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全國上下轉入「拼經濟」，近期對民營企業家的利好消息頻傳，國家網信辦宣佈開展「清朗·優化營商網絡環境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專項行動，維護企業和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打擊侵害其名譽和形象的虛假不實信息。
更勁爆的是海南省的一則通告《關於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指出為了「營造公平公正法治環境」，要甄別糾正侵犯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案件，「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不判實刑，能不繼續羈押的及時予以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
這究竟對市場釋放了什麼信號？對民營企業和企業家來說又意味着什麼？
民企的原罪
民企涉案，當然不僅僅是海南的事，全國各地都多的是。
越是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這種現象通常還越突出，因為那裏缺乏在體制外的體面工作，願意自己去做生意、辦企業的，起初往往都是因為走投無路——甚至走投無路都未必願意。
一位長春的朋友回憶，其母在1990年代從國企下崗時，生活困苦，但即便如此都拉不下臉去練攤，不屑地說：「我不干那些投機倒把的事！」
◎長春：偽滿皇宮附近的批發市場
在當時的長春，偽滿皇宮附近的批發市場曾催生出全城最早的一批萬元戶，也確實有一些人背景不太乾淨，甚至和黑社會有些說不清的牽連。
對於習慣了體制內按部就班工作的人們來說，這些個體戶無非是通過不光彩的手段賺錢的，不僅來路不正，還經常偷稅漏稅，要是查一查，哪個人的手是乾淨的？
如果你以為這只是老一輩東北人的「老觀念」，那就錯了。
前不久，央視新聞報道一對小夫妻在浙江義烏的青口夜市經營小吃攤，日收入9184元，本意是想重振年輕人「勤勞致富」的信念。不料網上有好事者去深挖，翻出他們還搞培訓，教人擺兩天攤收學費1500元，僅此一項就賺了45萬。
他們憑什麼掙那麼多？微博上很多留言都是「建議查一下稅」，還有人反手就是一個舉報。真應了那句老話「人怕出名豬怕壯」，這對夫妻到頭來不僅直播關停，還得接受調查，「靠雙手努力打拼的夜忙人」轉眼就成了不法商家。
在傳統社會，這是一種常見的道德觀，就像古羅馬的元老院貴族總是清高地遠離商業，在他們看來，若不撒謊、欺騙、作假、賄賂，一個商人又如何獲利？
當一個社會逐步現代化時，原有的社會規範逐步鬆動，對商人而言那既是機會，卻也可能是雷區。即便是現在被視為投資樂土的長三角，在改開後吸引的第一批投資者也得是個冒險家才行。
有位港商回憶，他1980年代到江浙投資，發現有很多紅線可能一不小心就會碰到：除了含糊的「投機倒把罪」（1997年才取消），還有更要命的「抽逃出資罪」。
按規定，企業還沒成立，投資人就必須先將註冊資金打入指定賬戶用於驗資，這筆錢規定只能用於企業買設備、造廠房、發工資，如果你不願意押死在裏面，驗資完了試圖用於別處，那就違法了，最高可被判五年。香港沒這回事，當然也不需要驗資，投資多少自己報，按比例交一點印花稅即可。
在開放繁榮的年代裏，很多發財機會其實都在灰色地帶。一位邊貿城市的經濟官員透露，那時「倒爺」賺錢，有相當多的做法都是靠上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趕早的那一批個體戶確實賺到了。
等到規模逐漸上去，出入境手續、次數等逐漸規範之後，以往那種走私不像走私、貿易不像貿易的拎包帶貨就不行了，利益慢慢流向少數正規企業，錢也就不再是進眾人口袋了，而是到了少數人口袋裏。
◎黑龍江黑河：中國「倒爺」俄羅斯掃貨歸來
不可否認，很多民營企業原本就是小本生意起家，既請不起專業財稅人員，規範更無從談起，但很多稅務、法規也確實防不勝防，一不小心就碰到紅線了。
一位上海的民企高管和我說，他一直管着財務不敢亂來，但有一次仍被稅務局說偷逃稅款，要罰款三萬。一問才知，是因為員工用買交通卡、電信卡的小票沖抵報銷，涉嫌少扣個人所得稅。
他不服，去打稅務熱線諮詢，那邊也笑了：「理論上說，這些票的確不可以，因為它確實不是報銷憑證，但你們公司願意，一般我們也沒意見，你最好和辦稅人員協調下。」
