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說：「怎麼抓，一定要穩妥，不能出事情。最近王維國情況怎麼樣？」
我說：「我剛剛去看過他，他說有病，正躺在家裏休息。但是我看他沒有什麼大病。我告訴他，你到小三線抓戰備去了。」
肖副司令說：「我從南京軍區保衛部只帶了六個人來，這次行動主要靠上海警備區的力量。但是我們不宜到空四軍軍部直接抓王維國，他在那裏有大量的兵力，很難動。」
王洪文說：「這樣吧，今天下午叫他到市委看重要的中央文件，然後抓他。他既然知道我到小三線去了，老徐，還是你打電話給他，比較自然。」我在市委分管意識形態和文教，與軍事不搭界，王維國不會懷疑我有什麼舉動。
我問：「究竟是通知他到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呢，還是哪裏呢？」
王洪文說：「還是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吧。那個地方環境比較隱蔽，便於埋伏力量。肖副司令，你看怎麼樣？」
肖副司令說：「好，我叫警備區董副司令安排兵力。我要警備區派一個連，佔領延安飯店（南京軍區的指揮所）的制高點，同時要動用兩個師，控制南京路、淮海路、外灘等主要街道，防止王維國調動空四軍進攻。至於錦江飯店那邊，我會作全面部署的。」
我說：「那我打電話了，讓他下午兩點到錦江飯店小禮堂看文件，時間安排來得及嗎？」我們大家看看手錶，那時是上午十一點，蠻緊張的。
肖副司令說：「抓緊佈置，來得及的。」
接着，我們討論了具體的抓捕方案。錦江飯店是市委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小禮堂有兩個門，靠近小花園的前門是平時我們下車進會場的地方。我們讓王洪文的秘書小廖和我的秘書小張兩人守在小禮堂前門，王維國的車來了，就讓王維國進小禮堂，但是他的司機、警衛員不讓下車。小禮堂有個後門，靠東邊的馬路有個通道口，後門邊上悄悄地停兩輛軍用吉普，抓捕到王維國後，就把他架到軍用吉普上開走。小禮堂外面和錦江飯店大門口不設任何武裝人員，免得引起王維國的隨從和警衛員的懷疑。小禮堂里服務員的房間裏，埋伏下南京軍區的保衛科長等人，等候王洪文向王維國等人宣佈了毛主席的命令，可以動手抓捕的時候，埋伏的人就衝出來。董副司令率領一個營的戰士埋伏在錦江飯店外圍和飯店大門邊上的小樓里，嚴密警戒，以防不測。
部署部隊抓人的命令發出後，我當着王洪文和肖永銀副司令的面，拿起電話打給江灣空四軍軍部，直接找王維國。當時我心裏不免有些緊張，但說話的聲音儘量顯得平靜，我說：「維國同志嗎？這幾天身體好點了嗎？今天中央來了一份絕密文件，規定由市委常委閱讀，下午我把文件帶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去，下午兩點請你來看文件，可以嗎？」王維國也急於想了解中央的精神，趕忙回答：「可以，可以。」
我說：「那好吧，下午兩點，錦江小禮堂見。」就把電話掛上了。我是市委分管宣傳文教的書記，王維國根本沒有往武裝這方面想，對我很放心，他爽快地答應前來。
接下來，我們商量抓捕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的辦法。如果單獨通知陳勵耘到上海來，肯定會引起懷疑，最後決定，還是由我打電話給浙江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軍政委南萍，通知他今天和省委書記陳勵耘一起來上海看中央重要文件，而且說整個華東地區只有一份文件，規定由省委主要負責人到上海親自閱讀，要他們立即趕到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來。
我和南萍比較熟，他回答我說：「接了電話，叫上陳勵耘，儘快出發。」他還告訴我，走海邊的一條公路比較近，大概五個小時後到上海。
這樣，抓王維國和抓陳勵耘在時間上正好錯開。兩個電話打完後，王洪文和肖副司令認為通知抓捕對象這一方面已經落實，決定兵分兩路：肖副司令留在警備區司令部指揮部隊，王洪文和我兩人趕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和抓捕對象直接見面，實施抓捕。
