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一個普通公民如何成了國家的敵人？＊阿波羅新聞網

45歲的阮曉寰，一個妻子眼中的理想主義者，酷愛讀書的技術天才。一個關心社會公正的普通人，如何僅僅因為網絡發帖就一步步成為「國家的敵人」，並於近日被判處7年重刑？

4497天，712篇博文。從2009年1月15日創建博客，到2021年5月9日最後一次發文——這是中國博客「編程隨想」的傳奇歷程，也是其運營者阮曉寰於近期遭受7年重判的「罪證」。

自從在博客上最後一次發文至今，「編程隨想」這個名字已銷聲匿跡近兩年。此前，這個博客因常年科普「翻牆技術」以及發表時政評論，而被很多網民熟知。如今，讓它重返公眾視野的，是一則近日在網上流傳的微信群聊記錄。該記錄顯示，阮曉寰的妻子貝女士在鄰居們的微信群里求助，稱自己曾因為了丈夫上訴請律師而受到辦案人員的強行訓話施壓，並公開了丈夫「編程隨想」博主的身份，請求鄰居們關注她的個人安危。

這是「編程隨想」第一次和阮曉寰這個名字發生聯繫。此前，雖然已有「編程隨想」被抓的傳言，但無人知道其真實姓名，沒人知道這個在網上為國人普及基本政治常識的「神秘極客」究竟是誰。

今年45歲的阮曉寰，2021年5月10日被警方從上海家中帶走，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批捕。10月被公訴至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並於10月13日立案審理。

2023年2月10日，阮曉寰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並處罰款2萬。隨着一審判決書的公佈，這起因言獲罪的案件才真正浮出水面，並引發巨大關注。海外互聯網上，很多人加入了對阮曉寰被重判的抗議，並表達對他的聲援，讚譽他為「用技術對抗極權的英雄。」

「我從不認為他的行為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近日，阮曉寰的妻子貝女士在接受NGOCN採訪時表示。據她介紹，阮曉寰在被抓後，就承認了相關博文是他寫的，而他的目的是「讓國家變得更好」。此前，她在鄰居們的微信群聊里為自己的丈夫辯護：「他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信息安全系統總工程師，他為國家做過貢獻的。」「他是愛國的。」她說。

貝女士在鄰居微信群聊貼出阮曉寰的獎狀，以證明他曾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信息安保項目獲獎。圖片來自網絡

突如其來的抓捕

2021年5月10日中午12點左右，上海楊浦區，貝女士家的門鈴響起。

她以為是上午叫的送水工到了，沒有多想，便喊當時在書房裏的丈夫阮曉寰前去開門。過了一會，她聽到門口傳來「不許動」和輕微扭打聲，她趕緊跑到門口，才發現大門敞開，不見丈夫的身影，而一名身形瘦削的男子逕自闖入家中。

「你要入室搶劫嗎？」貝女士質問眼前身份不明的不速之客。

為首的男子掏出證件，表明是辦案的公安人員。隨後，陸續進來了近十人，有的穿警服，有的是便衣。一行人進入家中後先是仔細搜查了書房（即阮曉寰平時工作的地方），時間很長，「幾乎翻了個底朝天」。隨後再逐個房間搜查。

「他們大概有十個人左右，三四個人盯着我，把我攔在（被搜查房間）外面，兩三個在客廳，三四個在書房，還會換班，」貝女士說。

搜查期間，辦案人員時不時向貝女士套話，並說阮曉寰在海外平台發表的文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情很嚴重，阮曉寰會被判五年以上。搜查持續到次日凌晨兩三點。貝女士被帶到上海楊浦區公安局接受盤問，並被告知其丈夫此時也在隔壁審訊室接受訊問。一直到早上七點左右，警察才派警車將她送回住所。

丈夫被捕的當天，貝女士形容自己「腦海里一片空白」。手機被收走、無法求救、也無法上網查詢這樣的入室搜查是否合法，她深感無力。她回憶，當她質疑辦案人員是否有搜查證，對方告知她，「我們那麼多人穿着公安制服，在辦案，你有什麼好擔心的。」搜查證是第三天才向貝女士出示的。而一直到阮曉寰被抓兩周後，她才收到相關拘留證書。

