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資本論》，走進歷史
各位《看中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建元。在我東吳大學畢業、考上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的那時候，正好在1989年、1990年之間，台灣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出版了《資本論》（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Ökonomie）。哇，那真是一時間洛陽紙貴，因為這本來是禁書，所以我也趕時髦去買了一套。將書帶回家之後，在餐桌上津津閱讀，然後臉上也露出非常得意的表情，覺得自己是進步青年。這時我父親曾群芳看到了，覺得很奇怪，他認為研究所已經考上了，怎麼還在認真看書。於是我就將書的封面給他看，他發現是《資本論》，就有點冷笑。他說：「這有什麼了不起，我50年前就看過了。」我嚇了一跳：「這是禁書啊，而且是很難的書，你怎麼會看過呢。」父親就告訴我，他當年不止看《資本論》，還閱讀過很多共產黨的經典，而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而且還參加了共產黨人組織的武裝起義。這從此打開了我對台灣那段歷史、對228的好奇，我也有機會重新認識我的父親。
擦槍走火，星火燎原
今天很高興在網路上和各位見面。今天想跟各位談的主題是〈228的歷史悲歌──我的父親曾經是共產黨員〉。今年是228事件73周年，在228前夕，我的父親以93歲高齡離世。他的一生都和228脫離不了關係。所以，我利用這次節目，一方面紀念我的父親，另一方面也呈現我父親那一代台灣人，他們在這個大歷史的潮流之下如何做出他們的政治選擇，這個選擇如何影響他們一生的命運，如何影響台灣，如何影響我們國家的國運，所以我也想從個人的小歷史來看228所投射出的台灣的大歷史。
首先我先介紹228的簡短背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大稻埕發生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台北分局私煙查緝員傅學通等六人的暴力執法，用槍托打傷了煙販婦人林江邁，引起了當地民眾公憤，所以民眾追打查緝員到永樂町，查緝員在逃跑過程中鳴槍示警，或許是緊張，槍頭偏了，流彈竟然射到了一位民眾，叫陳文溪，不巧的是，他是當地一位流氓角頭的弟弟，他哥哥叫做陳木榮，他的哥哥非常憤怒，就決定召集群眾向政府討回公道。本來查緝私煙過程已經引起公憤，加上又開槍誤殺民眾，於是大稻埕、圓環這一當時台北最繁華熱鬧的地方，民眾開始集結，他們前往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抗議，要求交出兇手。說實在的，按照法律程序，就算真的有政府執法人權濫權枉法的情況，也不可能交給群眾公審處理，因為要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懲處。但是當時群眾群情激奮，政府處理也不當，所以群眾見到抗議無效果，政府又不出面道歉，所以第二天陳木榮便和大稻埕當地民眾組織鼓隊，號召群眾，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抗議。因為涉及查緝私煙，群眾先到專賣局台北分局抗議，憤怒的民眾燒毀了專賣局台北分局。群眾抵達行政長官公署即現在的行政院，屋頂的憲兵又開槍示警，這正是歷史的不可思議，開槍示警又誤殺了民眾，引起更大憤怒。於是暴動就在全台灣星火燎原，蔓延開來。群眾包圍了台灣廣播電台，利用廣播向全省各縣市廣播，號召民眾反抗中國國民黨的統治。這就是228事件。導火線的開端僅僅只是一個查緝私煙的事件。為何一個小事情變成如此不可收拾？是否小題大做？如果我們不了解當時的結構性因素和前因後果，就很難明白這個事情為何點燃人民的怒火。
地方自治，反再殖民
關鍵是，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接收台灣時，一度將中國大陸實施的《懲治漢奸條例》適用到台灣。這是非常荒誕的。因為在日本殖民時代，台灣人是皇民，在日本政府中工作是很自然的事，甚至在太平洋戰爭中自願或被迫從軍，這就有了漢奸嫌疑。條例又包含沒收漢奸財產，引起台灣人的恐慌。日本投降到台灣光復期間，台灣是無政府狀態，但是社會非常安定。當時台灣人的心態是：自己從殖民地變成了戰勝國國民，有機會參與新中國的建設，一定要建設好台灣，以此來展現台灣人作為自己土地主人的風度。但是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抵達台灣之後，國府頒佈停止社團活動重新登記的命令讓人錯愕。