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1909－？），江蘇宜興人。抗戰勝利後主編過《客觀》《觀察》。1949年9月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54年8月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56年春，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後，他被委任為《光明日報》總編輯。1957年4月1日，經各民主黨派協商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宣傳部的批准，在章伯鈞的陪同下，儲安平走進了光明日報社。
改進報紙工作
從現有資料看，儲接手《光明日報》總編輯後的許多辦報思想和膽量，與《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的支持和鼓勵是分不開的。儲安平在1957年7月4日「交代」：
4月1日上午9時，章伯鈞陪我去《光明日報》，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這樣的意見，希望光明日報以後多登一些人的新聞。他說，舊社會的報紙很重視人的新聞，現在一般報紙都不大注意人的新聞。他又說：「現在什麼事情都集中在幾個人身上，報紙上也就只見到幾個人的名字，這樣一個大的國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還贊成少登教條主義的東西……到了報社，各部級主任都在歡迎我們，章伯鈞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他是一個作家，增加了《光明日報》很大的力量」。
章走後，儲告訴各部主任：「我到這裏來工作，李維漢部長支持我，是黨讓我來的，黨是我的後台。」後來，他也在全報社的會上說：「李維漢部長曾對周揚部長說，『以後有人要批評儲安平，你要為他撐腰』。這說明領導上希望我們放手搞。」
4月9日，儲在報社民盟支部會上說：「4月1日來時，心情很平靜而從容。和大家相處如家人感覺為什麼？是否胸有成竹？有人問我是否有大政方針？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卻什麼也沒有……受黨的教育要表現在行動中，並需以誠意待人，向人學習……希多監督我，減少錯誤。」「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沒有困難，做得盡力，罵也不怕……辦報就在風浪之中。若是符合事實，風浪也不怕，要登。」
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決定《光明日報》完全由民主黨派來辦，並撤銷黨組，撤出原任黨員總編輯、副總編輯。儲安平開始實際掌握編輯業務。
儲上班的頭三個星期，和94位工作人員交談，了解報社情況，還沒有馬上主持報社的日常編務（仍由總編室主任高天負責）。一番交談後，儲發現大家有一個共同願望，「希望我們的報紙在現有的基礎上前進一步」。
5月7日，儲安平在編輯部全體大會上做了《關於改進〈光明日報〉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主要內容有：
①怎樣把《光明日報》辦成一張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報紙。儲認為：「在新的政治形勢之下，我們要更進一步要求把《光明日報》辦成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的報紙。」「我們的報紙今後應該完成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經常宣傳黨的政策，號召大家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面要經常反映民主黨派成員及其聯繫群眾的要求。」「在討論中，大家覺得形勢發展的快，思想跟不上。我聽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準備？來把它查檢一下子。」
②關於加強新聞報道。儲安平說：「舊社會的編輯記者每日必比報：比新聞、比標題、比編排。舊社會報紙重視新聞，採訪的記者如跑一天寫不出新聞就回不得『娘家』，幾天跑不出新聞要撤職，而我們現在的記者半年不寫新聞。我認為，我們每位新聞記者都應該是社會活動家，他們應該目光四射深入報道，他們看的要比別人敏銳。記者要有敏感，『新聞遍地是，妙手自得之』。新聞寫得好不好，新聞多與少，決定於新聞記者的才能，今後，我們的新聞絕對不能再有依靠新華社的思想。在我還未來報社之前，章社長曾經約人座談報紙問題，郭沫若院長說：我們的報紙要減少共同新聞（具體指新華社新聞），要增加自己的新聞。」
