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標人物原來是一名國安部高級別官員，這一發現提升了聯邦調查局此次調查的重要性。前述調查局特工稱，徐延軍的身份揭示是打擊中國經濟間諜活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意義並不僅限於這一個案件。他說，當聯邦調查局特工到公司和大學談論威脅時，持懷疑態度的聽眾要求提供證據證明竊取商業機密屬於中國政府指使的行動。現在，徐延軍就是聯邦調查局所需的例子。現在有了這樣一名情報官員，用一位調查局特工的話說，他就是一個傀儡師，在培養美國公司的人員以竊取商業機密。聯邦調查局決心對他立案，如果可能的話，甚至逮捕他。
2017年11月受到聯邦調查局問訊後，華立即被通用電氣航空公司停薪留職。在接下來的幾周里，他難以找到有償工作，同時需要忙於為聯邦調查局做事。在調查局的指示下，他通過微信和電子郵件與徐延軍保持聯繫，表達非常想要分享通用電氣的信息。"最近我聽到傳言，說我的部門會裁員，我當然不想受到影響，但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他在1月23日的一條消息中寫道。"這就是為什麼我正在盡最大努力收集儘可能多的信息。"徐延軍問華是否可以發送有關建造風扇葉片防護罩的規格和設計過程的材料。華奉上一份名為《GE9X風扇防護罩設計共識審查》的文件。它看上去很有用，但並不包含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與聯邦調查局合作的通用電氣航空公司對這份文件做了修改。誘餌奏效了：徐延軍膽子更大了，發送了一份"國內需求"清單，希望華按這個清單收集信息，例如設計複合結構用的是什麼軟件。
2月5日，在華和徐延軍約定再次前往南京大約一周前，徐延軍要求他將他的通用電氣筆記本電腦文件夾的目錄複製到一個文件中，並一起帶來。他提供了有關如何在文本軟件中創建文件的說明。該文件將從概覽的視角呈現華在通用電氣的團隊所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從中可以看到華能夠獲取哪些信息。
聯邦調查局從未打算讓華前往中國。2月7日，他給徐延軍發信息說他去不了了，因為他的老闆讓他3月去法國出差。他解釋說，要為那次出差做很多準備工作，所以他不能請假。"因為已經訂好的票不能退，"他寫道，"連我父母都很失望。"
他問他是否還能報銷機票。大概對無法會面感到失望的徐不置可否。他回信息說："我們能在你下次回來的時候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嗎？"
然而，一周後，徐延軍的興趣被重新點燃——華通過電子郵件向他發送了一份筆記本電腦目錄的副本，其中刪除了所有通用電氣認為敏感的信息。徐延軍提議，他們在華3月去法國出差時在歐洲的某個地方見面。在此之前，他們一直通過電子郵件和微信進行溝通，但在2月27日，徐延軍試圖在辛辛那提時間將近晚上10點時與華進行視頻通話，顯然急於敲定他提出的會面。華在家，但身邊沒有聯邦調查局特工指導他該怎麼做，他不能冒險回答。大約一個小時後，在赫爾的指示下，他給徐延軍發了一條信息："抱歉沒接到你的電話。我在哄孩子睡覺。"他還說，他將於3月25日至4月6日在法國出差。
第二天，徐延軍和華談到安排見面地點時，華建議比利時、德國或荷蘭——他說，這樣他就可以遠離他的通用電氣同事。
這並不是真實原因。聯邦調查局希望會面發生在一個可以逮捕徐延軍的國家。法國政府不太可能同意。
徐延軍問華能否帶上他發來的目錄的內容。"我覺得這是好東西，"徐延軍說。
華說他計劃帶着他的筆記本電腦去和他見面。
"問題是，你能把東西導出嗎？"徐延軍問。
華確認他可以，並再次向他保證，他會把文件帶在身邊。
"好吧，"徐延軍說。"讓我們儘量在歐洲見面吧。"
2018年3月的最後一周，華在赫爾等特工的陪同下飛往布魯塞爾。幾個月來，他一直積極配合他們的調查；現在他即將參加實地行動。他的妻子很擔心。"我試圖向她解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告訴我。