時近中午，我們匆匆吃了點飯，就趕到錦江飯店。這時下午一點還不到，飯店大院裏特別沉靜。北樓附近馬路上有些人在走動，南樓和小禮堂前面的花園里根本沒有人影。但是我們知道，周邊的小樓上已經隱藏着許多雙眼睛，正在注視着小禮堂附近的一舉一動。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我們的秘書小張、小廖等候在小禮堂前門，專門迎接王維國，同時安排駕駛員和警衛員留在車上。一切佈置就緒。
我和王洪文進入錦江小禮堂。小禮堂有七、八百平米，鋪着紅地毯，兩面都是落地長窗，垂着半透明的絹絲窗簾，禮堂深處有一個供作報告和小型演出的舞台，小禮堂內的桌子、椅子可以根據需要任意移動，毛澤東曾在這裏多次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有時候晚上在小禮堂看文藝演出。周恩來總理和尼克遜總統曾在這裏簽訂過《中美上海公報》。
今天，我們在動手之前，把小禮堂的桌子、椅子都撤走了，只留下六張沙發，三張沙發向外朝着門口，三張沙發向里朝着舞台，中間的一張是雙人沙發，兩邊各放一張單人沙發，沙發前各放一隻茶几，茶几上放了幾個玻璃煙缸。兩組沙發之間的距離只有兩三米。王洪文和我坐在面朝門口的雙人沙發上，整個小禮堂里就我們兩人，靜靜地等候王維國的到來。
王洪文把文件夾放在茶几上，夾子裏放着毛澤東批准下發的一九七一年第五十七號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王洪文點了一支煙，對我說：「毛主席除了下命令對王維國、陳勵耘進行隔離審查外，還談了今後要抓緊抓好華東地區林彪事件的專案工作。周總理在確切知道林彪機毀人亡以後，在人民大會堂大叫拿酒來，跟中央的其他領導幹了好幾杯茅台酒。」
因為等人，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臨近兩點，我們便不再說話，空氣好像凝固了似的。王洪文指了指茶几上的煙缸說道：「等一下王維國要是拔槍的話，我們就用這東西砸他。」聽他這麼一說，我的心情格外緊張起來。
王維國首先束手就擒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二點，王維國的車準時到達錦江小禮堂，我們的秘書把他引進小禮堂的頭道門，王洪文和我坐在小禮堂里，面朝着二道門，這是兩扇拉門，門上掛着絲絨的門帘。絲絨門帘撩開了，我們看見身穿空軍軍裝的王維國走進來了。他一見王洪文，顯得很意外，走上前來一面跟王洪文握手，一面說：「洪文同志，回來啦。」
王洪文說：「是啊，是啊。」順勢請他在我們對面的沙發上坐下，「這次我不是到小三線去的，我是到北京去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因為要保密，所以對外說我到小三線去了。現在我帶回來一份中央文件，你先看一下。」說完，王洪文就把文件遞給他。
此時，王維國把手伸進上衣的口袋裏，我以為他要拿什麼東西，心裏格登了一下，他摸出一個眼鏡盒，戴上老花眼鏡看文件。禮堂里的空氣顯得異常緊張，我們兩人盯着王維國，看他有什麼反映。王維國拿起文件，第一頁就看到了林彪在九月十三日乘飛機出逃，叛國投敵、機毀人亡的消息。王維國的臉色由黃變灰，兩條眉毛緊緊地蹙起來，神色緊張，手拿着這幾頁薄薄的文件，微微顫抖，看完一遍，還想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又回過來看第二遍。
王洪文估計時間差不多了，問他：「看好了吧？」王維國說：「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這時候，王洪文很嚴肅地說：「王維國，現在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對你實行隔離審查，你要很好地交代自己的問題。」
王洪文的話音剛落，王維國身後的絲絨門帘又撩開了，悄悄走進三個人，他們是南京軍區保衛部李部長等人，他們走到王維國的身後。王洪文宣佈完畢，王維國沒有顯出特別驚慌的神情，好像逮捕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站起來，南京軍區的兩個幹部一邊一個抓住他的手臂，另外一個搜他的身，看看有沒有武器。他們沒有用槍對着他，也沒有上手銬，王維國一言不發，任憑他們檢查。檢查完畢，幾個軍人用手一夾，推着他朝舞台旁的後門走去。在後門外面的過道馬路上，停着軍用吉普，他們把王維國往車上一送，軍用吉普飛快地把王維國轉移到一所事先準備好的地下室，根本沒有驚動小禮堂前面的人。王維國的司機和警衛員還在那裏說說笑笑，等了很久，才被安排走。
