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蟄伏已久的供銷合作社，近來因大舉復活引發熱議。圖為1974年9月24日上海一家商店高峰時段的顧客。
父親是一個地方供銷社的主任，人稱「鄭大爺」。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供銷社是取得基本民生物資的唯一渠道。基層供銷社主任就是一個獨霸一方的小國王，而我就是這個小王國中的「小王子」。當前供銷社的死灰復燃，引發了我一串串對過往的回憶和反思。
供銷社在中國大陸又高調捲土重來了。
「供銷社」這個久違的名字對我卻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三個字。我從9歲開始直到大學畢業，就一直在供銷社的環境中長大，我見證了中國供銷社時代的「春秋鼎盛」，也目睹了它最後的凋萎沒落。
在「計劃經濟」主導的中國，供銷社系統曾一度主宰了地方經濟的命脈，每片區域的供銷社就像一個地方的小王國。一個基層供銷社一般也就幾十號人，但是王國雖小，卻是整個社會的時代樣板。而我就是這無數個小王國中的「小王子」。
我的父親是共產黨建政後最早的一批商業幹部，被文革中斷了升遷之路後就下到基層當了一個地方供銷社的主任。在靠近老家的村莊，由於我父親在家族中輩分高，莊戶人都稱呼他「鄭大爺」，結果周圍人也就跟着習慣叫他「大爺」。
可惜，「大爺」已經過世幾年了，不然我倒很想問問他這個老供銷，對新時代的供銷社「復辟」有何感想。畢竟大爺在那個小王國中也曾是個一言九鼎呼風喚雨的存在。
供銷社王朝的序幕
我所記得的王朝序幕還要拉回到「偉大領袖」毛澤東去世的時候。我年紀尚小，只記得家家戶戶人人都要戴黑袖章，胸前別朵小白花為老毛弔孝。本以為「太陽」隕落了，天會塌下來，不曾想隨後不久就鑼鼓喧天慶賀包括老毛遺孀的「四人幫」的倒台，國內各項政策也開始陸續鬆綁，整個社會反而因為老毛的死而罕見地展露出生機。各地的商業流通也逐漸活躍起來，供銷社的地位日漸顯着。
1980年11月27日，「四人幫」的被告人之一、老毛遺孀江青坐在被告席上，怒視着在審判期間出庭作證的另一名四人幫成員王洪文。
我父親「鄭大爺」讀過私塾，能寫會說，1949年以後被共產黨政府拔擢為幹部，20剛出頭就做了縣商業局的人事股長，很快就又被調到區一級鍛煉準備進一步升遷，不曾想文革開始後提拔他的區委書記被打倒，他也受到牽連被貶到一個鄉的黨委里做宣傳委員。
我們家有六個孩子，我是老六，上邊是三個姐姐、兩個哥哥。幾個姐姐因為文革都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七十年代末，姐姐們都快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但都是農村戶口，又沒有正式工作就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父親為此很傷腦筋，並做出了一個很大的決定。懂商的父親靠着敏感的商業嗅覺看到了供銷社的前景。他藉助以前在商業局留下的人脈調回商業系統，並拿到了在老家地區供銷社當主任的職缺。
供銷社主任就是一個獨霸一方的小諸侯，我父親走馬上任之後就把幾個姐姐安排做了供銷社的臨時營業員，解決了她們燃眉之急的工作問題。我們家也就此搬入了供銷社的家屬大院。隨後幾年，也真的像我父親預測的那樣，隨着整個社會經濟生產的進一步放寬搞活，供銷社很快就進入了炙手可熱的鼎盛時代。
眾人攀附的大爺時代
記得我們家搬入供銷社以後，每到吃飯時總是很熱鬧，七姑八舅的，每天都有親友熟人到我們家拜訪。連以前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人都會冒出來認親戚，拉關係。一進門就大爺長大爺短地嘮個不停。來訪的人總會帶點土特產之類禮物，推又推不掉，就只能留人吃飯，客人也就順梯留下等主任回家吃飯時談事。所以我們家每頓飯都做的是大鍋飯，以防有不速之客突然到訪。