因為在國府抵達之前，台灣社會處於自治的狀態，社團很多，包括台灣學生聯盟，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生郭琇琮領導各中上學校學生組成，他們主要任務是協助治安的維持，而且教育民眾公共衛生、學習國語和涉及中國的知識。他們也教民眾唱歌，主要是兩首歌，一首是〈中華民國國歌〉，另一首是〈義勇軍進行曲〉，即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當時的台灣人不了解大陸的國共關係，因為抗戰時期國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陣線下的合作狀態。〈義勇軍進行曲〉以及共產黨理論在中國大陸是合法傳播的，所以台灣光復後，大陸的各種思潮成為台灣人學習的對象。日本統治台灣，類似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是現代國家的管理制度，雖然不民主，但政府是依法行政，所以人民可以依照法律對抗政府。此外，日本的憲法雖然沒有在台灣實施，但日本至少在本國有一個立憲主義的憲法秩序。所以台灣人就利用《明治憲法》中的人權條款來對抗，而在這一過程中，台灣人形成了人權觀念。相對地，中國大陸在內戰和抗戰中，進步人權的價值觀念難以沉澱。因此大陸的官員來到台灣後，與台灣本地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很多大陸官員認為台灣原來是殖民地，他們以改造台灣皇民化、君臨台灣的心態管理台灣，這與台灣人的現代公民觀念產生衝突。這是228爆發的根本原因。因此當國府取締社團時，台灣人認為結社自由是基本人權。這就產生了衝突。在陳儀來到台灣之後的第一天，台灣學生聯盟就被勒令解散。
第二個行政命令就是禁止及取消使用日文。台灣人在光復前勤於學習國語，但一個多月的時間顯然是不夠的，且歷經日本50年殖民統治，台灣的學術和公共使用語言是日語。當國府禁止日語後，所有不會流暢使用國語或中文的台灣人，通通被排除在政府單位任用名單之外。台灣人對抗日本時，曾希望成立台灣議會、實現自治，將台灣變成台灣人的台灣。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從中國大陸特別是福州，找來一大批官員，填滿台灣的公職崗位。這讓台灣人對中國大陸、中華民國產生強烈的期待落差。
反對國府，錯愛共黨
台灣人當時對中共的印象是什麼呢？台灣人學習〈義勇軍進行曲〉是一個例子。當時的中共正與國民党進行政治協商，是中國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共、國民黨和其他政治勢力共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着手中國的憲法制定工作。當時的共產黨提出的政治主張是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中共認為中國在社會發展中，應該先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所謂新民主主義，就是實行西方國家三權分立的制度。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中，中共的周恩來非常堅定支持當時張君勱領導的中國民主同盟提出的《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案》，內容包括總統民選、地方自治、內閣制、省長民選、縣市長民選、軍隊國家化；在人權保障中，特別強調人身自由的保護，因為中共在國民黨清黨中遭到迫害，很多人犧牲，所以中共特別重視人身自由。這些主張現在都放在《中華民國憲法》條文中。這些都是進步的價值，而且是由民盟的張君勱與中共合作，來要求國民黨改變其1936年起草的蘇俄色彩濃厚的《五五憲法草案》。中共要求國民黨取消蘇俄模式的憲法，且這一時間早於《世界人權宣言》的頒佈，理念非常進步。這些對剛脫離殖民的台灣人，能夠產生對新中國的巨大期待。當國民黨貪污、君臨台灣，如同新的殖民者時，台灣人又成為自己土地上的異鄉人，無法參與公共事務，不能使用日語，台灣的精英便對能夠取代國民黨、主張進步思想、能夠制衡國民黨、甚至最終能夠執政的中共，產生了好感。台灣人和大陸人民一樣，對中共本質沒有認識，而對中共的進步主張和價值投以熱烈期待和真誠擁抱。
陳儀欺民，擴大事端