王維國的問題解決了，王洪文和我兩人都鬆了口氣，這時候，掉過頭來再給浙江省委打電話，問他們出來沒有。省委辦公廳說，南萍、陳勵耘早在中午十二點多就乘小轎車從浙江杭州出發，估計五點多鐘可以到上海。
在等候的過程中，下午三、四點鐘，王秀珍來了，原來她是到錦江飯店北樓接待外賓的，一看王洪文和我的車都在，就找到小禮堂。因為她也是市委書記之一，王洪文就告訴她到北京去的情況，同時給她看了中央文件，王洪文還對她說：「我們已經把王維國抓起來了。等一下還要抓陳勵耘。」
她一聽，非常好奇，又很緊張，說：「我留下來看看，好嗎？」王洪文跟她關係比較近，說：「好吧，好吧，你就留着吧。」這樣，在小禮堂里等候陳勵耘的就變成三個人了。
（四）
陳勵耘的車掉到海里去了
我們在小禮堂里一面聊天一面等人，等到傍晚六點鐘，還不見杭州的車來。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或是抓王維國的消息捅到杭州去了？我們要秘書一再打電話給浙江省委，那邊回話說也沒有任何消息。王洪文擔心出事情，就叫市委警衛處派人開車沿着滬杭公路去找。一直等啊等，等到晚上七點鐘，只聽外面嚷起來，「來啦！來啦！」
門帘撩開，走在前面的是瘦瘦的穿陸軍服裝的南萍，後面則是高頭大馬的穿空軍服裝的陳勵耘。陳勵耘走進來，一面跟我們握手，一面大叫：「今天倒了霉了，車掉到海里了！」只見他提着藍色的褲管，褲腿上沾着泥漿水，還水淋淋地往下滴着。
南萍是二十軍政委，又是浙江省的一把手，說話文縐縐的，忙着給我們解釋：「我們想趕路，車開得太快，從杭州到上海的沿海公路，有一處地方是急轉彎，路旁有標誌，但司機沒有看清楚，沒打急轉彎，車子就開到海邊的泥塘里去了。」
陳勵耘說：「今天真是不順利，欲速則不達！後來我們沒有辦法，從泥漿里爬出來，讓農民來拖車。拖了半天也拖不上來。又跑到公社去，派出幾輛拖拉機才把汽車拖上來。」
王洪文說：「怪不得，多等了你們兩個鐘點。請坐，請坐。」兩人就在對面的大沙發上坐下。
陳勵耘不但長得高，皮膚也黑，我們平時開玩笑地說，他就像京劇《沙家浜》的唱詞裏所唱的那樣：「像座黑鐵塔」。他走起路來兩條腿叉開，一搖一擺，頗像一頭企鵝。他是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文化水平比較高，在中央開會時做紀錄很詳細。每次中央開會，上海由我作記錄，浙江由他作記錄，南萍也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他們兩人的紀錄在南京軍區算是比較好的。當時，中央開會，要詳細記下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有三份紀錄是比較好的，一份是南京軍區政委杜平記的，一份是浙江省他們兩人的記錄，一份是上海我的記錄。凡是毛主席的重要講話，大家紀錄完後總是互相核對，核對出一份標準紀錄，再帶回去傳達。
當時在陳勵耘任政委的空五軍有幾個笑話流傳，而且流傳很廣。有一次，林彪給浙江空五軍送了一筐桔子，林彪經常會給比較親近的部隊送禮物。軍部機關領導特地召開誓師大會，慶祝林副主席送來了「幸福果」，然後把這一筐桔子一層一層地分送下去，軍到師，師到團、營、連，層層開會表忠心。有一個師的政治部，分到一個桔子後，由政治部主任召開誓師大會，正好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去了，沒有參加大會。大會結束後，政治部主任把分到的那個桔子恭恭敬敬地捧回來放在桌子上，他還要考慮這麼大的機構，下面人那麼多，這個「幸福果」怎麼吃法？還沒有考慮出一個辦法，他臨時有事離開了辦公室。