貝女士說，在丈夫被抓後的一個月內，她身體狀況極差，常因焦慮擔憂而難以入眠。那時，她對丈夫具體寫了什麼被加上這麼嚴重的罪名全然不知，也不解為何常年從事技術工作、曾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信息安全保障做出巨大貢獻的丈夫，竟會被扣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她回憶，丈夫被抓幾個月後，有鄰居告訴她，公安在逮捕行動前的幾個月，就租下了她家樓上的一間房，用以監聽他們，對面那棟樓也有監視他們住所的人員。這些雖然只是鄰居的說法，但讓她開始慢慢回憶起來一些細節。那段時間裏，樓上的廁所常傳來漏水聲。但當她和阮曉寰上樓敲門，要求對方配合物業檢查，對方卻堅持拒絕開門。她還想起來，丈夫在被抓的前一兩年，常向她抱怨家裏總是斷網。因為經常發現網絡異常，他也愈發謹慎，有時一起出去散步時，常說「要殺個回馬槍」，返回住所查看有無異樣。這些「蛛絲馬跡」，都是她在丈夫被捕後才一一串聯起來的。

2021年5月10日，阮曉寰與上門抓捕他的警察發生衝突，這是他被打碎的眼鏡。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秘密審判

一幅被打碎鏡片的絲邊眼鏡，靜靜地放在家裏。這是2021年5月10日那天，阮曉寰被抓之時，和警察發生肢體衝突時被損壞的眼鏡。「我們會為他配一副新眼鏡。」抓捕那天，警察把破碎的眼鏡還給了她。

從那一天開始，到2023年2月10日公開宣判，近兩年的時間裏，阮曉寰的情況一直不為外人所知，家屬也知之甚少。儘管拘留證和批捕證上寫明了阮曉寰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但對貝女士來說，很長一段時間，她並不知道網絡上傳說的博主「編程隨想」，就是她的丈夫阮曉寰。她根本不知道他曾經具體寫了什麼、做了什麼。

「我們平時不太交流時政。只記得大學時他跟我說過』六四』的事情，但後來談得很少。」她回憶。

1996年，他們一起到華東理工大學化工系上大學，並成為同班同學。大學時，他們經常在晚上一起散步聊天。在貝女士眼裏，阮曉寰對天文地理、科學技術、哲學歷史無所不知，聊天中，她總會驚訝於他的閱讀量之大、知識面之廣。

畢業後，阮曉寰進入了網絡安全行業，而貝女士則加入外企，2004年他們結婚。婚後，日益繁忙的工作令兩人深入交流的時間逐漸減少。貝女士記得，雖然阮曉寰也會主動說起一些熱點案件，或者批評一些社會問題，但談論時政並不多，而且習慣了外企寬鬆環境的她，對這些也少有體會。加之她本身對政治不敏感，她與阮曉寰談論政治更是少之又少，只隱約記得他在提起一件時事新聞時說過「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就會來關心你」之類的話。

依家人對阮曉寰的了解，他平時言論並不「極端」，也從未說起過「編程隨想」博客。「一聽到（被捕）這個消息之後，我們都呆了。」他的媽媽說。家人以為他只是看了網上的文章，發表了一些敏感的觀點，且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網警收緊管控，所以才被抓。也正是因為家人沒意識到「這麼嚴重」，一開始，她們只是請了上海本地的律師為阮曉寰辯護。

但律師的介入並不順利。據貝女士介紹，家人先後聘請了三批律師，都是上海當地律師。但律師都被有關方面要求籤署「保密協議」，並且不得向家屬透露案情。

貝女士說，在案件偵查期間，她就讓律師前去會見，但辦案機關以律師會見會妨礙偵查予以拒絕，所以整個偵查期間都不許律師會見。儘管家屬質疑這是否違背了相關的法律規定，也屢次到信訪局投訴，但都沒有任何結果。一直到2021年8月中旬，案件轉交檢察院後，在家屬多次催促和懇求下，律師才於9月29日第一次會見到阮曉寰，而此時距離他被抓已過去近四個半月。律師會見阮曉寰後，向貝女士透露阮曉寰已認罪。貝女士追問是認行為事實還是認罪認罰了，律師卻含糊其辭。2021年10月1日，貝女士給檢察院寫信，對案件的定性表示質疑。