228發生時，陳儀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允許台灣仕紳階層組成228處理委員會，且行政長官公署中有3位處長參與。但他同時發電報給南京中央政府，聲稱台灣有匪亂。電報中沒有說明這個匪是土匪還是共匪。當時胡宗南正在率領國民革命軍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陝北延安。國共戰爭正在華北如火如荼地展開。國府當時懷疑台灣的228事件是中共的圍魏救趙手段。當陳儀告訴南京這一情況時，南京自然急於希望穩定新光復的台灣。日本殖民時代，日本反共，所以台灣被認為是沒有共產黨的乾淨地方。因此國府派出精銳的美式整編第21師來鎮壓。對整編21師來說，他們收到的訊息，是來消滅共匪的，是來作戰的，他們是以這種心態來面對228。但對台灣人來說，自己只是向政府請願，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32條《政治大綱》只是希望在《憲法》實施之前，先在台灣按照孫中山思想進行地方自治，這和日本時代要求設置議會的訴求是一貫的，這並不為過。但陳儀給南京的訊息，以及南京對台灣的判斷，卻認為台灣人要造反，甚至要獨立，背後還有共產黨在支撐。所以，整編21師抵達之後，便再度在台灣實施戒嚴，軍隊甚至實施無差別行動，國府的特務組織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的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進行秘密制裁，列有很多台灣仕紳階層姓名的名單被軍隊取得之後，軍隊也可以不經過審判、直接處決。這名單中，甚至有後來的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還有前副總統連戰之父連震東。許多人是借刀殺人下的冤魂。共產黨在台灣當時沒有任何力量。台灣的匪，跟中共沒有關係。中共作為最大的反對力量，國民黨鎮壓台灣人的反抗時，台灣人期待的目光就轉向共產黨。228時，我父親正好是台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二年級學生。他和同學參與了維持治安工作和起義，國府鎮壓時逃回竹南鎮中港躲避。清鄉結束後的同年6月，和台大同學集體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成立了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支部，我父親是台大法學院支部創始人之一。《懲治叛亂條例》實施後，他被列明在政府的通緝名冊中。當時領導二二八起義的謝雪紅、簡吉等人，他們都有共產黨背景。在日本時代，由於反共的殖民地政府的宣傳，台灣人對共產黨是敬而遠之的。所以在228的時候，以共產黨的旗幟來號召群眾起義，是沒有號召力的。例如，台中仕紳林獻堂是拒絕和謝雪紅合作的，她準備成立台中市人民政府，卻得不到台中仕紳的支持，所以將部隊帶往南投撤退，其根源就是台灣社會對共產黨不認識。但知識與階層不同，也會有不同的思考。
抵抗暴政，終結黨國
228之後，很多人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哪怕是取代陳儀的魏道明，實施和中國大陸一樣的省制度，但台灣人徹底失望了，很多人參加了共產黨，特別是在1949年三大戰役後，很多人覺得國民黨即將失敗，當時整個台灣甚至中國都對共產黨投以幻想，這自是人情之常。共產黨迅速崛起，國民黨迅速失敗，是時代的錯亂和悲劇。那時候人們除了國共之外，別無選擇，而這兩黨都是黨國體制。這是台灣人與中國人共同的悲哀。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228的歷史，我們台灣的轉型正義，對當年參加共產黨的人進行道歉、平反、賠償。許多民眾不理解這樣的作為，因為這些民眾不了解時代背景，便將現在中共的形象套用在當年充滿理想的共產黨人身上。為何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蔡英文，歷任總統都要平反共產黨人呢？我們今日要從超出國共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當國家不能保護你的自由和人權的時候，洛克（John Lock）的《政府論二講》（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告訴我們，人民是有抵抗權的。我們很慶幸，也以身為民主的中華民國國民為榮。我們正是站住了抵抗權的價值。因為國家做的不對，人民抵抗，要檢討的是國家，而不是人民。在228前夕回顧歷史，那麼多先賢先烈，包括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付出者們，是他們的奉獻讓台灣成為一個民主國家。而當年的中共呢？它背叛了革命、承諾、價值，依然盤踞在中國的土地上，還在欺騙。如果要實現當年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想，就是要終結共產黨。
（《台北．看中國》網《明家論壇．曾的有意思》第26集，2020年2月26日）
作者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兼任副教授
劉哲文字整理，民國112年4月28日校於新北板橋萊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