③版面和專刊問題。儲安平說：「根據同志們的意見，保留《文學遺產》《史學》《哲學》這三個專刊。上星期已停了《民族生活》《文藝生活》兩個。《政法》《科學》《文字改革》也已經同意從6月起停刊。……停辦的專刊，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作為新聞的，就按新聞來報道，可以作為文章的，就按文章來處理。」從後來的實踐看，他在任總編期間（4月1日～6月8日），相繼停辦了《文藝生活》《科學》《政法》《民族生活》四個副刊。
④關於編排式樣和編排風格問題。儲主張學習《文匯報》對新聞的敏感、時間性抓得緊、採訪新聞的活潑精神、有自己獨家新聞的特點。關於文風問題，他認為「主要是長，工作報告、工作總結式的味道很濃厚。這也許是受了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影響吧。總是社論首先指出……社論指出……社論接着指出……或是×××說，×××最後說。缺乏人情味，使人看了討厭。這種報道方式，必須受到排斥」。
此外，儲安平還就加強新聞報道、組織機構、工作時間問題做了一些安排。但是，他明確指出「我們民主黨派的報紙當然也不是反對黨的報紙」。
主張「揭露」、「尖銳」、「批評」
儲安平在主編《光明日報》之前，因擔任過《力報》《中國晨報》《中央日報》主筆，主編過《客觀》《觀察》等，故對新聞特別敏感。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後，他對該報的新聞採編、社論撰寫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儲安平喜歡「獨家新聞」、內幕新聞，要編輯、記者「不怕闖禍」。那些揭發儲安平的言論就間接地反映了這一點。
1957年6月15日，張友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這樣揭發儲安平：
他曾說「報紙就是報紙，報紙過去就叫新聞紙，它就是報道消息的。」不管這些消息報道出去對人民有利無利，是消息他就主張報道。他曾對我們說過，現在辦報最大的矛盾就是代表政府呢還是代表人民？因為有些消息政府不准登，而政府叫報紙登的東西，據說讀者不喜歡。
同一天，高天揭發儲安平時也說，儲安平「否定報紙指導工作的作用，反對報紙宣傳政策。認為不必管什麼政策。他說：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消息，黨和政府不許登。報紙『代表群眾』，黨和政府同報紙在這點上有矛盾。」
6月22日，光明日報學校教育部的人揭發說，儲安平主張「有什麼就寫什麼，而且要尖銳」。在民革、民盟光明日報支部聯合舉辦的座談會上，區至培也揭發說，「儲安平強調『揭露』，『有聞必錄』，說是要把人逼到牆角里擠出東西來」。而張友在6月15日的揭發也說，儲安平採取的具體方針就是「揭露，揭露，再揭露，揭露的越多越好，越尖銳越好」。他還說儲安平曾講過：「我們的目的就是揭露，分析改進是共產黨的事情。」
對於國際方面的報道，光明日報國際部的人在6月22日揭發儲安平，說他「曾一再強調高級知識分子不愛看我報國際方面的文章和文化消息」，「主張多報道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的活動，直接採用外國通訊社的消息」，「少宣傳共產黨和工人黨」。
至於儲安平在社論方面的主張，在光明日報6月6日召開的一次民主黨派實職幹部座談會上，儲安平就說：「就現在的情況來看寫社論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一種是教條，四平八穩；再一種是說共產黨的好話，歌功頌德。批評監督的社論沒有，要寫批評監督的社論，必須社務委員會支持。光明日報的婆婆多，八個民主黨派是八個婆婆，民主黨派有幾百個中央委員，是幾百個婆婆，一個婆婆一個看法，就很困難。因此，必須社委會受權。在沒有受權之前，只能用個人名義寫這方面的文章」。張友在揭發儲安平時也說：「他說社論不好寫，說共產黨的好話，已經說的很多了，不必再說了；寫四平八穩的表態度的東西，是教條主義，沒有人要看的。唯一可以寫的是體現對共產黨批評監督的東西……」
儲安平也試圖去實現自己的新聞主張。6月15日，高天在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上發言揭發儲安平，說儲安平講：「《光明日報》讓民主黨派獨立自主的辦，這句話說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麼樣，看看我到什麼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進（做手勢）。」「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風浪，擔一擔斤兩。」「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高天還揭發，有人對儲安平說，重大問題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聯繫，他回答，「我們是民主黨派報紙，用不着」。
