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於中國的農曆新年是中國一年當中最重大的節日，往往也是在常態生活中最能彰顯中國人民族性認知的時刻。從民俗意味、宗教性到上層政治宣傳，農曆新年散發出的文化包容性早已席捲海內外，輻射至全世界漢文化圈及海外華人。
然而，今年關於農曆新年的稱謂問題成為持續蒙在這一節日喜慶氛圍上的陰霾。先是年前英國大英博物館在一則發文中慶祝Korean Lunar New Year，引發中國網友痛罵「中國的節日被韓國剽竊」的老生常談，後是迪士尼度假區21日在官推發佈新年賀文，以「Lunar New Year」稱呼農曆新年，遭到中國網友攻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在校院內張貼海報介紹「亞洲各國春節習俗」，希望與學生共同歡慶新年，其內容因使用「Lunar New Year」，而非「Chinese New Year」，也遭到該校中國留學生擅改。中國網友針對此事的口水仗至今未消。
從詞源來說，Lunar源於拉丁語luna，lunar calendar即陰曆，以月亮圓缺周期計算月份，區別於西方常用的solar calendar太陽曆。太陽曆較為固定，可以比較確定地反應節氣變化，但無法把握月亮圓缺。中國農曆因有「置閏」的算法，能夠以陽曆輔助修正陰曆，因此嚴格來說中國農曆是一種陰陽合曆lunisolar calendar。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將特指的農曆新年稱為「Lunar New Year」有其不準確之處。
農曆新年起源於中國當然無可爭辯，日本新年稱為Shinshun，韓國新年則是wondan（元旦，本是中國用來形容農曆新年的詞彙）或sesu（新春）。從這些稱呼來看，沿用農曆新年的國家的傳統民俗都被中國文化深刻滲透。然而，這並不是中國人圈地自萌，搞文化沙文主義甚至文化殖民的藉口。在這一場鬧劇中，有太多的民族主義摻雜其中！
談到民族這一依賴於民族共識的概念，恐怕大多數出征的中國人並不能清晰明了其內涵。現代民族概念源於西方現代性的理論構建，這些理論摒棄了民族血緣結合體的性質，卻無法忽視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力量。
民族的感性特質，使其在社會生活中能夠不斷被建構成一種情感工具。民族是人以群分的社會標準，具有強大政治功能。民族主義者眼中，一般包含對集體尊嚴、利益和烏托邦的追求，並會假設某個或某些「民族英雄」可以成為民族利益代理人。在民族主義者看來，群體利益高於一切，在其中可以寄予其價值寄託和身份認同，民族主義由此可以成為一種低廉的社會動員工具。
因此，我們看到中國人在所謂外國商家「辱華」風波中的歇斯底里，在與韓國爭奪文化起源時的呵責謾罵，在Chinese或lunar這類的爭端中「大舉」出征，甚至在加州連環槍擊案後對遇害的華裔冷嘲熱諷。只有在這種非此即彼的爭執中，中國人才能感到維護了自己的民族尊嚴與利益，延續曾經斷裂的大國想像。
同時，農曆新年這一節日終究還是漢民族的傳統節日。漢族在中國民族中佔據絕對多數，形成了基於漢族族群身份、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在理論或事實上存在着破壞國家內部文化多樣性與內部團結的可能。
中國既有的民族政策基於群體平等的族群化政策，對少數民族實行了諸多所謂優待政策，在事實上卻會形成以關照少數民族的名義歧視少數族群的視角。對於集權政府來說，在所謂的優待逐漸失勢後，這份安撫之手會立即翻覆為利爪，鉗制住反抗的人們。中國在新疆、西藏等地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人口以及藏人的虐待與種族滅絕罪行就是明證。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日前就曾向媒體披露，新疆當地的漢族幹部會帶着酒，豬肉以及帶有豬油的年糕訪問維吾爾族人，監督他們是否和漢族人一樣慶祝新年，以此判斷他們是否是「兩面人」。維吾爾族人還被要求穿上漢服，在家門口貼春聯，並且去廟會。「從阿克蘇地區傳來的信息，有178名維吾爾農村家庭成員，因將春聯貼反，遭受了經濟性懲罰。同時有3人被行政拘留。當局指控他們想牴觸中國文化」。
隨着改革開放，人們的財富積累和權利意識提升，中國本應發展出越來越大的公民社會空間，不同族群的人們在地方性的、族群的和宗教的認同中找到各自歸屬本應是自由且理所應當的，何以這在中國這一「現代國家」中還難以實現？
中共對新疆、西藏等族群的壓制提醒着我們，其對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潛移默化且推波助瀾的操弄。說回對新年稱謂的Chinese和lunar之爭，中國網民的激烈民族情緒固然有其天然的自發性，但其中浸染的官方價值觀無處不在。溫哥華反種族主義倡導者朱偉光指出，中共當局很喜歡交替使用「中國」、「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這三個詞，頻繁地將它們混為一談，將西方對中共的批評與種族主義劃上等號，這是非常錯誤的，「批評中國共產黨並不是批評中國人，所以北京政府是企圖用這種和稀泥的方式來愚昧華裔社區和其他人」。
無可奈何的是，中國人在中共行之多年的標準化文化政策，如塑造統一「社會主義」價值觀與規範、統一普通話的推廣與使用；標準化的公民教育體系，如同一模式的義務教育體制與政治教育內容，以及國家制度決定的分配模式及法律系統之下，已被牢牢納入整個國家的控制與文化塑造之中。
中國國情又急劇複雜，不同代際、不同民族、不同受教育程度或城市化程度以及收入差異之下的中國人民族或國家認同感都不同，政府和公眾輿論宛如在鋼絲上行走。尤其是經歷了三年的新冠封鎖以及突然開放造成的大規模感染之後，作為官宣工具的民族主義經常反噬官宣。公民的意識不自覺且不自由地統攝於國家化的公共權威之下，或許早晚將滑向不可自拔的極端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