按理說都是憑錢買貨，為什麼還要來認「大爺」找主任呢？
這得要從供銷社的性質說起。供銷社雖然看起來就是一個賣東西的商場，但它卻不僅僅是一個商場，而是政府施行「統購統銷」的一個重要經濟部門。它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很多關係到基本民生的重要物資和商品都要通過供銷系統來統一供應和銷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供銷社幾乎是取得這些物資的唯一渠道。
那時候的商品好像不存在貴不貴的問題，一般人家想買幾乎都能買得起，但是存在一個能不能買得到的問題。很多現在看起來很普通很便宜的商品在那個時候你卻是想買都買不到。所以供銷社才成了「大爺」。
1975河北省地方糧票：伍市斤。（公有領域）
在我的印象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很多東西都是要憑票供應的。什麼東西都可能緊缺，包括白糖、煙酒、化肥都要靠主任批條子才能多買。記得我還曾經被人鼓動，模仿我父親的筆跡幫人批了一張買化肥的條子。
1965年，盧溝橋供銷合作社裝卸化肥。（公有領域）
不像現在結婚要車子、房子、票子，那時候結婚的三大件還是自行車、手錶、縫紉機。而這些三大件都要從供銷社獲得，像當時上海產的名牌產品每次供銷社進貨都有限額，所以每次到貨的時候都是眾目睽睽，必須得到主任的當面首肯才能買到手。我哥的同學考上大學靠我哥哥說項買到了一支南京鐘山牌手錶，讓他的親親友友們驚羨不已。
那些年，供銷社不光在銷售上有特權，在收購上也有特權，每年一度的棉花棉籽收購都是供銷社創收的獨家生意。每個供銷社都有一個專屬的收購站負責收購業務。
供銷社在收購上也有特權，每年一度的棉花棉籽收購都是供銷社創收的獨家生意。圖為1977年11月11日，河南省棉花田採收。
我父親管轄的這個供銷社由於進貨渠道多元，名優品牌豐富，把相鄰供銷社區域的顧客都吸引過來購貨，在供銷系統內連創營銷佳績。「鄭大爺」的名號在四鄉八鄰都叫得很響。父親每次領我們回老家祭祖的時候，一路上，「大爺」「大爺」的打招呼聲都不絕於耳。
這樣的大爺時代一直走到八十年代末。
大爺遲暮王朝崩裂
供銷社興旺了大概十年左右，那時我的三個姐姐都已經成家立業了，我和兩個哥哥也都考上了大學，而我的父親也走過了他的壯年，往六十歲上走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個體等私營經濟已大幅開放，物資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匱乏，供銷社已經不是商品資源流通的唯一渠道了。大大小小的私營店鋪已遍佈鄉村的每一個角落。雖然供銷社在鄉鎮地區還保持了一定的影響力，但一枝獨秀的局面早已不復存在。這個時候的結婚三大件已經進化到了冰箱、彩電、洗衣機，但這些已不是供銷社特有的緊俏物資了，也無需主任開條子了。
我父親年老了，他先後提拔了兩個預備接班的副主任都在他退居二線後背叛了他。以前跟得很緊的那些下屬，包括他親手招進來員工，哪怕還有一些沾親帶故，滿口喊「大爺」的人都隨風跟了年輕的主任，對我父親和倆個留在供銷社的姐姐落井下石。