另外，儲安平還說，中共開始整風後，「黨號召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幫助整風，而報紙打不開局面。」當4月21、22日《人民日報》發了天津知識分子的座談紀錄後，《光明日報》的記者們「總算鬆了口氣，《人民日報》開了頭，我們就好開展工作了」。於是，儲也準備派記者到南京、上海、瀋陽、青島、成都、西安、長春、武漢、廣州、蘭州、青島11個城市去召集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開座談會。要求「參加座談的同志根據『放』的精神，徹底敞開，暢所欲言地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和建議」。此外，還就邀請對象、座談會題目、會前聯繫等作了靈活的規定。結果，截至「黨天下」發言為止，共在武漢、上海、西安、蘭州、瀋陽、南京、廣州、長春、青島9個城市點了「火」，這後來成為儲安平的「右派」罪證之一。
「搶新聞」
儲任職之初，提出要「搶新聞」。1957年5月25日，他聽到九三學社有一編刊物的朋友說，北大學生出大字報（5月19日開始張貼）。馬上就打電話給報社記者潘文彬，要他去採訪，稿子寫成後，總編辦公室主任高天不同意刊發，但他執意要登，這就是5月26日見報的《北京大學學生開闢「民主牆」》。
另一遭人非議的是關於「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的新聞。
5月6～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座談會，研究清華大學的共產黨基層組織和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的關係。座談會開始的第2、3天（即7日、8日），《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以「討論改變高等學校黨委負責制」、「討論民主黨派在高等學校的地位和作用」的大標題，對會上發言作了報道。5月31日，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在北京參加教育部召開的座談會並在會上發了言。6月2日《光明日報》報道說：
本報訊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晚上舉行的座談會上，復旦大學陳望道校長說，復旦大學已取消了黨委負責制，加強校務委員會，以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的最高領導機構。他認為這樣容易發揮老師的作用，使黨與非黨幹部打成一片，把學校辦好。陳望道校長並說，因為復旦大學在這個方面比較有條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認為這個辦法先在復旦實行較好。
此新聞和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都刊登在第一版上。第2天，儲造訪章伯鈞時說：「從前《光明日報》不能獨立辦新聞，現在我們自己搞。我們要搞，就要搞和新華社不一樣的！」「今天的『光明』發了一條關於上海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談取消黨委負責制的消息。」章連說：「好，好。毛公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已經講了學校黨委負責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但在6月4日，《人民日報》為正「視聽」刊出了《陳望道和楊西光說：復旦大學沒有取消黨委負責制》：
本報訊昨日，正在北京開會的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就2日《光明日報》刊登復旦大學已取消黨委負責制的消息，對本報記者說，光明日報的記載與我的發言有很大的出入，事實上並不是「復旦大學已取消了黨委負責制」。我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召開的座談會上談的是復旦大學加強校務委員會的問題。復旦大學的黨、政領導人員為了加強團結和改進學校領導工作，經過黨和非黨的一些同志的商量，提出了關於加強校務委員會的作用的一些辦法。這些辦法正送請高等教育部研究，要經過慎重的討論以後才能做出最後決定，實行這些加強校務委員會領導的辦法以後，學校還是要由黨委來積極領導的，怎麼能說是已取消了學校黨委負責制呢？
儲見此消息後，即以電報詢問復旦大學的盧於道，盧回電：「校委會制，復旦有此方案，但未實行。」
6月5日，《光明日報》登出更正文章《陳望道談加強校務委員會問題》：