他無奈，和辦稅人員解釋，實在無意偷稅漏稅，只是地鐵公司、電信局就只有這種票，對方毫不理睬：「這不是我們的事情，它不開正式發票，你可以告地鐵公司、告電信局啊。」
這就是企業面臨的現實：所謂「水至清則無魚」，如果什麼都嚴格照章辦事，那就很容易被管死，甚至根本開不下去。長三角的一位官員在談到一個耕地轉停車場的項目時，向我直言：「如果不是打擦邊球和上面有人支持，規土、農委會天天去拆它。」
對個體戶來說，要應對這些，幾乎唯一的辦法就是到處陪笑、打點關係。有東北朋友回憶，她母親下崗後開了個小店，城建、衛生、消防等都得上供，過不了關就得交罰款。
到最後被折騰得人沒心氣了，也沒見誰為此負責，投訴也沒用，因為關鍵在於：投訴了，有沒有回應很重要，而在東北，你這麼做都會遭人取笑——「怎麼你這人不清醒，還投訴？」
可想而知，如果做點小買賣都過得這麼戰戰兢兢的，搞不好賺的那點錢還不夠交罰款的，那到最後，有些人乾脆就躺平不幹了。等到更多人選擇這麼做，當地經濟肯定也就好不了了。
◎2022年12月13日，海南省營商環境建設廳在海口正式揭牌成立
正因此，要搞活經濟，為企業鬆綁勢在必行。雖然海南最近「能不捕的不捕」這一說法備受關注，但實際上，早在近三年前，蘇州市委書記藍紹敏就在一次本地旅遊促進大會上講話強調，要全面落實「放管服」改革，「涉企輕微違法行為不予行政處罰，一般違法行為從輕減輕處罰」，同時提高行政許可事項審批效率，最大限度便利市場主體。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這個尺度到底該怎麼掌握？
規範的兩難
市場本身當然也需要規範，只不過法網太密，騰挪的空間就小了，經濟活力難免有所窒礙。更關鍵的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市場，新事物總是跑在法規前面，本身就缺乏明確的規範，那這樣的機會出現時，你要不要抓住？
企業發展壯大的機會，往往就在這稍縱即逝的瞬間，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越是那些富有冒險精神的「能人」，越有可能踩到紅線。
這不僅民企如此，國企也一樣：號稱「中國煙草大王」的雲南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1999年因巨額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無期徒刑；吉林糧食集團在2000年時，產值早已突破十億規模，但這些年下來，據說能人高層最後都「進去」了。
◎原雲南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橙創始人褚時健
很多企業都是「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尤其早先外貿企業所必需的跨國匯款，存在大量不規範操作，因為改開的動作很快，規範化本身就需要一個緩慢改進的過程，結果是在短期內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各種操作，甚至不乏一些惡性的商業金融產品。近幾年來，規範是規範了，但結果是權力慢慢收上去了，連本地銀行在操辦時都缺乏權限，原先那種前端的靈活性也就談不上了。
一位北方的經濟官員向我透露：「以前我自己都吃虧受騙過，但近兩年來通過掃黑除惡，違約現象確實下降明顯。和二十年前相比，現在的公共服務、市場規範等方面，其實是變好了，從原先的不規範到逐漸規範，只是相對速度比南方慢一點，但不可否認是在改善。」
然而，現在有不少民營企業家卻在懷念以前那個「不規範」的年代。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部獲普立茲獎的《俄國人》一書中曾提到一個「典型的俄國式場面」：有關部門「制定了一套不必要的複雜的規章制度」，而普通人「則想方設法鑽這些制度的空子」，那是一種生存技能。很多中國人對此也會有共鳴：如果這套制度無法改變，那麼「空子」這一灰色地帶好歹還有點活動餘地。
近些年來的規範化，在很大程度上當然是對制度的完善，許多原本的漏洞也都被堵上了。山東蓬萊的一個酒莊項目，本想在附近做個幾百平米草坪的露營場地，結果被遙感衛星拍到並智能識別出來，被判定屬於佔用「基本農田用地」，必須恢復。以往像這種事情還能打打擦邊球，搪塞過去，現在可就不行了。
◎2023年2月27日，北京，房山區，優化營商環境大會召開，新入駐企業簽約儀式舉行
當然，各地在執行上仍會有一些細微的差異。一位已經南遷的東北人說：「小微企業偶爾踩到紅線，在南方可能不是個問題，但在東北就會卡你。東北沒有地方利益這個概念，覺得自己是在維護國家綱紀，執行國家政策很上心，那企業的日子就難熬了。」
