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齋節早晨醒來，做晨禮；再叫醒小女兒，和她一起開車來到社區的清真寺禮節日拜。
清真寺門前，早已聚集了一大群穿着各自民族盛裝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由頭飾和穿戴可以判斷大多數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我女兒也是維吾爾特色穿戴，穿着艾德萊斯裙，頭戴美麗的朵帕（維吾爾花帽），天真、艷麗。
可以看出，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歡樂；除我和女兒之外，大多數似乎都是朋友、鄰里一起來禮拜，他們各自用自己的語言交談。我和女兒則稍顯孤獨，沒有親人在身邊，也沒有可以同來的鄰里可以交流。
我帶着女兒快步走進清真寺，找了個角落坐下，等待禮拜的開始；我心不在焉的回答着女兒的提問，思想卻似脫韁的野馬，馳騁於小時在曲魯海、哈密，大學時在大連，工作後在石河子等家園土地上，禮開齋節的時刻，沉浸在回憶和親人、鄰里、朋友共慶開齋節的、那一去不復返的酸甜苦辣人生。
記憶中的第一次禮開齋節是在曲魯海鄉；那一次的禮拜，是在爺爺的果園裏悄悄進行的。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爺爺的清真寺，早已改成公社的木工房，爺爺也是被監督改造的對象。因而，公開禮拜是不可能的。
果園很大，爺爺留下奶奶和姑姑留在前院放哨，領着前來禮拜的20–30位親戚鄰里，來到果園後牆前的果樹下，大家鋪開幾個毛氈坐下；爺爺讓叔叔先爬到牆上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確認沒有打探者之後，爺爺開始壓低嗓門講解《古蘭經》、講解開齋節的意義。然後就是禮拜，禮完拜，大家相互擁抱握手，悄聲慶賀開齋節。
對我們小孩子而言，過節，最令我們激動和高興的部分，是爺爺和其他大人給我們的節日零花錢，多則五毛，少則一毛；當時，那可是一大筆錢。另一個歡樂節目是大哥哥們的碰雞蛋比賽；雞蛋尖頭對尖頭，輪流相互小心翼翼的砰擊，看誰的雞蛋先破，誰的雞蛋硬；被敲破的雞蛋歸贏者；幸運者，一天下來能贏好多雞蛋。
碰雞蛋比賽，鄉里民兵抓住了，最多是按賭博沒收雞蛋，開會點名批判；但如果抓住做禮拜的，則判刑入獄。因而，那時候，每次過節，大多數人因恐懼而不敢做禮拜，但碰雞蛋遊戲卻可以不聲不響地舉行；似乎，鄉里的維吾爾村官和民兵也都放之任之。
在哈密的第一次開齋節禮拜，是和父親一起，大早晨騎上自行車來到城郊鄉，在一位著名維吾爾伊斯蘭學者家的大院裏禮拜，人很多，滿院子都是男女老少，禮拜基本上是半公開的；禮完拜，回到家等着父親給零花錢，等着鍋里的羊肉熟了吃個過癮。
那是，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強弩之末，大家都已餓的沒有精力相互監視、揭發，相互批鬥、批判了。
後來，所謂的'改革開放'了，經歷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亂，瀕臨經濟崩潰的中共政權，似乎忙於鞏固其權利，無暇顧及維吾爾人；藉機，維吾爾人開始重建信仰、復興文化、反思歷史。
無論是曲魯海的清真寺，還是哈密的清真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清真寺，都有維吾爾人自籌資金進行了修繕、裝飾，禮拜堂地面鋪上了嶄新地毯，擴建了清真寺大小淨房。但是，開齋節、宰牲節，清真寺仍然是人滿為患，很多來晚的人不得不站在清真寺外面做禮拜。
記得上大學離開哈密之前那幾年，父親每次都是早早起來叫醒我，我們天不亮就出發，來到鐵路清真寺，坐在第一排。禮拜完畢，大家互相致意，握手、擁抱。走出清真寺；門口早已是人山人海，伴隨手鼓、嗩吶歡快的旋律，年輕人開始了粗獷豪放的"薩馬"舞；父親高興了，也會即興跳幾圈。
每到這種時候，令我遺憾的是，我這個被中華'文明'滋潤的民考漢，只能羨慕地旁觀，而無法如父親或其他維吾爾人一樣，瀟灑豪邁地放鬆自己，加入節日歡樂人群一起伴隨鼓點，跳"薩馬"舞，享受歡樂的節日氣氛。