本報6月2日刊載了復旦大學陳望道校長談的該校取消黨委負責制、加強校務委員會的消息後，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本報記者於昨日(4)晚上八點多鐘訪問了陳望道校長，請他再談一談這方面的情況。他說：本報所刊新聞與他的談話有些出入，復旦大學加強了校務委員會，但黨委制並未取消。陳望道校長說：我們學習毛主席的報告時，大家就提出了加強校務委員會的方案，起初由學校的黨、政負責人討論，接着又交給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討論，經過反覆討論後，對這個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後來，我們學校各系也討論過這個方案，並已經把這個方案送給高等教育部。這個方案規定，校務委員會是學校的權力機構，學校的很多重要問題都要經過這個委員會討論，做出決定。現在我們學校的很多重要問題都已經交到校務委員會討論，我們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這是一個制度問題，關係很大，還要請領導上來做結論，不是某一兩個學校可以單獨決定的。
照穆欣等一些後來批判儲安平的人所說，這是一條「杜撰」的新聞。且穆欣在他的書中，還直接引用了儲安平在「黨天下」言論後檢討中的一些自誣語言。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當年這個新聞還是有一點懸念的。這與陳望道的重新入黨有關。陳望道是中共早期黨員，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第一任書記。後因不滿陳獨秀的家長式作風退黨了。6月19日，陳望道又加入了共產黨，不過到1973年8月才公開黨員身份。據《太白之風：陳望道傳》的作者周維強推測，當年陳望道談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時，「他任校長的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這是遵行中共上海市委的決定，或者說是服從黨的決定；而他執行這個決定，是出於對治校的考慮：『這樣容易發揮老教師的作用，使黨與非黨幹部打成一片，把學校辦好』」。從陳望道的入黨情況看，他在《光明日報》發表談話前就已書面提出入黨請求，而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吸收陳望道入黨的請示報告則是在1957年5月31日，即陳望道發表「取消黨委負責制」談話的當天，這比《光明日報》發表《復旦大學取消黨委負責制》一文早了兩天。因此，周維強說：「這恐怕是饒有深意的吧。」
為改版的組稿與「妙文」
「黨天下」發言後，儲安平積極籌備在6月10日對《光明日報》的改版。為組稿，他專門寫了一封信，經總編室主任高天、秘書黃卓明看過後，印刷、親自用毛筆填好後於6月3日發給武漢、南京、上海、北京、青島、廣州、山西等地民主黨派人士、高校教師等100多位文化界名人：
……《光明日報》是各民主黨派聯合主辦的報紙，它以民主黨派和文科教學為報導的重點，它的主要讀者對象是高級知識分子……我寫這封信，就是請您給我們指導和支持。
……為了更好地響應並貫徹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兩大方針，我們誠懇地歡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報》來陳述您對於國家事務的各種意見。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不預出題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願意寫的問題。假如能結合互相監督的方針發言，更好。我們希望文章不要太專門……最好在三千字左右。
儲慮及6月10日要改版，為能在短期內收到幾篇文稿，遂在一些人的公函里親自用毛筆附了一封短訊：「光明日報六月十日改版，希能日內惠文一篇，以光篇幅，務祈賜允。」
附短訊的人有袁翰青、金克木、楊人楩、錢偉長等。約稿同時，錢偉長把他夫人和周培源夫人合作發現的小品文《施氏食獅史》寄給儲，希望在《光明日報》刊出。儲即覆信一封，「偉長兄：妙文真妙，下周可刊出。這樣的妙文歡迎續惠。」
實際上，儲和章伯鈞都反對文字改革，但在文字編排上，章反對橫排。據章詒和回憶，4月21日在章伯鈞家見面時，章說：「改革漢字是不懂語言學」，「我看『光明』可以恢復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可據儲安平講，3月20日，他與章伯鈞、薩空了見面時，章說「報紙可以考慮直排」，「毛主席也說過，要是想直排，也可以試試」，「即使不全部直排，也可局部直排」。這並不像穆欣所說的「儲安平和章伯鈞都反對文字改革、反對漢字拼音化、反對書報橫排」。
至於說儲反對文字改革，這緣於錢偉長寄來的《施氏食獅史》及為之撰寫的《「拼音文字」能通用麼？》的未刊稿。儲將該文題目改為《公開徵求拼音專家請將左文譯成拼音文字》：
我們堅決反對漢字拼音化，因為漢字拼音化有很多缺點，不符合我國語言文字發展的特徵。為了證明我們的意見，現在抄奉短文一章，要求公諸報端，大家欣賞。並且公開徵求拼音專家將它譯成拼音文字，看看究竟能不能誦讀。
附短文：施氏食獅史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但這未刊文章，後也被人說成是《一篇惡意攻擊文字改革的未刊稿》。
