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湊巧，當時比閻稍晚些時候和閻共同給江青當秘書的楊銀錄父親病危，收到電報時江青已經睡覺，閻不敢打攪江青，就請示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同意楊回家看望父親。楊一星期後回來，閻領他去見江青，江青對閻大發雷霆：「他來了，你還來幹什麼？」就在這天晚上，陳伯達、汪東興找閻談話，陳伯達說：你還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東興說：要例行手續審查一下，閻從釣魚台11號樓被帶到釣魚台北門警衛連的一間房子裏，暫時關起來。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閻說：「我給江青當秘書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當時閻很坦然，沒把事情想那麼嚴重，隨身帶了幾本哲學、歷史書。
三天後，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閻：幹什麼呢？閻說：看書。陳伯達冷冷地道：你還看什麼書哇！王、關、戚都是壞人。姚文元緊接着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這時閻感到事情嚴重了。又過了一個星期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閻談話。這是怎樣一種陣勢！閻長貴笑着談起這件事：我這個22級的小幹部竟然驚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僅次於周恩來總理的第4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還有揭開「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始作俑者。這裏所顯示的就是江青當時的「氣派」和「威風」。閻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邊無小事！第二天，閻就被關進秦城監獄，成了真正的階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懸一線的閻長貴為自己的一時疏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多年後，閻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寫到：「若問原因？我只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共產黨員蹲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這在當時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閻在監獄的代號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號犯人。投進監獄兩年多，沒有傳訊沒有提審，沒有書報沒有紙筆，除了一日三餐保證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與社會接觸、交流的工具都沒有。他像被世人遺忘了，除了看守沒人理睬他，閻成了完全與世隔絕的人，他幾乎變成了聾子啞巴。閻盼望提審，是因為可以與人說話，他像身陷囹圄的困獸，甚至找茬兒和看守吵架，為的就是張口說話。為了不使說話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詩詞和自編順口溜。不能與人說話，但大腦不能停止思維，閻的腦子裏無時無刻地想問題，越想就越想不通，為了強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頭前數暖氣罩上的網眼兒，一遍又一遍，循環往復，一旦停止數數兒，又開始思考，這種痛苦使他備受煎熬。當時閻的念頭就是，只要讓我出去，幹什麼都行。
兩年多以後，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審，閻說：當時在秦城監獄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呵，因為可以和人說話。以後的情況稍有改善，可以讀《毛選》和看報紙。幾年下來，《毛選》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讀了幾十遍，其中《論持久戰》讀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閻先生保存至今的這本當年林彪贈送的《毛選》，封皮已經翻卷，破得幾乎拿不起來了。為了能有文字的東西看，每天看過的報紙他不讓看守拿走，看過的還反覆看，用以消磨時間和增加知識。閻先生說：8年如果用來學外語，起碼也能精通一門啊。
1975年5月閻被宣佈釋放，並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等待結論。農場職工只知道閻是一位特殊人物，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當時剛釋放過一批戰犯，猜他是戰犯太年輕，作家體驗生活也不太像，儘管猜不出他是什麼人，但是農場職工，還是熱情地接受了閻先生，處處予以關照。1975年10月上級宣佈了給閻長貴先生的結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志（負責同志當然指的是江青）。留黨察看一年。閻勞動了一年多，被調到農場中學當教師，開始教數學，後來教政治，又當了中學校長，一年後調到農場宣傳部當理論幹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批冤假錯案得到平反，閻長貴先生於1979年9月也得到了徹底平反。1980年3月閻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離開了14年的《紅旗》雜誌社，重新做起了編輯。
當我問閻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時，他脫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和災難，這是毋庸置疑的，今後絕對不能再搞了。但是，為什麼能發生『文化大革命』？怎樣避免『文化大革命』？這卻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問題。而現在對研究『文化大革命』還有這樣或那樣的禁忌，實在是不應該的。」
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