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清史編纂委主任戴逸：展開國際經濟文化交流非常必要。網絡圖片
北京「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最近發表一篇萬字長文，試圖為明清「閉關鎖國」政策「平反」，分析指此文疑似「借古喻今」，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內循環」乃至「中美脫鈎」政策造勢。但該文招來中國大陸學術界強力反彈，就連官方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亦撰文回應，力指「積極展開國際經濟文化交流非常必要」。
中國大陸最高歷史學研究機構之一的「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最近發表一篇萬字長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試圖為「閉關鎖國」政策「平反」。文章認為，明清時期「面對國際環境前所未有的巨變，面對洶湧東來的西方殖民狂潮，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了與之相適應的對外政策」。
文章又稱，「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源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在涉及國家利益時，『閉關』應被視作與敵國抗爭的手段或方式」，應「被賦予濃厚的正面政治含義」。
有評論將《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與1965年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相提並論，認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是為習近平「洗白」，希望為習氏的「內循環」政策乃至「中美脫鈎」鳴鑼開道。
但中國學術界普遍對於《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並不認同，就連官方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亦撰文回應，力指「積極展開國際經濟文化交流非常必要」。
戴逸撰文指出：「在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下，即使是當時最先進的中國人，也不可能正確了解世界的形勢。反動、落後的閉關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惡果，幾個世代的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強調「閉關政策對中國社會的前進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閉關政策也妨礙了中國人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戴逸呼籲：「繼續破除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見，積極展開國際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