到了大學，大連只有一個回民清真寺，每次節日，開齋節、宰牲節，我們民族學生，維吾爾、哈薩克、回族男女學生都會起大早，坐公共汽車、轉有軌電車，到市區內的清真寺禮拜。同學當中有幾個來自兵團的，自小到大沒有進過清真寺，沒有禮過拜，根本不知道伊斯蘭信仰；但他們在前後五年和我們共同慶祝節日禮拜中，了解了伊斯蘭，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每次禮完拜，大家一起到天津街馬家清真餃子館吃飯，然後回校。我們男生最喜歡到女生宿舍拜年；因為女生宿舍家鄉味兒的囊、饊子都不缺，有的還有瓜果、葡萄乾兒，特別豐盛；高興了，我們還會放上家鄉音樂跳起舞。那是，儘管我們遠離家園，但大家年輕氣盛，和父母兄妹書信往來，頻繁交流；始終，父母、親朋在心中，信仰、傳統在行動中，民族文化、身份在聚會中，歡樂和理想在歌聲中，希望和未來在努力中，從未感到孤獨，遑論恐怖與絕望。
大學畢業，回到家鄉，到石河子當老師，有了自己的家；每次開齋節，節日早上起大早，穿戴一新趕往老街清真寺禮拜；和大學時代一樣，石河子的清真寺也是維吾爾、哈薩克等信仰伊斯蘭兄弟民族一起禮拜。在石河子禮節日拜唯一的缺憾是，禮拜完清真寺沒有手鼓和嗩吶，也沒有粗獷的"薩馬"舞。
在石河子工作15年，這15年中，禮拜完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學校領導虛心假意慰問拜年之前逃離家。我最討厭校領導一進家門就先道貌岸然講黨恩、講民族團結，批判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給我們上完政治大課；然後就是風捲殘雲般吃喝，把為過年擺到桌子上的饊子、瓜果和肉掃蕩一空，還美其名曰維吾爾人煮的羊肉好吃，似乎維吾爾人的羊肉不賣給漢人是的。
後來出國，第一個開齋節禮拜是在馬來西亞吉隆玻；儘管馬來西亞人的熱情和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氛圍讓我興奮，但真正讓我感觸最深的是，至今還迴響在我耳邊的、一位維吾爾留學生的哀怨。
那一年，馬來西亞政府依據伊斯蘭學者的建議，宣佈了開齋節日期，那一天早晨我們都起早準備好要去清真寺禮拜，但一位維吾爾留學生說："伊利夏提大哥，我今天不去禮開齋節拜，我要明天去。"我問為什麼，他回答說："在家鄉，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宣佈明天是開齋節，這意味着我父母家人只能在明天慶祝開齋節；大哥，你知道的，我們遠離家鄉，只有當我們和他們在同一天慶祝節日，心裏才能感覺到節日的氣氛，不是嗎？"這話，不僅使我無語，更使我在開齋節的早晨，陷入到了無邊無際的痛苦中。
當時，對我而言，回去和父母家人團聚，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能通電話使我還能和他們保持心靈的溝通，體會父母的關愛；和弟妹交流、分享歡樂與痛苦；至少，可以在開齋節、宰牲節早上，拿起電話對父母、弟妹說聲"Essalamu Eleykum(願你享受和平快樂)！開齋節快樂！"
再後來，到美國和維吾爾社區同胞一起禮開齋節拜；電話那邊父母的話越來越少、越來越簡單，但至少還能通個話，還能說聲開齋節快樂，到2014年大妹妹因我而被抓捕後，只剩父親接電話，基本上是拿起電話立即打斷我的問候，快速告訴我他們都很好，然後就是一句沉重的"保重兒子"掛斷電話。但能聽到父親的聲音，至少給我些許的心靈安慰。
2016年4月5日，父親去世，8月份和母親最後一次通話，至今，我不知道母親和三個妹妹是否活着，2020年由《紐約客》雜誌得知，兩個妹妹和丈夫、女兒在奎屯集中營，母親沒有任何消息。
和家鄉親人的通訊完全失去之後，已經過了7個開齋節、7個宰牲節，7個母親節、7個諾魯茲節、7個新年；和家人失去聯繫之後，母親過了7個生日，三個妹妹也過了7個生日。這7年中，我沒有能向他們送去一聲祝福。
開齋節、宰牲節，任何的節日，沒有父母、弟妹在身邊，沒有親朋好友，聽不到他們的歡聲笑語，沒有他們的祝福之聲，對我們維吾爾人，對我個人而言，已不再是節慶，只是個宗教義務，是在煎熬中要保持的信仰和傳統。
現在，在家鄉開齋節禮拜已成了特選人群的表演性任務；普通維吾爾人，現在已經無法複製文化大革命時期，爺爺果園和哈密伊斯蘭學者大院裏的禮拜；爺爺走了、哈密的伊斯蘭學者走了；繼承他們的一代維吾爾精英，無論其為宗教學者、還是知識精英，也都被抓走了，他們消失在集中營、監獄；甚至，維吾爾人的家也沒有了，遑論果園和大院？就算有個院子，門口也是虎視眈眈的攝像頭，哪有人敢私自禮拜？
清真寺喚禮員的喚禮聲，中斷了我的思緒；很快，禮拜結束了，沒有人和我握手致意，也沒有人擁抱我；在魚貫而出的擁擠人群中，我悲哀孤寂地走出清真寺；在清真寺門口，我停下腳步，緊握着女兒的手，強作笑臉向她鄭重祝賀開齋節；心裏，也默默地為那些不知是否還活着的遠方親人，送去了"開齋節快樂！"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