相比起來，像浙江這邊的政府機構至少會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酌情從寬處理，因為他們知道，本地經濟好了，彼此的日子才會好過。
問題就在於，如果從寬處理，那往好里說是「促進地方經濟」，往壞里說卻顯得像是「保護傘」，誰知道你是不是私底下拿了什麼好處？
因此，弔詭的是，規範的嚴格執行，往往會導致出現兩種看似相反的副作用：有的執法部門為怕出錯而不作為，但也有的時候，為表明自己是在鐵面無私地照章辦事，他們可以「過度作為」，一切從嚴處置。這兩種態度，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自己不犯錯。
一位文旅局官員曾和我私下說：「文旅這個行業，如果你一切規規矩矩，那就不好玩；如果你想要做得好玩，那就難免會違章。」
有一處景點，投資數千萬，結果被水務局判處停業整改三個月，損失慘重，因為景區為了美觀，改變了附近河道。為了不打擊投資者信心，文旅局長親自跨部門交涉，在會上感嘆：「有些同志啊，太有擔當，也就沒有擔當了。」言下之意，如果你執法很嚴，表面上的確很有擔當，實則卻只管自己不必承擔相關責任，而全然不顧企業死活，就此而言又是「沒有擔當」的。
這就是規範的兩難：市場秩序的規範化當然是好事，但如果在執行中不能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只是按最嚴格的方式一刀切，那就適得其反了——畢竟規範的「初心」不是為了把經濟「管死」，恰恰是讓那些遵守規範的企業更好地在市場上生存壯大，促進整個生態的繁榮。
規範當然重要，但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秘訣之一，恰恰是「邊發展邊規範」的「摸着石頭過河」。
共享單車在日本市場上出現得比中國早好幾年，然而日本人做事太講究規矩，中國這邊卻是「先上車再買票」，不管怎樣先做起來，再進行完善，結果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蓬勃發展，一舉超越了日本。
或許正因此，日前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在博鰲論壇談到數字經濟時強調：「數字經濟在發展初期時，要秉持審慎、包容的態度，在看不清的情況下寧願『讓子彈飛一會』，法無禁止皆可為。」
也就是說，政府部門不必設定太多框框，放手讓企業去干，看看能闖出什麼名堂來，大不了出現問題再解決問題，到時出台法律法規也能更有針對性。
像這樣的試點，曾是中國經濟繁榮的關鍵，但其成功勢必有賴於激勵人敢想敢干。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單單「能不捕就不捕」是不夠的，這一表態與其說是給民營企業家的定心丸，倒不如說是對有關部門的幹部說的，隱含着雙重深意：網開一面，不得把黑手再伸向沒有保護傘的正當商人，與此同時，也要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而不必擔心自己因此而被看作是「保護傘」了。
棘手之處在於，那個恰當的「尺度」究竟在哪裏？
民營企業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法治環境，而「能不捕就不捕」的說法本身其實跟「應捕盡捕、應訴盡訴、應判盡判」沒有本質區別，風向說不定哪天就變了，到頭來不過是一個暫時的「禁漁期」，還給人一種好像民企老闆有什麼特權似的錯覺——網上就有人諷刺：「民企老闆可以放心去嫖娼了。」所有這些，都意味着只有法律才能釐清邊界、平息爭議，還所有人以公平。
當然，再好的法律，都需要落到具體實踐中來。如果真心營造一個公正、透明、有序的營商環境，那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過往的案子，讓律師根據法條明確罪責，先把一些該放的民企老闆放出來？與此同時，像破產法、財產保護法等一系列法律，也有必要加以完善，這才能為市場行為提供明確的合法性依據。
平心而論，美國近年來的城市治理也在推行對過去的輕罪予以非刑事化，國內的鬆綁不失為一個積極信號，但社會和經濟的再度繁榮，不能只依靠「尺度放寬」，那不過是權宜之計，如果企業按規範都難以生存，那就得想想規範本身是不是有問題，「法也許應該稍微更新一下了」。說到底，民企真正的安心並不來自「槍口抬高一寸」，而來自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