正好這個時候，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回來了，他又累又渴，看到政治部主任桌上的桔子很大很解渴，拿來剝開三口兩口就吃光了，把桔皮扔在桌子上。過了一會兒，政治部主任回來，一看「幸福果」沒有了，大吃一驚：原來進了副主任的肚子！這下主任叫苦不迭：「剛剛開過誓師大會，你吃掉的是接班人林副主席送來的重要禮物，闖大禍了！」難道再開一個大會作吃掉了桔子的檢討嗎？副主任也緊張了，這下真倒霉了，可能還要撤職呢。正發愁時，主任一看桔皮還在，靈機一動想出一個辦法，趕緊叫伙房把桔皮泡在大缸里，燒了一大缸桔皮茶，裏面多放幾斤白糖，讓全體幹部戰士都來喝上一杯「幸福果」茶，這樣，總算讓大家嘗到了副統帥送的禮物的滋味，也給副主任解了圍。不過，最後副主任還是認真地寫了檢討。
為這件事，有人專門寫了一副對聯，活龍活現地作了描寫和諷嘲：「副主任獨吞幸福果，政治部分享桔子皮。」橫批是「嘴饞遭禍殃」。這個和陳勵耘有關的空五軍的笑話流傳很廣。
還有一個笑話，也是關於送禮的。林彪給浙江部隊送了一盒他湖北家鄉的土特產——麻片糕。也是同樣的問題，僧多粥少。分到麻片糕的軍事單位，就把大家集合起來，圍桌而坐，把麻片糕掰成一小塊一小塊，保證每人有一小片。記得當時有一部蘇聯影片《一個人的遭遇》裏，著名演員邦達爾丘克演的蘇軍俘虜，到德軍司令部去得到一個白脫麵包，回到俘虜營後幾百個俘虜看到一個麵包，嘴饞得不得了，也是大家圍坐着，把麵包分成很小很小的一塊塊，分而食之。但現在部隊面對林彪的禮物時不是為了嘴饞，而是為了表忠心。所以大家在吃麻片糕時，還有一套很繁複的程序，一面吃糕，一面發言，輪流表態：「感謝林副主席對我們廣大指戰員的最大關懷、最大鼓勵、最大鞭策！」等等等等。
此刻，在錦江飯店小禮堂里，陳勵耘和南萍坐在沙發上，顯得很累。陳勵耘點了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腿伸直了。王洪文對他們講了最近到北京去開會的事，特別提到有份中央文件帶了回來，說着他把中央文件遞給南萍，南萍在看的時候，陳勵耘把頭也湊過去，兩人合看一份文件。突然，陳勵耘拿煙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手指夾着香煙的煙灰燒得很長都不察覺。文件的內容，對他來說確實是驚人的消息。等他們看完文件，還未吭聲，王洪文就宣佈：「陳勵耘，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現在對你實行隔離審查！」與此同時，南京軍區的幾個幹部也走到他身後。陳勵耘有個特別的動作，當他聽到毛主席的命令，就把兩隻手舉起來，做了一個投降的姿勢，神態非常沮喪，站起來就隨着南京軍區的幹部從小禮堂後門走了。
整個過程還算順利，抓捕陳勵耘後，已是晚上八點多了。王洪文請南萍到錦江飯店北樓吃飯，我和王秀珍兩人作陪。王洪文告訴南萍：「這次我們接到命令抓王維國和陳勵耘，你要把浙江的工作穩定下來，至於空五軍的工作，叫白軍長主持。」正在說話的時候，警備區董副司令來報告說：「王維國和陳勵耘兩人已被安全押離上海，送到南京軍區在一座山里開挖的坑道里的地下室，看押起來。為了安全起見，一路上給他們頭上蓋了一條軍毯。到了目的地，給他們吃了晚飯，王維國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肉絲菜湯麵。」
王維國、陳勵耘的最後命運
在王維國、陳勵耘被抓捕的同時，「三國四方」的其它幾個人，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周建平在南京被抓捕，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原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在北京被抓捕。這樣，參加過上海「三國四方」會議的幾個人全部落網。九月二十四日，根據毛澤東的命令，由周恩來親自出面，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四人實行抓捕，把他們關押於北京衛戍區駐順義的部隊裏。毛澤東接着又下達了一道命令：全國的林彪專案由周恩來總負責，華東地區的林彪專案由許世友、王洪文負責。這以後，一場全國範圍的批林整風運動以及清查林彪餘黨的工作就大規模地開展起來了。