徐延軍飛去了阿姆斯特丹。他想讓華在那裏見他，但聯邦調查局想讓徐延軍去比利時。在幕後，美國當局一直在努力尋找一個願意合作的歐洲國家，他們最終和比利時政府達成一致。赫爾讓華向徐延軍解釋說，他不能按計劃在3月31日來阿姆斯特丹，因為他的老闆要他參觀比利時的一家工廠。他可以改為在4月1日會面，而且必須在布魯塞爾。
計劃之變讓徐延軍感到慌亂。他回信說，他很難改變行程；他堅持在阿姆斯特丹會面。在給華的微信語音中，他解釋說，未經上級事先批准前往另一個國家會面將被視為嚴重瀆職。然後他提議他們在鹿特丹會面——華可以去這個荷蘭城市並在當天返回布魯塞爾。
聯邦調查局不得不為華想出一個拒絕徐延軍的理由。"周日是復活節，我老闆很重視，"華通過微信給徐延軍發消息。"他為出差的團隊預留了復活節午餐，並要求我們最好參加。"他不可能離開布魯塞爾。
徐延軍終於讓步了，華給他發了一張聖休伯特拱廊街一家咖啡店的照片，這條街是布魯塞爾市中心的一個歷史地標，宏偉的高柱建築和拱廊玻璃屋頂吸引了眾多觀光客。
會面定在下午3點。但徐延軍提前幾個小時就在一名國安部同事的陪同下去咖啡店踩點了。兩人穿過拱廊。當他們走近咖啡店時，比利時聯邦警察逮捕了他們。除了兩部智能手機和大約7000歐元外，徐延軍和他的同事還攜有價值7000美元的百元美鈔——應該是他們計劃在當天下午給華的現金。六個月後，徐延軍被引渡到美國，面臨經濟間諜指控。
去年8月23日，在辛辛那提聯邦法院的宣判前聽證會上，我看到穿着橙白相間囚服的徐延軍。雖然是個高個子，徐延軍的身形並不顯魁梧，方形臉龐在當天的訴訟中沒有顯露多少表情，只是早些時候戴着手銬查閱律師給他看的一些文件時有些困難。在法官的指示下，一位聯邦法警解開了他的手銬。儘管只是非常有限的一點解脫，徐延軍還是點了點頭表示感謝。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徐延軍的律師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徐早年在中國的生活跟華很相似。他和華一樣出身貧寒，一樣全身心投入學業，日夜苦讀，周末也在學習——取得優異成績是創造更好生活的一種方式。和華一樣，徐延軍成為家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獲得了工程學士和碩士學位。他們人生道路的相似部分到此為止。2003年，也就是華前往美國的那一年，徐延軍開始在國安部工作。
在徐延軍被引渡到美國三年多之後，為期兩周的審判於2021年10月在辛辛那提開始，聯邦檢察官陳述了他們的控罪依據。徐延軍的律師團隊包括來自中西部頂尖的塔夫脫·斯泰丁紐斯和霍利斯特律師事務所的五名律師，意味着所需的數十萬美元法律費用是由中國政府支付的。（律所拒絕就本文置評。）辯方辯稱，徐延軍被騙了；他與華通信的目的不是竊取商業機密，只是為了促進華與中國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辯護律師之一拉爾夫·科寧在結案陳詞中說，"實際情況是，我的委託人徐延軍先生成了一枚棋子，一方面美國產業界試圖從中國榨取利益，另一方面又想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而他成了這種緊張狀態下的一枚棋子。"
檢方稱，徐延軍一直在通過網絡間諜活動和利用人力資源，系統地在美國和歐洲的航空航天公司獲取知識財產。檢察官找到的大部分證據通常不會來自同一個地方，但徐延軍的帳號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一個間諜個人和職業生活的存儲庫。這是因為徐延軍經常將他的iPhone日曆用作日記，不僅記錄當天的事件，還記錄他的想法和感受。例如，2017年的幾條記錄表明，他與自己的上級查榮（音）的關係日益緊張。他在3月27日寫道："查今天拒絕了一項餐費報銷。"然後，在4月28日："與查的關係降到了冰點。"那段時期的其他記錄——那時他開始與華通信——反映了徐延軍個人生活中的不如意。例如在8月17日的一則記錄中，他哀嘆了似乎是一段婚外情的結束。她"昨天早上看到我在雨中，沒有停下腳步，她打着傘走開了"。5月19日記錄的一個片段證明了他的財務狀況也不佳："我在股市上損失了好多。我讓自己掉進了這個財務大坑。"
