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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邊溝農場1500名右派活人吃死人

—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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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裏,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臟被飢餓的右派偷吃了。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

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的《賊骨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麼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蹟: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裏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就是這位俞兆遠,在非人的環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裏。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裏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裏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咽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生性本分的俞兆遠後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里的糧食、食堂里的窩頭、豬圈裏的豬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裏了,他還要偷家裏的玉米面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

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裏,胃腸里的麥子發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於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第二天,農場管教幹部在他的屍體邊上召開現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黨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願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夾邊溝事件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甘肅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高台縣明水那片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面積50萬畝。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倉促上馬,其它農場沒有按計劃調人,只有一向「表現積極」、「寧左勿右」的夾邊溝農場調過去了1500多人。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山水溝里的地窩子和窯洞裏。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後,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着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着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着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

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云:死幾個犯人怕什麼?干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據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里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就在右派被遣返後,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飢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往事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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