2021年10月13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審理。2022年3月，因上海疫情管控，案件審理被「中止」。到2022年六、七月份，上海的封控逐步放開，但家屬被告知審理仍處於中止狀態。阮曉寰年邁的父母（86歲的父親和76歲的母親）曾給法官打電話，懇求儘快恢復審理，不要停滯在無休止的中止狀態。收到的答覆卻是：「現在疫情還沒過去啊…」「而且積壓的案子很多，不是你們一個案子，你們要耐心等待。」

「難道疫情不過去，案子也就一直是中止狀態嗎？」貝女士對此感到不解和氣憤。一直到2022年12月，全國都放開封控時，此案仍未恢復審理。

時間進展到2023年2月7日，此案突然迎來了意想不到的轉變。當天，律師致電貝女士，通知她丈夫的案件將在三天後公開宣判，允許家屬到場。但荒謬的是，此前的幾個月里，沒有任何人告知家屬，此案已恢復審理。貝女士隱約知道2021年12月左右本案已經開庭審理了，但不知開庭審理了幾次，也不知道是什麼程序將審理久拖不決，後又遇疫情原因「中止」，使整個一審歷時長達一年四個月。

由於公開宣判的通知太突然，加上年事已高，阮曉寰遠在福建的父母無法趕來。宣判當日，只有貝女士一人作為家屬到場。聽眾席上，同時還有五六名公安人員。

「一個痴迷電腦、熱愛讀書的技術狂」，父母眼中「正直的孩子」

案發近兩年來的時間裏，阮曉寰的家人一直對外保持低調。貝女士表示，這主要是因為家人原先根本不知道他的博主身份，也不了解他具體寫了什麼，難以判斷案情情況。同時，也擔心對外聲張會得罪司法部門，不利於判決。

如今，一審判決書的語焉不詳加深了貝女士的疑問。在她看來，判決書隱瞞了很多信息。其中包括，判決書里並未列明阮曉寰具體寫了哪些煽動顛覆國家的文章，甚至連他的個人博客號都未提及。

這讓她意識到，她「一定要去了解他們到底想要隱瞞什麼？」她希望能捋清案件的前因後果。但這對她來說，並不容易。在2021年丈夫被捕的當天，她的華為MateBook、蘋果手機等曾被警方收走，並索要了密碼，用於「檢查」。過了幾天後警方才歸還她，並警告她：用MateBook看視頻沒有問題，但不能用來上「敏感」網站。這讓她懷疑自己的MateBook、手機等通訊設備時刻處於監控之下，甚至家中可能都有竊聽設備。為了避開監控，她只好去網吧上網。

通過網絡，貝女士才最終確定，丈夫就是媒體曾報道過的於2021年5月失聯的「編程隨想」博主。她想起，辦案的警察曾經告訴她，阮曉寰寫過700多篇博文，「其中100餘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她也想起，丈夫喜歡一部名為《V字仇殺隊》的電影，那裏面有一位頭戴面具反抗極權政府的自由鬥士，即「V字怪客」，也是「編程隨想」敬佩和崇尚的。時間、發文數量、寫作的語氣、價值觀等的完全吻合，使她確認了丈夫的博客身份。尋找丈夫的網絡身份的這個過程，也解開了困擾貝女士近兩年的謎團，她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日常生活之外，還有這樣的一面。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詞（來形容他遭受的待遇），但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會判他這麼重了。」貝女士說，當她終於確信，自己的丈夫就是「編程隨想」後，曾忍不住在網吧里失聲痛哭。

