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1日下午，蔣彥永醫生溘然長逝，駕鶴西去。這幾天來，我一直想着自己的忘年之交蔣醫生，心中深切懷念可敬的同道親人蔣醫生。
在我的眼前，蔣醫生古道熱腸、服務於人的一幕幕，清晰逼真地再現出來：是他，先是幫我聯繫北醫三院眼科中心的專家，給我做了右眼白內障超聲乳化手術。又是他，隨之為我聯繫了醫術精湛的牙科醫生。還是他，關注我質疑和挑戰已有定論的原創性物理學研究，主動提出要把我的論文送交楊振寧過目。2004年1月下旬，蔣醫生對我說：他與楊振寧有親戚關係，他很願意讓我的科研成果被楊振寧知道。不久，蔣醫生將我的幾篇論文當面送達寓居於清華園的楊振寧。2004年2月20日，我和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去蔣醫生家，拿到了楊振寧寫給我的一封信，及送給我的一本書——《楊振寧傳》（楊建鄴著）。也正是在那一天，我目睹了73歲的蔣醫生半蹲着為丁老師受傷的右腳去掉石膏，再一道道裹上繃帶。當時丁老師感慨不已，她半開玩笑地說：「我享受的是什麼級別的待遇呵！」
當然，這幾天來，我心中最為鮮活的形象，是那個「堅持講真話，絕不說假話」的蔣醫生；我腦際中最為歷歷在目的，是近20年前與他相識時不能忘懷的同道相親之情景——
2003年春天，北京鬧起了薩斯（非典）疫情。5月17日我出獄那天，朋友開車帶我出去吃中午飯。上午11點從緊挨西三環的首師大出發，我們轉悠了兩個多小時，才在月壇北街找到一家勉強開業的小餐館。席間朋友告訴我，要不是301醫院的蔣醫生向全世界捅破了衛生部長張文康的謊言，這場疫災所造成的後果，將不堪設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年蔣醫生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說出的真話，比鍾南山所推銷的全部板藍根和連花清瘟，分量都要重。
2004年元旦，經丁子霖、蔣培坤老師的介紹，我結識了蔣醫生。那天下午，我撥通蔣醫生的電話，問蔣醫生要了他的電子信箱地址，並隨即發出了如下信函：
蔣彥永大夫：
去年5月17日我一出獄，許多朋友就爭相告訴我您用真話顛覆謊言、捍衛人民生命權的事。同年10月，我和妻子章虹回常熟探親訪友。10月16日至18日，我們在無錫張涇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家小住時，知道了您從北京給他們去電話的事。
促使我給您掛電話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我和我的連襟、西京醫院普外科的薛涌嘉大夫通了話，他要我設法代他向您問好。
隨信附上3篇東西供您一閱。它們是：
1、給何頻、高文謙先生的信；
2、在全美學自聯2003年度自由精神獎頒獎典禮上的答詞；
3、一生說真話。
祝
新年快樂！
江棋生
2004.1.1
當天晚上，蔣醫生就作了回覆：
江棋生：
來信收到，非常高興能看到你的三篇文章。你和高文謙的對話，由於我的歷史知識太淺，我無法表態，但我很贊成這種開誠佈公地探討問題的方法。
另兩篇我讀後很受教育，對講真話這點我和你有同感，但我遠沒有你那麼從道理上說得清楚。我有一次訪問吳祖光先生，他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用來吃東西，二是用來說話。要說話就要說真話，有嘴不說真話，只能說假話，這張嘴還有什麼用。他的這一體會是再透亮也沒有了。
我現在對所有見到我的人，總是宣傳要講真話。我們中國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場合都能說真話，那麼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得知你就在北京，有機會可以見見。
我的電話你已知道，可以常通電話，請告我你的電話。
蔣彥永
2004.1.1
關於蔣醫生的這封回函，我在《蔣醫生，我在等你的電話》（載香港《蘋果日報》，2004年6月23日）一文中，曾真切地寫下了我當時的感受：「讀着蔣醫生的信，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了吳祖光先生質樸、率真、充滿人格魅力的形象。我相信，蔣醫生也一定是那樣的人。」
