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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朱元璋的治國理政看習近平的治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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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人們都說習近平是翻版毛澤東,筆者卻認為習近平是二十一世紀的明太祖。當然了,毛澤東也是推崇明太祖的。

為什麼說習近平是現代版朱元璋呢?因為他們在青少年時間都經歷了社會的動盪,惡劣的生存環境踐踏了他們的尊嚴,讓他們自卑,多疑,性格扭曲。

朱元璋生活的元代末年,自然災害頻發,賦稅徭役繁重,百姓流離失所。他親自撰寫的《皇陵碑》說:

「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餚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雲此去,各度凶荒。兄為我哭,為我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兄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

這樣兇險的環境下,朱元璋為了謀生曾經做過放牛郎,乞丐,盜賊。實在是沒有出路的時候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夥伴湯和本來是讓他一同參加起義軍,可是他覺得做和尚日子也過得去,於是便拒絕了湯和的提議。最後是元軍放火燒了他修行的寺院,他才不得不隨着起義軍揭竿而起,做起了反賊。然而這個投機的行為卻造就了一代梟雄的帝王之路。

食不果腹的生活,動盪不安的社會和鄉村里幾千年積澱下來的小農文化深刻地影響了朱元璋的人生和他的執政理念。

生活貧瘠,缺乏教育讓他見識短淺,這一切,都體現在他的治國方略中。

一.經濟上的閉關鎖國。

中國的對外貿易自漢代就很興盛,形成了絲綢之路,到了唐宋時期更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到達了頂峰。宋代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都是從貿易稅收中取得的。

可是到了明代,朱元璋卻實行了海禁。原因是對外開放讓他深感不安。在中國傳統的鄉村小農經濟中,農民喜歡固守土地,自給自足。他們害怕外部力量的進入會與他們爭奪有限的資源,也害怕外來競爭給他們帶來風險。抑或,農民們擔心外鄉的風俗會改變他們習以為常的那個小小的世界。總之,任何外來的東西都讓他們感到不安。他們傾向於過一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的生活並希望世世代代將這種生活方式延續下去。

大明開國皇帝正是這種想法的忠實信徒。他武斷地認為大明帝國物產豐富,用不着靠貿易來獲得財政收入。

在他心裏,禁止出海可以防止倭寇的侵略,也可以有效防範任何勢力內外聯合奪取政權。於是他下令禁止私人出海貿易,「片板不許下海」,違令者處以極刑。這甚至被寫進了《皇明祖訓》,變成了一項基本國策。

這項國策一直延續到了隆慶皇帝,才勉為其難地開放了一個港口,可是還是將絲綢、銅錢、鐵器、硝石、硫磺列入禁品。

制度的僵化讓後世的皇帝未能修正這一失誤,導致大明帝國白白浪費了與歐洲文明接觸的機會,也錯失了貿易收入,國力日漸衰落。

與明太祖相似的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因為擔心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民眾要求改革政治制度會破壞他終身制的大計,便不惜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與西方進行貿易戰和意識形態戰爭,鼓吹仇恨,製造危機,並用戰狼外交恐嚇西方國家,使得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脫鈎。

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習近平當局又拋出了經濟內循環的國策,甚至還鼓吹人民經濟,其實質不過是讓中國回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社會,讓中國繼續封閉國門,讓中國人繼續做皇家的順民。

二、重農抑商

在宗法制為政治基礎和小農經濟為經濟基礎的國家裏,國君普遍認為「農為國本」,認為只要國庫有存糧,就不怕一切災荒,戰亂,政權就穩固。而工商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出現在封建統治者看來絕對是洪水猛獸。

這是因為商業和手工業可以吸引大量農民就業,統治者擔心這樣田地便無人耕種,到了饑荒戰亂的年代政府便無法籌措賑災的糧食,容易激起民變,或者無法在戰爭中保證軍糧供應。自戰國起,韓非子、商鞅等人便不遺餘力地宣揚重農抑商。後世又有賈誼等人推波助瀾,農民的社會地位也就遠遠高於商人。

大明的開國皇帝顯然也保存了這樣一份出身農家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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