在妻子的印象里，阮曉寰一直是個痴迷電腦、熱愛讀書的技術狂，「與政治並沒什麼交集」。

貝女士回憶，雖然本科學的是化工專業，但阮曉寰熱衷於鑽研電腦技術和軟件開發。在上大學時，他就與室友集資買了一台電腦，輪流上機來練習。為了能有更多時間學習電腦，他不惜放下專業課，趁室友白天去上課時在宿舍上機。因為他的勤奮好學，早在大一，他就因出色的計算機水平成為年級的傳奇人物。同學們但凡有什麼想不明白的計算機問題都會來問他。而他不僅一一解答，還專門組織每周二晚上給同學答疑，助他們備考計算機能力測試。

在阮曉寰父母的眼中，兒子從小就很正直，並且樂於助人。「小學二三年級時，他連在上學路上撿到錢都要站在原地等失主。怕上學來不及了，才去學校，把錢交給老師。」這是父母對兒子的記憶。如今，身為退休大學教授的父親已經85歲，母親也已經76歲，老兩口擔憂着兒子的安危，日夜難眠。

而在妻子眼中，正是因為大學期間，阮曉寰身上表現出的那種淳樸正直、樂於助人和博學又鑽研的特質，吸引了她，最終才讓兩人結為伴侶。

曾輟學投入軟件開發辭職後認定「無償和開源是更大貢獻」

據貝女士介紹，大學期間的阮曉寰雖然是自學計算機，但不凡的技術卻讓他備受學校計算機系教授的青睞。大三時，他開始為校產的軟件公司開發程序，還以跨專業「特聘」的身份加入了計算機系教授的研發團隊。甚至，教授還專門致電阮曉寰父母，問他們如何培養出這麼優秀的「苗苗」。大四時，他因投身軟件項目，沒有完成化工系的畢業環節，面臨無法畢業的情況。儘管教授建議他轉到計算機系，並承諾只需多學一年就給他計算機系的畢業文憑，但他仍然選擇輟學，全心投入到軟件開發中。他認為，對掌握日新月異的技術而言，時間遠比文憑重要。

輟學後的阮曉寰憑藉過硬的技術在各大網絡安全公司嶄露頭角，很快就從程式設計師一路晉升至項目經理、技術總監、CTO。2008年，北京啟明星辰公司承接了奧運會信息安全系統的項目，當時阮曉寰是公司的研發總監，他也因此成為奧運會信息安全保障系統的總工程師和項目負責人，因他「帶領研發團隊高質量完成了奧運信息安保任務」，也受到公司的表彰。

2012年左右，阮曉寰為了能有更多時間鑽研自己感興趣的前沿技術選擇離職。辭職後，他把「工作」地點從公司搬回了自家書房，開始獨自研究，無償開發開源軟件。在他看來，無償和開源是為社會做更大貢獻的方式。編程、看書、看新聞，除了吃飯和每周定期出門騎車外，他幾乎捨不得出書房。在貝女士看來，離職後的他甚至比工作時更忙。「就連我平時叫他出書房吃飯，他都要發脾氣的。」她說。

2014年阮曉寰旅遊時的照片。貝女士形容那時的他是「陽光的、健康的、自由的」。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這種「工作狂」特質也在「編程隨想」的博客中得到印證。2017年11月的秋天，阮曉寰的過敏性哮喘發作。由於接受激素藥物注射引發全身性紅皮病，病情嚴重，醫生建議他直接住院，但他堅持回家臥床休養。貝女士當時並沒多想，以為他只是不喜歡醫院的環境，便同意了。臥床沒到十幾天，他就讓照顧他的母親把電腦搬到臥室床上。如今貝女士才知道，就是在患病的那段時間，他也沒有忘記更新自己的博客。

「想起來我都很難過，那段時間他真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我甚至害怕他會突然出意外。」而同一時間段，編程隨想的博客發文中，每次都道歉「最近太忙」發文慢了些。回想起丈夫的執着，她不禁有些哽咽。

阮曉寰在書房工作的書桌。在他被捕後，位置有所調整，物品原封不動。桌上的綠色小桌子是2017年底至2018年初，他重病臥床時在床上工作用的桌子。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在貝女士心裏，阮曉寰非常理想主義。據她介紹，他對認準的事情十分執着。長期從事網絡安全工作培養了他在意細節、追求完美的嚴謹性格。另外，他博學多識，平時喜歡讀書，兩三天就能看完一本，閱讀量極大。甚至有時他還會因為懂的多而有點「張狂」，會給人開書單，有時還會責備貝女士不看他推薦的書。「他碰到聊得來的人會滔滔不絕，對事情窮追到底。但如果發現對方不在一個層次，就慢慢不談了。」