備份至雲端的還有徐延軍與其他幾位美國航空航天業員工的信息往來，這些都由檢方在庭審期間展示了出來。其中一人是在菲尼克斯一家霍尼韋爾分公司工作的亞瑟·高（Arthur Gau，音），他作證說查榮與徐延軍給了他5000美元，並且為他支付了2017年前往南京作技術報告的機票費用。（2021年5月，亞瑟·高在亞利桑那州承認了未經許可對外提供受管控信息的罪行。《彭博商業周刊》去年9月的一篇文章對徐延軍案進行了詳盡報道。）另一人是航空工業公司福克的一名工程師，他接受了徐延軍的邀請，前往中國與一家中國研究機構分享了信息。在此之前，他的父母在國內所住樓宇因涉某開發項目需要拆遷，失去了住所，但隨即得到徐延軍的幫助。一名以化名李尚（Sun Li，音）出庭作證的波音IT技術人員述稱，徐延軍試圖培養與他的關係，徐先是通過一封郵件聯繫到了他，在郵件中表示已與這位證人的父親——一位中國學者——取得了聯繫。該證人後來與徐延軍見了面，後者多次提出要為其報銷來回中國的路費，以換取他在IT方面的知識與經驗。在意識到徐延軍感興趣的並非其項目管理專業，而是"一些我無法提供的東西"之後，他最終終止了與徐延軍的聯繫。
"他們所說的交流並非只是好意的邀請，"該案主任檢察官蒂莫西·曼根向我概括了他當時對陪審團提到的一點。"這屬於整個招募環節的一部分。某些會有成果，某些則不然，但這是他們在拋出釣魚線，是在打探對方的底細。"
在對徐的審判中，曼根援引了徐和幾位中國工程師之間一場長達四小時的會議的錄音，以表明這絕非什麼無傷大雅的交流。很難理解徐為什麼要錄下這段對話——事後看來此舉之輕率令人驚訝，因為錄音最終出現在一個iCloud帳號中——總之，他在錄音中解釋了從海外華人處獲取信息的方法。"作為國外專家，他們公司安保非常嚴格，因此他們很難直接拿出大批材料，"徐告訴工程師們，強調需要考慮信源被盯上的風險。他在談話中還提到如何在瞄準特定技術的同時發現潛在招募對象。"打個比方，如果我是搞航空的，那麼我會去找波音或洛克希德，對吧？我會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找到，"徐說。"在我找到這個人之後，我會弄清楚這個人是不是在做什麼？比如是不是負責整體設計，或者航空電子設備。"
徐的iCloud帳號中的信息使調查人員獲得了另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徐曾幫助協調一場針對幾家航空技術公司的網絡間諜活動。根據網絡安全公司CrowdStrike在一份報告的描述，這些攻擊始於2010年，此前不久，國企中國商飛公司宣佈，它選擇了通用航空公司和賽峰集團的一家合資企業，為中國第一架國產商用客機C919提供定製的發動機。直到後來安全研究人員將這些點串起來，才看到了一場針對霍尼韋爾、凱普斯通渦輪公司和賽峰集團等公司的活動背後的計劃全貌。"當我開始把所有這些受害者放在一起時，我發現，好吧，原來這些都是C919不同部件的製造商。"網絡安全專家亞當·科茲說，他經營一家安全公司SinaCyber，也是CrowdStrike報告的第一作者。根據這份報告，儘管中國商飛準備從這些公司採購製造飛機所需的部件，中國政府顯然同時也在試圖從這些供應商那裏竊取知識產權，以便實現在中國本土的生產。
控方在庭審中主張，徐在這些行動中發揮了作用。在他的iCloud帳號中有幾條與賽峰集團僱員、製造工程師田曦（音）的聊天記錄，表明他們一直在密謀侵入公司的計算機網絡。他們的計劃是，由在江蘇的某賽峰集團工廠工作的田曦將徐提供的惡意軟件安裝到一名從法國來訪的賽峰集團員工的筆記本電腦上。該計劃用了好幾個星期才成功。田在2014年1月25日給徐發了一條短訊報喜，說"木馬已經植入"——這裏指的是特洛伊木馬，一種惡意軟件。（田因相關罪名被起訴；案件正在審理中。）
庭審結束時，徐被判共謀和企圖從事經濟間諜活動以及竊取商業機密罪名成立。在去年11月提交的一分量刑備忘錄中，徐的律師對這名間諜做出了令人同情的描繪，稱他心地善良，喜歡和兒子一起踢足球，經常爬樓上上下下給年邁的鄰居搬運日用品。他們指出，徐只是在做本職工作，並稱"他不是胡作非為的行動執行人或犯罪主謀"。他們在備忘錄中辯稱本案宜從輕處罰，因為美國政府不能指望通過嚴厲懲罰某一個情報官員來阻止中國竊取知識產權。法官不為所動。去年11月16日，徐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他正在對判決提起上訴。