2004年1月6日下午，我就騎車去了蔣醫生家。「我所見到的，果然是一位極本色的人，一位不會讓你產生距離感的人。初次見面，他沒有寒喧，沒有客套，給我沏上一杯西湖龍井後，就談開了。從浙江祖籍到上海求學，從進京讀書到當上軍醫，從薩斯事件到六四屠城……」（引自《蔣醫生，我在等你的電話》）任何場合都會說真話的蔣醫生在和我促膝聚談時，把真話說得更徹底、更痛快了。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條：一是他如實為張文康「叫屈」。他說，假話不是張自個兒沒事編的。張是奉命說假話，因為上面要隱瞞疫情不讓說真話，張不敢抗命。二是他決心挺身而出，要為八九民主運動正名發出建議書。蔣醫生告訴我：楊尚昆認為六四是共產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他還對我說：雷潔瓊和吳階平也認為，「六四這事政府是大錯了」。
蔣醫生胸懷坦蕩、說話算數。2月24日，他向最高當局遞交了《關於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的建議》。他在自己的實名上書中，首次披露了他所親見的血寫的事實，以及他所確知的楊尚昆、陳雲等人對六四事件的態度；他敦促胡溫痛下決心，糾正共產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
然而，他的上書直如泥牛入海。對此，蔣醫生的回應是：上書不管用，那就繼續以公民精神和責任意識行事，乾脆發公開信，讓更多的國人知道他的政治主張。
5月下旬的一天，我去蔣醫生家裏，見到他已把《為六四正名》之公開信裝進了好幾十個信封，準備第二天掛號寄出去。我說，這是一份很重要的東西啊，讓我先睹為快吧。蔣醫生把文稿遞給我後說：這個文本的內容，是鮑彤先生把關的。我讀了以後，認為內容毫無問題。但遺憾的是，有不少文句稍欠斟酌。我想，這是一份註定會成為歷史性文件的東西，不該留下不應有的瑕疵。真話已在嘴邊，而我又是一個憋不住不說的人，我就對蔣醫生說：我想對文本進行一些潤色；這件事要做，且時間還來得及；今天晚上我修改好，明天上午我去複印幾十份，下午我送過來。蔣醫生說：好！
辦好這件事，我以為十拿九穩。誰知第二天下午，因為時近六四15周年之際，北京市公安局技術偵查處的便衣比往常提前幾天就來我家樓下上崗了。為了兌現我對蔣醫生的允諾，我別無選擇，必須冒險賭一把。幸運的是，冥冥之中有如神助——剛剛到達的便衣們可能還沒安頓就緒，竟沒發現我推着自行車溜出了樓門！
事情辦好了，但也有代價。總後勤部後來在整治蔣醫生時，給他多扣了一個罪名：居然讓「刑滿釋放分子」參與文章的定稿。先是「刑滿釋放分子」鮑彤把關了內容，再是「刑滿釋放分子」江棋生作了最後潤色。好在這樣的罪名，完全嚇不了蔣醫生。蔣醫生笑着對我說：與「刑滿釋放分子」拉拉扯扯，最多是「階級立場沒站穩」罷了。文革中，他曾被扣上「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漏網右派、現行反革命、壞頭頭」四頂帽子，關押兩年後，又被發配青海貴南軍馬場勞改。現在總後給的這頂帽子，分量差遠了。再說了，全世界都明白，你們作為六四政治犯坐牢，不僅不丟臉，還很榮光呢。
與世長辭的蔣醫生，已然青史留名。在我看來，蔣醫生是雙重意義上的國之良醫：
蔣醫生是一位醫治身體疾病的良醫：他曾連續10年擔任301醫院普外科主任，是中國醫治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學科帶頭人。
蔣醫生更是一位提升國人公民意識、充盈人之精氣神的良醫：「我現在對所有見到我的人，總是宣傳要講真話。我們中國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場合都能說真話，那麼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應當承認，在當代中國，不說假話、不拍馬屁就覺得日子沒法過的人，仍如過江之鯽；其中不少人，還混得人模狗樣、風生水起。但是，蔣醫生從英氣勃發的風華少年到白髮蒼蒼的耄耋老者，他的做人準則從沒動搖：只把真話講，決不說假話。他是一位，不說真話就覺得日子沒法過的人。在當代中國，這樣的人真還不算多；但這樣做人，才能真正活得有尊嚴、有意義、有價值。
我以為，在令人感佩、可敬可親的蔣醫生辭世遠行後，人們懷念和紀念他的最好方式，應當是：只把真話講。敢講真話的國人越多，中國就肯定越有希望。
2023年3月15-16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