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作仁是造反派看中的三結合的領導幹部，革委會裏所有的造反派都聽他指揮。群眾專政一開始，賈作仁就讓趙士傑當群眾專政的頭頭，把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資派）分子都關了起來。對於那些不肯老實改造的各類分子，可以當場打死。一夜之間，全公社有十四個大隊的專政隊各打死一名四類分子。在縣武裝部主持召開群眾專政現場會議那天，賈作仁還把所謂的牛鬼蛇神和牛放在一起，在稀牛糞和污泥里浸泡長達一天，並在現場會上作了經驗介紹。
被牛糞污泥浸泡的四類分子，很多人得了皮膚病。一名知青對這種不人道的做法十分氣憤，說了幾句不滿的話，結果被群眾專政隊打折一條腿，落得終身殘疾。專政隊動用的刑具千奇百怪，掛在房樑上悠，針刺手指，釘子釘太陽穴，打板子，打嘴巴，是最常見的。一名女知識青年覺得群眾專政做得太過分，說他們好像法西斯，便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群眾專政的頭頭趙士傑和賈作仁還對這名女知青進行長期強姦。
群眾專政結束之後，這名女知青投書縣革委會，舉報趙士傑和賈作仁的獸行，而後服安眠藥自殺。
舉報信的內容大致是這樣：她十六歲那年到農村插隊落戶，因為不會幹農活，時常想家，在勞動中說過城市孩子不應該下鄉的話。群眾專政一開始，她認為群眾專政的做法太殘酷，更不應該把四類分子和牛放在一起看管，四類分子是人不是牛。當年法西斯也不這麼做，真比法西斯還壞。不經過公安和法院同意，就往死里整人，真是無法無天。群眾專政負責人就說她是對抗最高指示，反對文化大革命，把她抓去毒打。她的很多頭髮被抓掉，臉被打得又紅又腫，眼睛也腫成一條縫，被關進公社的一個倉庫里。窗戶很小，四周上着鐵欄護。他們不給她鋪蓋，地上連草都沒有，讓她在水泥地上睡覺。她受不了，就邊哭邊喊。看管她的民兵給他弄了幾捆稻草，一床舊被，就這樣被囚禁在倉庫里。
過了兩天，原來看管她的人不見了，由公社專政指揮部的趙士傑看管。趙士傑假裝關心她，給她送水送飯。一天晚上，趙士傑和她說，只要她和他好，就可以不批鬥她。那天晚上，趙士傑像野獸一樣強姦了她。從此她不再挨打了，可趙士傑經常來強姦她。她遠離父母，受不了這樣凌辱，不打算活了。可又覺得這樣不明不白死了，讓作惡多端的趙士傑逍遙法外，她個人的冤屈將永遠石沉大海。她要活下來，要控告群眾專政對她的迫害，還自己一個公道。
趙士傑的獸行實在讓她忍無可忍，她就把情況匯報給了賈作仁。賈告訴她，不許和任何人講，這是關係個人榮譽的大事。當天賈作仁就把趙士傑調走了，再不許任何人接觸這名女青年，由他本人直接監管。賈作仁告訴她，這個案子沒結案之前，不能和別人講，她要暫時在這裏繼續接受審查。賈作仁給他弄來兩條帶靠背的長椅子，合在一起給她當床。沒想到賈作仁也是一個沒有人性的畜牲，一天夜裏他打開屋門，扒光她的衣服，按在椅子上把她強姦了。
從此以後，只要公社幹部下鄉，賈作仁就趁機對她進行姦污。有時一天兩次，把她折騰得連坐的力氣也沒有了。這樣受折磨的日子過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的痛苦日子裏，她記下兩個畜生對他施暴的日期。屋子裏沒有筆沒有紙，她就檢一根樹棍，把每次施暴的日期都劃在牆上。凡是牆上劃有叉號，下邊寫上日期的，就是趙士傑對他施暴的時間。凡在牆上劃V符號的就是公社革委會副主任賈作仁對她施暴的記號，每個記號下邊都記錄了日期。一個V符號下記着兩個時間，這就是賈作仁一天兩次對她暴。
賈作仁、趙士傑的胡作非為使這名女知識青年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折磨和摧殘，肉體上遭受踐踏和蹂躪，失去了生活的勇氣，多次想自殺。
根據這名女知青提供的舉報線索，人們發現公社那間關押女知青的倉庫牆上確有叉號和V符號。比如叉號下邊有7，3，8，30，就意味着是七月三日八點半。
賈作仁奪權之後，盛氣凌人，不可一世。他覺得自己出身好，歷史好，工作有水平，是三結合的工農幹部，造反派也相信他擁護他，因而變得有恃無恐。賈作仁姦污女知青的消息傳出，真有點石破天驚出人意外。經公安局對趙士傑和賈作仁突擊審查，二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賈作仁臉色鐵青，往日的驕橫沒有了，低着頭走進了警車。
補白：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個早已破敗的地主家庭。六歲時母親牽着我的手去村裏的小學校報名上學，那時報名上學的條件是能數一百個數，能完整寫出毛主席萬歲五個字。一百個數倒是背下來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卻沒能完整寫下來。被學校拒絕了。我是開學半年後入學的。入學要帶戶口本，同學們相互傳看着各自家庭的戶口本，主要是看戶口上的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貧農、僱農的同學格外驕傲自豪，是中農的也挺胸昂頭。我們幾個地主、富農的狗崽子就慘了，先是猶猶豫豫不肯拿出戶口本，而後就直接被同學搶了去。自然我們的狗崽子身份也就暴露無疑了。
暴露了家庭成分後我們幾個地富後代總是受貧下中農後代的欺負，老師也堅決站在了他們一邊。日子很難熬，地主富農的後代們陸續轉學走了，最後只剩下我一個被革命的對象。讀小學時我的書包經常被同學們扔出去很遠，每次我都等同學們走遠了再偷偷撿回散落一地的書。記得下雨天家裏的玻璃窗上時常被同學摔上稀泥，有時家門口還被挖幾個陷坑。我實在無法忍受地主成分給我帶來的種種屈辱，在一次學校要學生帶戶口去上學時，我悄悄把戶口上的「地主」成分改成了「工人」。此舉給父親帶來了巨大麻煩，先被派出所抓去關了起來反省，後來經常被批鬥。在階級鬥爭還十分嚴峻的年代裏，改成分成了父親的一大罪狀。（佚名）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一期，2010-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