而在我們家裏，我們三個讀大學的男孩也和我父親產生了一些理念上的衝突。我父親是老共產黨員，還當過很多年黨的宣傳委員。1989年初，我們回家過中國年，發現我父親居然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上了對聯。向來不敢和父親頂嘴的三兄弟第一次和家庭權威發生了激烈的爭辯。我父親覺得家庭經濟狀況轉好是黨的政策好，我們能上大學也是因為鄧小平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們得感謝黨，感謝鄧小平。而我們則爭辯說，不是黨養活了我們，而是我們養活了黨，不是黨恩賜我們權利，而只是黨歸還了我們應有的權利。
爭辯並沒有輸贏結果，但是我父親最後還是部分妥協了，看着我們把對聯換掉也沒有阻攔。隨後不久就發生震驚中外的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中共開槍鎮壓學生的血腥事件。一個以前對我父親鞍前馬後貼得最緊的供銷社司機居然在我們家門口大喊：「大學生尾巴翹上天，統統都該槍斃」。幸好，我們三兄弟最終都平安回家，讓父母寬慰了不少。大哥六四當天就在廣場上，他身邊就有人中槍倒下，他還帶回一堆死傷學生的現場照片。
即使是一個小小的供銷社主任，一旦放下權力，也是人走茶涼。大爺的供銷社小王朝也和大爺一樣走向了落寞。此後的供銷社因為效益越來越差也漸漸四分五裂，失去了往日大爺當政時期生機勃勃的景象。
大爺復出難挽頹勢
到了九十年代，一波「一切向錢看」的商業化浪潮進一步席捲了全國。失去了計劃經濟政策支持的供銷社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中優勢全無。不少供銷社網點已徘徊在生死線上。
供銷社系統的上層領導有幾年都是靠賣主任職位來撈錢的。只要你逢年過節給大領導勤送錢勤進貢就讓你把別人替下來當主任。可是想當主任的人也是為了撈錢，本來就效益不好，你再撈一把，那這供銷社更難以維持了。供銷社倒了，那領導的財源也就沒了。結果，我父親在退二線清閒了一段時間後，又被請出來當主任。大爺復出了。
這就說到我父親是如何退二線的。大爺自恃資格老，名氣大，業績好從來不給領導上貢，領導還得經常把他當先進捧着他。但是領導眼看着一塊肥肉卻長期吃不到嘴最後也惱了，就以年齡為原因，讓他只當書記退二線，罷了他主任的職。現在肥肉變成了骨頭沒油水了，又把他當成能人請出來救急。
到這個時候，周圍的人已經更習慣喊他「老頭子」而不是當年的喊「大爺」了，對他是多了一絲欽佩，少了一份敬畏。但他的復出只是讓他的供銷社免於倒閉，還能養活一幫員工。要想憑他個人的能力恢復供銷社的榮景幾乎是天方夜譚了。即使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光憑他在共產黨體制內養成的那套營銷路數已經落伍了。
到了1995年，他到了正式的退休年齡也就心灰意冷地退休了。巧合的是，供銷社的時代也隨着父親的退休悄然落幕了。據說，後來那個供銷社被分成幾塊承包了出去，變成幾個個體戶。要是現在再去看的話，可能破舊得就像個古董。
大爺的結語
大爺已經走了。在最後一次和他過年通電話的時候，幾乎從不認錯的父親破荒地跟我們說：「我錯了，你們是對的。共產黨乾的壞事太多了，現在說後悔的話已經沒有意義了。」也許父親還記着以前和我們爭辯的事。他可能還在為文革中遭受的打壓不平，為共產黨向他引以為傲的孩子們開槍感到震驚，對黨官們貪得無厭的嘴臉感到厭惡，對自己的下屬爭權奪利恩將仇報感到寒心。也有可能他在為自己奮鬥了大半輩子的供銷系統的慘澹結局感到不值。
供銷社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已經作古了，它是物資匱乏、經濟困頓時期的寵兒，是和自由市場經濟的一山不容二虎的對頭。供銷社的死灰復燃引發了我一串串對過往的回憶和反思。我想，即使大爺現在還在世，他也不會對供銷社的回歸感到欣喜，畢竟，誰都不願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