然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中共並沒有放過他。
惶恐不安中的他在文革中則繼續遭到迫害。不僅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而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1966年8月底，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9月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從此他杳無音訊，是自殺、被打死、出家……至今仍無定論。
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部長顧執中因言獲罪
曾任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的顧執中，民國時期長期任記者，並創辦了一家新聞學院，培養了大批新聞專業人才。1944年前往印度，任僑報《印度日報》社長兼總編輯，1946年回國。中共建政後，傾向中共的顧執中選擇留在了大陸，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任編審，並任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長。
1957年反右前，顧執中發表了如下言論，《人民日報》當年6月26日曾予以刊登：「憲法自1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
「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
「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
「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採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採訪。」
「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內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
……
因為上述言論，顧執中被打成「右派」，降職為一名校對員。1961年「摘帽」，但直到文革後才被「平反」。
原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金寶善被批鬥
1893年出生的金寶善，曾到日本千葉醫學專科學校和東京帝國大學攻讀內科並研究傳染病與生物製品，其後還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修，並獲得碩士學位。回國後，他曾多次代表中國出席世界衛生會議，並於1947年代表中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起人之一。
1927年夏，金寶善應邀組建杭州市衛生局並任局長。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衛生實驗處，他任副處長，實際負責該處的工作。該處的建立奠定了我國現代醫療衛生科學研究事業的基礎，培養出了一批專門人才。他還主持籌建西部衛生醫療組織與機構，經常親自到現場佈置工作。上個世紀40年代，他擔任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達7年之久，為支持抗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技術精湛，管理有方，曾參與制定了中國醫療衛生方面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籌建衛生防疫與科研機構等。
1948年，金寶善赴美國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兒童急救基金會醫藥總顧問，1951年回國，先後任衛生部技術室主任、參事室主任，北京醫學院衛生系主任兼教授等職，並於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
1957年反右時，金寶善因其言論而被打成「右派」。他的言論主要有：「多請專家參加行政領導」，「目前衛生主管機構甚至業務機構掌握領導權的都是黨員，叫專家『鑽到行政機構去』」；「現在衛生部司局長很弱，比國民黨時的衛生部差的遠」；等等。
當年7月24日，北京醫學院教授、講師及行政部門科長以上幹部約一百餘人，召開會議，批判金寶善，稱其「包藏禍心，別有意圖」。有衛生系講師王黎華稱，「金寶善去年以政協委員身份到山西等地視察，在某地遇到很多老同事向他談肅反問題，金寶善回來後在系裏對王說：肅反擴大了，搞錯了。」
此外，金寶善談的「衛生部的政治領導是加強了，但沒有在業務上貫徹」，反對學習蘇聯經驗和教學等言論，同樣遭到了與會者顛倒黑白的批判。還有參與者稱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這樣的金寶善自然逃不脫厄運。在被打成「右派」後，文革期間又被關進「牛棚」，白天被批鬥、進行勞動改造、學習，身心備受摧殘。
二十年光陰走過，浪費了大好時光的金寶善於1984年離世。或許，在他比較國民政府和中共治下的衛生部之不同而被打成「右派」那一刻起，他就明白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大錯特錯。只是後悔晚矣。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常委陸侃如之死
1949年後任山東大學副校長的陸侃如和妻子馮沅君是北大的同班同學，馮沅君的二哥乃是北大哲學系知名教授馮友蘭。1931年，陸侃如和馮沅君合著六十萬字的《中國詩史》，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古典文學專著」。次年，他們又合著《中國文學史簡編》，此書被譯成多種文字。其後，他們一起赴法，就讀於巴黎大學研究院，並雙雙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47年，二人來到山東大學任教，此後創作頗豐。