一個「科技狂人」為什麼會關心政治？當丈夫出事後，回望過去時，貝女士才想到，根據阮曉寰的價值觀和性格，這其實並不奇怪。

她說，在多年共同的生活中，她一直能感受到他有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家國情懷，並且熱切渴望不公正的社會現狀會有改變。「作為一個有知識、有情懷、又愛國的人，他會這樣也不難理解。」她說。

據她介紹，阮曉寰一直對社會時事保持着關注。她記得，他曾批評國內癌症治療的高昂收費，而且不少醫療治療方案只考慮經濟效益，不人性化。他的母親則回憶，他上小學時，就曾說自己擔憂環境污染影響人類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阮曉寰的成長經歷，從他的博客中也可以一窺端倪。據「編程隨想」的開博介紹顯示，他在2009年1月15日建博之初，只是想分享一些編程和技術研發的經驗心得。但他的心態在幾個月後發生了轉變。2009年6月11日，阮曉寰在博客中發表了一篇博文，題為《是該寫點技術以外的東西了》。在這篇文章里，他寫到當年（也就是「六四」二十周年）五、六月份，當局一連封殺了多個外網，如五月封殺BlogSport、六月封殺推特、必應等。儘管當局早在1998年左右就開始啟用防火長城，但短時間內接二連三的封殺，還是讓他感受到技術企及的自由空間正被極速壓縮。

他寫道：「從這個（封殺）新聞來看，似乎『偉光正』（指代當局）覺得設立在互聯網國際出口的 GFW（防火長城，Great Fire Wall的縮寫）還不夠爽，還想更進一步：在每一個人的每一台電腦上也設立一個 GFW，把一切信息都牢牢掌控在黨的手裏。如果真的到了這一天，那大伙兒還有什麼自由可言？還有什麼人權可言？」

也許正因無法容忍技術被用來進一步打壓自由與人權，加上性格里的正直和較真，他「不想再保持沉默」，決心反其道而行，「寫點技術以外的東西」。此後，他開始利用專業知識在博客上教網友翻牆上網、隱匿身份，揭露被封殺的新聞和數據，分享各類書籍，撰寫大量政治評論。從「劉曉波獲諾獎」到「六四」紀念，從「茉莉花革命」、「709大抓捕」到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再到新疆棉和武漢疫情，近十年重大的社會事件及運動，幾乎都留下了他評論的印跡。直到2021年5月9日，也就是他被捕的前一天，他仍在分享《論民主》等政治書籍。

「看到這些的時候我非常後悔，我覺得自己應該早點學會翻牆，就能早點知道他的身份，一審請律師時就會更有方向，就不會讓他受這麼長時間苦。看不到東西和看得到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能體會到我老公做這些的意義了……」貝女士說。

妻子法庭上看到他求助的眼神，父母擔心「等不到他回來」

時隔一年零九個月，2023年2月10日宣判那天，貝女士才再次見到了丈夫阮曉寰。

由於法庭要求佩戴口罩，她只能看見他鼻樑以上的部分。與上次見他相比，眼前的他變得滿頭白髮，瘦得驚人。「雖然被抓之前，他也有白髮，但（那時）是白髮夾雜在黑髮裏面，現在卻是黑髮夾雜在白髮裏面。」她如此形容，「我和他在一起這麼長時間，從來沒見過他這麼瘦的一個狀態，從來沒有。再怎麼辛苦也從來沒有。」這與此前一審律師向她描述的「他狀況很好」截然相反。她為此心痛不已。

