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爆紅，引發人工智能是否將取代人類的議論，那麼，AI有可能取代法官嗎？AI法官能判別有無犯罪嗎？AI法官有辦法量刑嗎？可以賦予AI法官判死刑嗎？
ChatGPT爆紅，引發人工智能是否將取代人類的議論，未來的法庭會出現AI法官嗎？示意圖／pixabay
近來，被譽為最強AI的ChatGPT，引發人工智能是否將取代人類的議論。現今AI技術的實際運用，最明顯者，即是汽車駕駛，這也代表，對於某些純粹機械性的工作，恐在可見未來會逐漸被AI所取代，這也可能會反映在法庭上的某些角色與工作，若果如此，未來AI有可能取代法官嗎?
AI法官有辦法判斷有無犯罪嗎？
以刑事法官來說，其主要工作包括事實有無的認定、法條適用與量刑；於事實的證明部分，又可分為有無證據能力及證明力高低之評價。
其中，就證據能力有無，主要是針對當事人，尤其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是否為合法取得，由於現行刑事訴訟法，對於違法取得證據得否提出於法庭，並非採取一律排除之法則，就須由本案法官於具體個案為判斷。
換言之，若採取違法取得一律排除的證據法則，因答案只有是與否，AI自可輕易為判斷；但若采相對排除法則，因系屬一種綜合性的權衡，甚至是價值選擇，致會涉及倫理法，而在倫理法則的數碼化、程式化、公式化，於目前仍屬困難下，更遑論充滿價值判斷的刑事司法。
如以違法取得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來看，必須考慮違法程度、侵害權利的輕重、犯罪所生危險、執法者的主觀意圖等等，凡此因素處處充滿不確定性，非並單純為「是」或「否」的問題，致難以客觀化。
再來，是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到底對於事實有多少證明力，乃是由法官自由判斷，即一般所稱的自由心證。
自由心證一向為人所詬病，藉由科學證據在刑事司法所佔據的重要性，對於證明力的量化，似乎是在AI法官可能性的重要前提，但所謂證明力的客觀化，似乎僅存在於物證之場合，對於人證卻有其困難。
以目擊證人的陳述是否為虛偽陳述，就自然人的法官而言，大概僅能從陳述者的神情、態度與內容是否矛盾等，綜合為判斷，而這種偏向經驗法則的直觀，似乎也很難客觀化，致使AI很難取代自然人。
自由心證一向為人所詬病，但所謂證明力的客觀化，似乎僅存在於物證之場合，對於人證有其困難。示意圖／司法院粉專
至於在事實確定之後的法律適用，在法律解釋存有多義性，且選擇哪一種解釋，也往往涉及價值判斷，因此這部分似乎也很難由AI法官來達成。
故較有可能程式化、數碼化的審判工作，致可由AI法官所取代者，似乎就僅剩下量刑的部分。
AI法官有辦法量刑嗎？
就犯罪事實的判斷，乃是以行為人的行為為對象，毋庸考慮行為人的人格與過往；但就量刑來說，卻是以行為人為對象，必須考量的層面與範圍，就較為多元與複雜。
刑法第57條雖列有10款科刑應審酌事項，且刑事訴訟法也明文科刑辯論之程序，但因內容多屬抽象，如行為人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等，就是宣示意義重於實質，量刑多寡，實屬法官內在的絕對意志。
2009年，我國將兩人權公約轉成國內法後，最高法院即要求下級法院須徹底落實科刑辯論程序，並且要求法官必須將刑法第57條的10款事由逐一檢視與調查，才符合正當程序的標準。
只是如此要求必然增加法官的負擔，也無解於相類案件卻量刑天差地別的問題，還會牽扯出，這10款事由到底是屬檢察官必須舉證，抑或屬法官職權調查事項之爭議，凡此問題，正凸顯量刑的複雜性。也因量刑所必須考量者，已非僅是犯罪行為，而是犯罪人的整個人格特質與人生歷程，恐更為複雜。
就量刑來說，是以行為人為對象，須考量者不僅是應報，還包括一般預防，尤其是特別預防，即再社會化的因素，無法以單純的數字來顯示，而是有更多人道關懷在其中。示意圖／pixabay
從罪刑相當性原則來看，為了防止法官恣意，或可藉由AI里區分各種犯罪類型，並以犯罪行為的輕重、侵害結果的程度、犯罪成本利益比等，分別予以量化，藉由簡單輸入行為型態、行為手段、行為結果等，即可得出刑罰高低，而為了解決此問題，司法院必須建立所謂量刑，甚至AI系統，以解決量刑歧異的大黑洞。
惟此量刑系統若要有參考性，必得先對過往眾多個案進行分類後，再分析影響判決輕重的因素，並篩選出哪些判決可為標準、哪些判決過於恣意而必須排除等，才足以理出一套客觀化的標準，甚至是量刑公式。
問題是，量刑所必須考量者，絕不是僅有應報，還包括一般預防，尤其是特別預防，即再社會化的因素，凡此種種，可能皆無法以單純的數字來顯示，而是有更多的人道關懷在其中。
可以賦予AI法官判死刑嗎？
在死刑仍然存在的台灣，在設計AI法官時，似乎也要讓其有此權力，若果如此，等同讓AI有殺害人類的權能，這必將碰觸到AI取代人類的紅線，也象徵AI可與人類平起平坐，甚至隨時取代人類的危機。
（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