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0日22∶30筆者攝
說"父親走了"，似乎他還有可去的地方——天堂、地獄、馬克思……我不大信這個，最簡單的理由是，沒有一個令我信服的證據證明，中國的貪官污吏、暴君豬帝及他們的後人是在地獄裏的。於是我便說"爸爸沒了"——雖然不雅，卻也實在。
爸爸沒了的感覺不大好，像是一個喝了大半輩子酒的人被告知，從此世界上再也沒有酒了。以酒喻父似乎不敬，在我這裏，父母與兒女，主要是自然的生物關係，其次才是本能的慈、道德的孝這類東西，適度踐行便好，至於"父母在不遠遊""三年丁憂""二十四孝""三綱五常""忠孝治國"這類說辭，當屬反人性反文明的「毒藥」。
爸爸活了98歲，死因的賬也可以算在"新冠"的頭上。他確實"陽了"，呼吸衰竭。我問大夫爸爸算不算死於"新冠"，她面有難色地說："這個不能說，心裏明白就行了。"中國的事情，多要反着聽、反着信的。
2022年12月20日，這是中國疫情失控不得不放開後的兩周左右。我認識的人90%以上就都陽了。爸爸住院3個月了，所以沒有經歷人之將死進不了醫院的尷尬，但因嚴酷的疫情管控，3個月我不能與他見面，只是死的那天才讓見上一面，只能十多分鐘。此時他急促地喘着氣，血氧在80——60間震盪，已經沒有看我們一眼的力氣了。我幾次拍他的腦門，眼睛只是微睜了一瞬。但願他能意識到兒女來了。死前的三個多月見不到親人，這應該是他一生的重大遺憾。那種情感的蒼涼、靈魂的落寞、精神的苦痛，是可以想像的。
這筆帳可以記在疫情的頭上，但更要記在防疫決策者、指揮者的頭上，因為在絕大多數國家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的。中國的三年疫情，又是天災加人禍，甚至原本就是始於人禍又放大了人禍。現在，封堵的大壩毫無準備地潰堤，下面的災害無法預測。但我相信，中國人照樣會忍耐過去的。我們曾感嘆如此忍辱負重的人民"是多麼好的人民啊！"。現在我的觀點正相反。
爸爸住在高幹病區，雖然條件與真正的高官沒法比，卻比百姓好很多。其實他算不上官，只是個資歷可觀的退伍軍人。
這本是難以啟齒的事情，是我深惡痛絕的特權事件，屬於不平等的醜惡社會現象。老百姓會罵我這是得了便宜賣乖，就此我該罵，所有的辱罵我照單全收。然而若真的有地獄之類的地方，我想我爸爸及他的後人，大概也不會因為他的這點特權而下地獄的。我只有有一個理由，就是爸爸當過八路軍，打過日本鬼子。我不是"愛國粉兒"，對於一個國家被異族征服、統治的歷史現象有着理性的認識，但在80年前的文明狀態下，抗擊日本的侵略，總不是國民同胞之間自相殘殺的醜事吧。如果我的爸爸沒有這一點歷史，只是參加了解放戰爭及抗美援朝，那麼他享受特殊待遇的性質就大不一樣了。如果他只是一個"坐江山"的幹部卻享受特殊的待遇，那麼他與我就真有可能要下地獄了。即使沒有地獄，也該受到世人的詛咒、唾棄。
爸爸同樣是政治運動的犧牲品，1962年被趕出部隊，1978年翻了個案。我覺得這近20年的冤屈並不能成為他享受特殊待遇的資本，因為這種倒霉的事情與納稅人無關，而一切特權待遇都是由納稅人負擔的。
爸爸死得順利，屍體非常柔軟，據說這是死的時候沒有恐懼。接下來的火化又成了大問題，沒有一家火化場接單，黃牛要價一萬多到四萬，還是賣方市場。我不解，"動態清零"時那麼多的"大白"，那麼多的政府工作人員，那麼積極地管制、封門、搞方艙，如今他們怎麼都不見了？不能改換一下角色服務於疫情肆虐下的百姓嗎？從築堤封控到眼下的潰堤混亂，這過山車一樣的感受，這宏大精彩的行為藝術，真是令世界人民大開眼界。是不是中國人民只有不斷經受這種歷練，才能夠承擔"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
昨天接到一位老先生的回信："我這一段一直封閉在家裏，門也不能出。所幸只是咳嗽，沒有發燒，卻和你一樣在寫文章。你所寫的（新冠陽性看《茶館》），正是我思考的：我們其實都是XX主義運動的殉葬品，歷史的懲罰也最後落到了我們自己頭上。這裏有太多需要反省和反思的問題。見面再聊吧——我估計要明年三四月以後了。"是的，這個"被懲罰的我們"當然也包括我的爸爸。他參與了"打江山"，最終也受到了臨死與家人隔絕、死不能葬身、不能有尊嚴地死的"懲罰"。
火化場的惡劣情形超乎我的想像，惡劣的原因是三分死人多七分管理差。我給火化場的領導打電話說了他們的程序問題很大，改良一下會對他們和客戶都有好處，結果我像是在跟一個會說話的動物在對話，對方根本聽不懂我在說什麼。我只能嘆息"國企啊，國企"。後來才知道，人家不是國企，而是事業單位，這就更加順理成章了。本以為這是火化場提高效率掙錢的大好機會，實際上人家毫無這個訴求，能夠工作的7台焚屍爐，一個工作日只燒了五六十具屍體。爸爸的壽衣是紅領章、紅五星的老軍裝，不可能有任何殯葬儀式，我也不可能讓爸爸的遺體上有什麼旗子。血腥的紅色，激烈恐怖，令人心神不安。那床灰色的被子就挺好，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人生基色，只是身份地位越高，越是向黑色靠攏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