庭審結束後，阮曉寰被兩名法警帶走。期間他不斷回頭用眼神向貝女士求助，眼裏流露着飽受不公的苦楚。看到此景，貝女士忍不住隔着口罩輕聲說了一句：「上訴」。

「我當時覺得我就是唯一能救他的人。」她說。

丈夫在法庭上求助的眼神讓貝女士無法釋懷，另外，一審判決書對丈夫行為的認定，以及一些明顯的錯誤，則讓她強烈地感受到一審司法不公。判決書里連阮曉寰發表了哪些言論是「煽顛」都沒有列出。她告知NGOCN，判決書證物里提及扣押的蘋果手機並不是阮曉寰的，而是她的；判決書中提及的那部小米手機壞了，一直放在客廳，無人使用，且兩部手機在被搜走幾天後都已歸還，並不存在扣押一說。此外，阮曉寰也沒有華為筆記本，只有華為手機。被搜走扣押的他的一台戴爾筆記本和一台聯想ThinkPad筆記本電腦，卻都沒在扣押證物里列明。

她表示，「（舉證）如此草率，家屬不得不質疑他們對證據的嚴肅性、真實性、取信程度有多少？」

阮曉寰的判決書。圖片來自網絡

另外，判決書上寫的「辯護人對於起訴指控的事實及罪名不持異議」，也讓她質疑一審代理律師是否盡責。丈夫被捕後，她花了大量時間自學刑法等法律知識，明白當事人認罪利於減刑，但卻無法理解律師為何「不持異議」。「律師應該根據法律事實和證據做他應該做的獨立辯護。如果對起訴的罪名和事實不持異議，那辯護體現在哪裏呢？」此前，她就懷疑上海司法機關對本地律師施壓，她決心要將二審律師換為更有經驗的外地人權律師，為丈夫爭取公正的司法判決。

2月20日，貝女士與兩位北京人權律師尚寶軍與莫少平簽署辯護委託協議。然而，她的委託並不順利。就在前往北京簽署律師委託書的前一天，她就受到了公安人員的上門圍堵和約談，警告她不要和莫少平律所簽辯護委託。事後證明，即便成功簽署協議後，其辯護工作也遭遇重重阻撓。

3月9日，尚寶軍律師在一直無法聯繫到承辦法官安排閱卷的情況下，前往上海楊浦看守所申請會見阮曉寰。此次會見遭到了拒絕。尚律師被告知，上海高院指派了兩名法律援助律師，後查實包括一審辯護的陸律師，及其同一律所的另一名律師。尚律師曾向媒體表示，這是當局常用的「佔位」之舉：由於每位當事人至多可有兩名律師，指定兩名法援律師可以阻止家屬聘請的律師介入。

為此，貝女士多次致電承辦此案的上海高院須梅華法官，要求其撤銷法律援助，或是提供阮曉寰在知道家屬已另外委託尚、莫2位律師的情況下，仍選擇法援律師的書面證據。除此之外，她不斷通過12368溝通法援佔位要求糾正，還向12309中國檢察網、上海高院督查室投訴。然而，這些訴求或是遭到推脫，或是被稱轉交相關機構，或被告知不在受理範圍內，目前都未得到任何正面答覆。3月23日下午，她到上海高院信訪接待處，投訴須梅華法官侵犯當事人合法辯護權益，要求撤銷法援，在她的堅持下，接待的法官做了記錄並投訴到刑事廳廳長。3月28日的上午，貝女士再次給須梅華法官打去電話，但沒有被接通。

「作為家屬，我們一直非常配合司法機關，但現在得到這樣的結果。我們家屬不能接受這樣的判決。這個判決是合法合理的嗎？」貝女士質疑。當下，她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是讓法院能撤除「官派」的法援律師，允許家屬委任的律師做二審辯護。她呼籲，希望更多的人來關注這個案件。她說，一審判決存在明顯問題，家屬強烈質疑。現在是上訴二審階段，她會盡最大的努力，確保二審司法公正，讓丈夫儘早恢復自由。

阮曉寰年邁的父母也為兒子呼籲：「我們不理解，曾經對國家做出這麼多貢獻的青年，只是發表了些對腐敗與現實不滿的看法，就被這樣對待。他只是想國家更好，人民更幸福。這樣的判決我們不能接受！」他們年事已高，擔心等不到被重判的獨子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