對徐延軍的逮捕和檢控可以看做是抓捕敵方戰鬥人員，此人進而成為一名戰俘，但美國官員認為有一個重要區別——這場戰爭，或者說經濟間諜攻勢，是由中國單方面發動的。中國政府堅持認為美國的經濟間諜指控是"誹謗"，稱對徐延軍的指控是"憑空捏造"。在曼根看來，徐延軍案審判中提出的證據遠遠超出了證明他有罪的範疇——它揭露了中國龐大的經濟間諜活動的系統性本質。前述調查局特工說，通過對徐延軍活動的披露，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間諜活動有多麼普遍。如果一個省級官員就能做到他所做的事，你可以想像這個國家的整體行動規模有多大。
從2019年和2020年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公佈的兩份起訴書中就能感受到這種規模，起訴書指中國的五名計算機黑客入侵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100多家企業、非營利組織和政府機構。這些黑客屬於APT41組織，司法部稱該組織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而且其活動不局限於盜竊知識產權和商業信息。調查人員說，黑客們還從電信公司竊取了超過100萬條詳細的通話記錄。APT41似乎已經開發出一種數據建模方式來挖掘這類信息，並針對特定目標繪製出社交網絡，這些目標包括一名居住在印度的西藏僧侶以及香港的民主活動人士。這些案件目前正在審理中。
去年9月的一天，我到辛辛那提向華了解他的經歷。他同意見面，前提是我要保護他的身份。儘管他在法庭上用真名作證，但他還是想儘可能不引人注意，尤其是出於對他家人的擔心。我們在一家中餐館吃午飯。他走到我和他的律師坐的桌子前，溫和地和我握手打招呼，並請我體諒他說話聲音乏力，因為他在慢跑時傷到了肋骨。
華告訴我，過去幾年他一直在重建自己的生活。在協助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期間，除了開優步拉客的幾周之外，他實際上處於失業狀態——停薪留職幾個月後，他被通用電氣解僱了。他最終在一家工程公司找到了一份與自己專業無關的工作。儘管如此，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我為什麼要在沒有諮詢僱主和家人的情況下就接受邀請？"他說。"這是我罪有應得。"
當我問到他對複合材料的興趣時，他來了興致。"這是一個迷人的領域，"他說。"你可以用多種方法設計複合材料。你可以跳出框框思考，你在設計時有很大的靈活性。"然而，當我問他是否考慮重返這個領域時，他搖了搖頭。"我不想，"他說。他似乎擔心回去設計複合結構會以某種方式打開一個新入口，觸碰到他試圖走出的創傷。
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幾次看到他的眼睛閃着淚光，嘴唇顫抖。但每當我要求他描述他經歷那些事情的感受時，他就會露出一種堅毅的表情，似乎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如果你問我，是不是有時候會難以入眠？是的。我對我所做的事情感到後悔。但我總是告訴自己，那是過去，我能做什麼？我只能向前看，看我明天能做些什麼。"
當華告訴我他是如何同意協助調查局來拯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時，我不禁想到，他和徐是他們幾乎無法控制的地緣政治博弈中的棋子——兩個背景相似的人的生活發生了碰撞，兩人的結果都是不幸的。我問華，他是否對徐安排他去南京感到憤怒。"不，"華回答道。"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幾周後，徐於11月16日被判刑，華通過他的律師向我轉達了一個信息，說他聽到徐將在監獄中度過這麼長的時間，感到很難過。"他不是我的敵人，"華說。"我們都只是普通人。"
Yudhijit Bhattacharjee是《The Dinner Set Gang》和《The Spy Who Couldn't Spell》的作者。他為雜誌最新撰稿的一篇文章主題關於騙局及其來源。
Hokyoung Kim是一名來自韓國的插畫師，居住在紐約。她以聚焦敘事和誇張光線的電影般風格著名。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