1953年，陸侃如加入九三學社，成為九三學社山東地方組織創始人之一，歷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委、青島分社主任委員、濟南分社籌委會主任等職。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公開號召民主黨派討論「教授治校」問題，包括陸侃如在內的少數親歷見證過蔡元培時代的「教授治校」的高級知識分子，積極回應這一號召，結果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之後，陸侃如當副校長時期情感出軌，與女下屬發生婚外戀情的個人私德也遭到公開揭發。在山東省委副書記夏征農到會參加的批斗大會上，馮沅君公開表態說：「我大半生與『老虎』同衾共枕，竟無察覺，是得了神經麻痹症吧？」
這裏的「老虎」，是馮沅君對於丈夫陸侃如的暱稱。馮沅君還稱「在去年鳴放中，陸侃如暴露了他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醜惡面目，墮落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人，他的學術思想不可能不是反動的」。夫妻之情在政治高壓下被撕裂如此。
不過，很快，馮沅君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1958年遭「拔白旗」，馮沅君不得不每日去千佛山砸礦石。1963年，馮沅君的命運有了轉機。她被任命為山東大學副校長。
文革爆發後，夫婦二人再遭厄運。陸侃如成了「死老虎」，馮沅君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屢遭批鬥，唯一的工作是掃學校的走廊和廁所。1967年，陸侃如被以政治反動和生活腐化的罪名收審關押。1968年，馮沅君提出離婚申請。1971年12月，山東省公安機關軍管會決定，對陸侃如「免予刑事處分」，建議原單位給予行政處分。山東大學給予陸侃如「撤銷教授職務」、工資降至高教九級的處分。
1974年6月17日，以教授二字為「罪惡標誌」的馮沅君，因直腸癌醫治無效離世。三年後，陸侃如亦去世。作為知識分子的他們，不僅經歷了一個又一個運動，而且可悲之處在於他們1949年後的創作全部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比如在每個章節的結尾都大量引用毛的話，以證明中國文藝按毛思想發展前進的。這也使得他們的研究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品質上，都無法與三四十年代相比。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常委袁翰青去放牛
袁翰青是當代知名的有機化學家、化學史家和化學教育家，畢業於美國伊利諾大學，並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先是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後任甘肅科技館館長。1944年，他參加九三學社的前身。中共建政後，先後任文化部科學普及局局長、商務印書館總編輯、中科院西北分院秘書長和中國科技情報研究所研究員。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袁翰青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又頂着「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輪番批鬥、隔離審查，直至被送到河南勞動改造。根據他在幹校的簡單日記，3年中他放牛、餵豬、挖塘泥、修田埂、插秧、撓秧、參加一天18個小時的割麥大會戰，同時還要寫交代材料，接受批判。一次放牛時，袁翰青差點兒被牛頂死。
據其女兒袁其採回憶，袁翰青非常喜歡蘇東坡的一句詩「事如春夢了無痕」，後來曾改為「事非春夢豈無痕」，使他這樣感觸的，主要還是政治風雲的變幻。
不過，樂觀的天性讓他終於捱過了文革。1994年袁翰青離世。
台盟創始人謝雪紅慘遭多次批鬥
根據中共黨史，發生在台灣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正是台灣土生土長的謝雪紅。暴動失敗後，謝雪紅離開台灣，前往香港、上海，並創辦了台盟。
那麼，謝雪紅又是如何與共產黨產生瓜葛的呢？早在台灣時，謝雪紅就受到共產思想影響，後來來到大陸，加入中共，1925年底去蘇聯留學。1928年，留學回來的謝雪紅等人在上海決定成立「台灣共產黨」，旨在推動在台灣的暴動，與中共一樣，台共也接受共產國際領導。其曾先後兩次被捕。謝雪紅的丈夫楊克煌是中共黨員。
中共建政後，謝雪紅成為中共的座上賓，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台盟第一屆總部理事會主席等。
與其他民主黨派高官一樣，在毛和中共發起的一次次運動中，謝雪紅也難逃厄運。1957年反右運動中，她被打成「右派」。依據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的傳記《我的半生記》中所附年表記載，謝在1966年文革爆發後，在1966年到1969年之間，曾多次被台盟各派批鬥，其被批斗记錄如下：1966年9月3日至14日，在永安里住家總共有四次被抄家和批鬥；1967年4月14日，再被抄鬥；1967年4月29日，在台盟機關遭批鬥；1969年3月1日，遭開會批鬥……
在台盟對謝雪紅的十次批斗大會中，可以說是幾乎把1952年整風運動里的「罪狀」重新又翻炒一次。北京的《光明日報》說：「謝雪紅在1947年混入共產黨，十年來她以『老革命』和『228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獨尊。」指其「放出許多毒箭」，向中共進攻。因此，謝雪紅頭頂的帽子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共產黨叛徒，228的逃兵」等。
處於此種壓抑環境中的謝雪紅，很快得了肺癌，並於1970年11月5日離世，終年69歲。由於她的被批鬥的身份，她不是死在病房裏，而是死在醫院的走道上。
結語
除了上述這些人，遭到中共迫害乃至迫害致死的九三學社和台盟成員還有不少，如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九三學社中央常委王家楫，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劉錫瑛，九三學社青島分社主任委員張璽，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員王天強等。歷史上的一件件血淋淋的迫害事實，不知可否讓仍沉迷於中共統戰糖心中的民主黨派人士清醒。
2017-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