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俄羅斯走上與東方和西方加強聯繫的道路，它將有很多機會加強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與其攻擊美國缺乏對伊拉克戰爭的公開反省，俄羅斯政府本可以把這些批評性的評論留給專家和評論員去做。此外，如果俄羅斯本身沒有在2008年單方面承認從格魯吉亞分裂出來的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地區，或者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並在烏克蘭的頓巴斯地區挑起戰爭，莫斯科要求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各種呼籲就會受到更認真的對待。相反，俄羅斯本可以對自己進行一些反省，並找到開始治癒鄰國歷史創傷的方法。這本可以通過關注俄羅斯人自己為結束蘇聯政權做出決定性貢獻這一事實來實現、通過承認作為繼承國對沙俄帝國和蘇聯的不當行為負有一定責任、通過開放檔案、以及通過討論歷史的黑暗頁面，包括1932-33年的烏克蘭饑荒和蘇聯1939年與納粹德國的互不侵犯條約。
此外，一個對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保持友好的俄羅斯在決定如何應對地緣經濟倡議（例如2016年《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議》或2010年代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時本可以保持靈活務實。俄羅斯政府還可以與中國和西方全球供應商就5G等尖端技術進行合作，同時努力提高國內生產並在國際供應鏈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憑藉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能夠吸收二氧化碳的廣袤森林以及生產氫等清潔燃料的自然資源，俄羅斯本可以開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通往烏克蘭之路
那麼俄羅斯為什麼不選擇這條道路呢？儘管普京在其第一個任期內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務實的，並且廣泛地符合這一框架，但在2003年之後，克里姆林宮的路線越來越側重於復仇主義和對美國的敵意。在2009年至2011年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期間，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係重新調整是一個短暫的亮點，美國和俄羅斯設法在各種問題上找到共同點——從軍備控制和伊朗的核計劃到莫斯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與新的技術夥伴關係的鍛造。但隨着普京在2012年重返總統寶座，這種和解很快就結束了。普京感到西方對利比亞的干預和對「阿拉伯之春」的支持背叛了他，他越來越關注所謂的美國推動俄羅斯政權更迭的努力——這種痴迷隨着2011年底在一次被操縱的議會選舉後莫斯科街頭出現的抗議浪潮而加劇。他對2014年獨立廣場抗議(Maidan protests)活動的過度反應導致莫斯科決定吞併克里米亞並在頓巴斯引發一場殘酷的戰爭。2014年後的幾年裏，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呈螺旋式下降，但即便如此，俄羅斯仍有機會回頭並重建與西方的關係。儘管受到嚴厲制裁，莫斯科仍與歐洲保持着重要的能源聯繫，並繼續在與伊朗的核外交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但普京再次選擇了一條更黑暗的道路，決定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
俄羅斯錯失良機的主要原因在於普京和俄羅斯精英在過去二十年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與俄羅斯國內政治的直接聯繫。對美國通過「顏色革命」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強加民主的擔憂加劇了普京對西方日益增長的懷疑和敵意。將俄羅斯的繁榮集中在國家控制的開採行業而不是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多元化經濟的決定，也是使俄羅斯走上當前道路的重大選擇。在過去的十年裏，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逐漸壓制了社會和精英之間關於一個新的、更開放的俄羅斯國家的討論，取而代之的是宣傳和帝國懷舊，並將它播撒在被蘇聯解體創傷所滋潤的沃土上。
為了將自己定義為21世紀的大國，俄羅斯採用了當代版的蘇聯與美國的冷戰對峙：只是通過控制更多的領土、與西方對抗、反對西方的安全聯盟。莫斯科已經橫下心來，要看看它能否在世界上維護自己的權力。與可能發生的情況所形成的鮮明對比，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俄羅斯政府本可以提出一個具有高度戰略自主權和包容性經濟增長的安全國家的願景，而不是入侵烏克蘭。俄羅斯本可期待挪威水平的財富、日本水平的預期壽命、科學，所有這些加上其他優勢，將使它成為應對氣候變化和在太空探索中開闢下一個前沿領域的領先力量。但這樣的願景，除了對俄羅斯戰略文化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思維，它還需要強大的國家機構和有效的制衡機制，而這兩者長期以來一直被普京及其隨行人員所厭惡。
普京痴迷於將俄羅斯改造成19世紀式的大國，他對北約擴張的危言聳聽的觀點成為他謀求控制前蘇聯領土的基石。他的改造從烏克蘭開始，烏克蘭是俄羅斯境外蘇聯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共和國之一。除了普京認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是「一個民族」之外，正如他在2021年發表的關於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他還受到被俄羅斯強硬派廣泛認同的信念的驅使：如果沒有對烏克蘭的控制，俄羅斯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大國。然而，莫斯科對基輔行使政治、經濟和文化主導權的願望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
首先，烏克蘭精英一直想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不是融入俄羅斯主導的秩序。烏克蘭的寡頭們再清楚不過，雖然他們的俄羅斯富豪朋友在絕對財富值上顯得更富有，但是只要莫斯科一個電話，他們就會失去所有。而在烏克蘭，由強勢人物組成的聯盟在不斷形成，目的正是要防止普京式樣人物的出現。即使所謂的親俄政客們，也只是利用莫斯科的幫助和一些烏克蘭地區的親俄情緒作為國內權力鬥爭的資源，就像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在被廣場抗議活動趕下台之前所做的那樣。
與此同時，烏克蘭西部是波蘭，這個國家為烏克蘭的受教育階層樹立了榜樣。波蘭在1999年加入北約和2004年加入歐盟後的成功，為許多烏克蘭自由主義者提供了模板。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到2022年初，烏克蘭已經獨立30多年，國家認同建設進程取得了長足成就。儘管不同地區和人口群體之間存在分歧，但烏克蘭在2014年基本上已經將自己定義為一個國家——克里姆林宮在隨後的幾年中為瓦解該國而採取的每一步都只會使這種身份認同更加強大，更加反俄，最終在2022年入侵後達到高潮，形成全國抵抗。普京的情報部門預測到了這種抵抗，但這位孤立的俄羅斯領導人對此從未認真對待，他已成為自己思想的人質，並導致自己的國家陷入災難。
當第一批俄羅斯炸彈和導彈襲擊烏克蘭時，俄羅斯在世界秩序中重新定義自己的機會之窗就已關閉了。無法預測這場醜陋的戰爭將如何結束，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些錯失的機會將一去不復返。即使烏克蘭能夠取得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所定義的全面勝利，也不一定會導致俄羅斯的民主化。鑑於如果普京認為其政權的生存受到威脅，可能會下令使用核武器，因此只要他繼續掌權——這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烏克蘭取得全面勝利的可能性幾乎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俄羅斯將逐漸轉向與伊朗類似的經濟和政治模式——並將越來越依賴中國。對俄羅斯來說更大的磨難將是，這種伊朗式的結果可能會相當持久，而且它持續的每一年都會進一步減少俄羅斯解決與烏克蘭衝突、悔過自新、恢復與外界聯繫並為其外交政策帶來平衡和實用主義的機會。
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是柏林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