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國際婦女勇氣獎」得主王宇律師曾因代表活動人士、維吾爾學者和法輪功學員而被中國共產黨逮捕、監禁和騷擾。今年,她在自己國家的行動也受到了「健康碼」的限制,這是一個中共政府用於新冠防疫的機制和手機應用程式。
「健康碼」在中國無處不在,直到最近,當局一直試圖執行「清零」政策,最終導致上個月全國範圍內爆發大規模抗議。上周,中共政府宣佈停止使用全國性的「健康碼」,但是美聯社報道說,各省市依然有自己的版本,目前這些省市級別的「健康碼」佔據了主導地位。截至上周,北京的餐館、辦公室、酒店和健身房依然需要憑藉本地的「健康碼」才能進入。
一些活動人士和異見人士預計,即便在封控結束後,「健康碼」依然會以某種形式存在。
「健康碼」依託電信網絡數據和核酸檢測結果,其運行原理相對簡單。每個人都在手機上被分配了一個二維碼,可以在綠色、黃色和紅色之間切換。黃色一般代表此人曾與某個檢測出新冠陽性的人同處一個場所,紅色代表本人檢測出陽性。只有擁有「綠碼」的人才能正常生活。
王宇的經歷則證明了「健康碼」也可以成為中共當局實施社會控制的又一個工具。
今年3月,王宇前往山西大同提供法律諮詢。儘管王宇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在中國執業,但她依然在人權案件上作為一名「公民倡導者」提供意見。
大同距離北京346公里,前往該市需要當地的「健康碼」。儘管大多數人已經有兩個「健康碼」,一個是全國的,一個是其本人所在的省市一級的,但前往外地的人還需要目的地的「健康碼」。如果沒有這個「健康碼」,人們就無法進入商場、餐館甚至無法預訂旅店,
王宇到達大同的次日,她的當地「健康碼」變成了「黃碼」,意味着王宇必須在一家旅店集中隔離。
王宇對美聯社說:「怎麼就突然變黃了呢?我沒有咳嗽也沒有任何症狀。」王宇想要在被隔離數周之前返回家中,於是購買了火車票。她花費數小時在電話上反映情況,提供了三個陰性的核酸結果還有自己的體溫,最後電話另一邊的公務員退讓了一步,說:「要不我把你的『健康碼』改成綠色吧?」
王宇說,十分鐘後,她的「健康碼」變綠了,火車站的防疫人員允許她離開大同。
維權律師王全璋告訴美聯社:「在某種程度上,這已經變成了『電子手銬』。」他說另一名旅客在1月份從武漢飛往北京時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王全璋說,他撥打武漢政府熱線,向機場工作人員反映情況,並且在微博上發帖,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
此外在8月份的時候,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開前的兩個月,王宇表示她的北京「健康碼」突然無法正常使用,儘管她的檢測結果是陰性。有時她的「健康碼」會變成紅色然後卡在彈出窗口中。當時,要進入北京的一個公園都需要「健康碼」,王宇對美聯社說,她決定離開首都,前往她父母位於內蒙古的家。她一直在那裏等到二十大結束,她認為「健康碼」的故障就是為了將她趕出首都。她一直撥打北京政府熱線,試圖讓「健康碼」恢復正常,直到11月底,她的「健康碼」才重新變綠、
北京警方和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沒有回應美聯社傳真的置評請求。
王宇對美聯社說:「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我沒有自由。」
(本文依據了美聯社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