作「黨天下」的發言
當儲正緊鑼密鼓籌備《光明日報》6月10日的改版時，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放出了「黨天下」的「驚雷」。
據儲講，5月19日去拜訪羅隆基「是想談談今後各民主黨派如何很好地幫助《光明日報》」。可無意中談起了一些政治問題：
「羅隆基說，毛主席那天（4月30日）對大家表示，大家對小和尚談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我聽到羅隆基說毛主席徵求大家對他提意見，我就想到12位副總理里沒有一個黨外人士這一點，我問羅，這個問題能不能談，他說可以談。」
「毛主席在2月27日的報告中說，對於肅反問題打算全民檢查一次，我因為看到報紙上鳴放座談中反映一些肅反運動中的問題，所以那時我也贊成由人大常委會聯合政協全國委員會檢查一下這方面的情況，我贊成在肅反中有意見的人，可以列舉事實報告人大常委會請求檢查。我對羅說，假如要在人大發言，我想談談這個問題。羅說，這個問題可以談。又說憲法裏面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談。……現在回想起來，是不是羅隆基有修改憲法的意思，而暗示我出來發言？」
儲後又在《向人民投降》中說：「可是我沒有勾搭上他，倒給他這個『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場」。章詒和也推測：「可以說，儲安平的『黨天下』腹稿，正是在1957年5月19日的羅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儲後來還交代：
「解放以後，一般地說，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學社及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了很久，我也一直沒有去。5月30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6月1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6月1日發一次言。我31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
是否真的要作這麼個發言？據和儲共事的巴波回憶：「他說，他一再猶豫，冒不冒這風險，但他要看看有沒有這個雅量？」於是，他在6月1日的座談會上作了「黨天下」的發言——《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須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着黨走，但跟着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樣的想法，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6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的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融融樂樂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會上，馬寅初聽完後即用手拍着椅背，連稱「Very good，very good！」。此發言見報的當天（6月2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就有人拍着桌子叫好：「這篇發言頂得上8篇社論！」章伯鈞也說：「儲安平是個勇士。他對老毛和周公提的對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見，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黨外人士都有此看法……可我們這些黨派負責人，誰也沒有勇氣和膽量把話講出來。老儲講了，全講了，而他不過是個九三的中央委員。」6月2日，儲安平去看章伯鈞，章表態：「你昨天在統戰部的發言很好。」儲說：「要談就談些大問題，放肆得很。」「現行政治上一些人，大都只談些雞毛蒜皮的事情，要些汽車、幹部、房子之類，能談大問題的人不多。」海外，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表示敬意」。香港《新生晚報》在刊出儲安平發言全文的同時，用紅色花邊圈着幾個大字「請注意近日特稿，儲安平炮轟毛澤東」。香港《真報》在6月9日、10日連載《遙向儲安平致意》一文，稱讚儲安平不失有良心有熱血的一個操觚者，他的發言，確乎有「輕捋虎鬚」勇氣。
很快，形勢急轉直下，「整風」轉向了「反右」，儲等一批「勇士」招致了全國性的批判。
自儲安平任《光明日報》總編到6月8日辭職，僅僅69天！其9年後失蹤，留下了「生死」啞謎。
《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