至於王維國和陳勵耘兩個人的最後命運，取決於一九八二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庭的判決。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王維國在被關押了十多年以後，軍事法庭認為：王維國積極參與林彪集團策動武裝叛亂的犯罪活動，參與林立果指揮的「上海小組」，並根據林立果的旨意組建「教導隊」等武裝和試製七·六二毫米輕型衝鋒鎗，積極為林彪策動武裝政變服務，參加《「五七一工程」紀要》在上海召開的建立武裝政變指揮班子的秘密會議，並被林立果指定為上海的「頭」。在林彪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後，積極參與策劃在上海謀殺毛澤東的活動；謀殺計劃失敗後，又將毛澤東在上海的談話內容和離開上海的情況密報周宇馳，促使林彪南逃廣州，圖謀另立中央。據此，王維國在一九七八年四月被開除黨籍，一九八二年二月被開除軍籍，一九八二年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策動武裝叛亂罪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刑滿釋放，讓他回到他妻子杜貴珍的原籍河南省安置，一九九三年病故。
陳勵耘的處理比王維國稍輕一些，先後被關押在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進過秦城監獄，一九八二年三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決定免於起訴，一九八二年五月按一般幹部退出現役。給陳勵耘的免於起訴書內容如下：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免予起訴決定書
（82）軍檢免字第10號
被告人陳勵耘，男，現年63歲，四川省成都市人，漢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五軍政委。因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於1971年9月20日隔離審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陳勵耘一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偵查終結，於1981年6月13日移送本院，提請起訴。經本院審查，確認被告陳勵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林立果根據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在「準備階段」建立「指揮班子」的「實施要點」，召集《紀要》中確定的指揮班子成員陳勵耘、南京軍區空軍原政委江騰蛟、空軍第四軍政委王維國以及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在上海岳陽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開會。會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於新野專程去杭州接陳勵耘。陳在於新野陪同下，於3月31日晚趕到上海參加了會議。會上，林立果指定陳勵耘為杭州的「頭」，陳勵耘接受了委派。以上罪行，經審查核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被告供認不諱。
被告人陳勵耘積極追隨林彪，參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已構成參加反革命罪。鑑於未發現被告人陳勵耘參加「上海會議」後有新的犯罪活動，罪行較輕。根據《刑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決定免於起訴。如不服本決定，可以在七日內向本院申訴。
從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免予起訴」的陳勵耘已被關押了十年有餘，獲釋以後，他被安置在浙江嘉善，與他的老伴共度晚年。
（摘自《徐景賢最後回憶》第十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