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驚人之語 > 正文

權力之手瘋狂 還有更大的隱患…

—公交停運不過是盛世的一個縮影

作者:
當皇親國戚人數暴增,各種賦稅必然加重,其結果是加重全民負擔,冗官多自然要揮霍資財,從整個社會來說,還有更大的隱患,那就是機構膨脹帶來的權力擴張,既造成管理無效率也導致民眾生活無序失衡,權力之手瘋狂尋租自肥。這種亂象在疫情防控時期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8月13日,河南周口市鄲城縣公共交通服務有限公司發佈公告稱,2022年8月13日6時20分,鄲城公交恢復城市公交1路,2路,5路全班次正常運營,公交公司將嚴格按照防疫要求,做好清潔,消毒,通風等防疫措施,確保市民出行安全。

8月12日,河南周口市鄲城縣公交公司發佈通告,稱因經營困難,導致城市公交全部停運。當日晚上,該公司工作人員表示,公司現確實經營困難,鄲城縣公交已經全部停運。

鄲城縣在河南乃至中國都算得上是一個大縣,總面積1490平方千米,轄3個街道、8個鎮、11個鄉。截至2021年,鄲城縣總人口137.23萬人。

鄲城公交公司共有6條線路,由於公司經營困難,40多輛車沒能上保險,司機排班困難,於是只好通知停運。公司經理坦言:經營確實困難,也曾發不出工資,但公司一直努力借錢保證周轉和給員工發工資。

這不是鄲城縣公交第一次出現停運,自2020年開始,該公司已有6次停運,3次是疫情原因,2次是經營困難,還有一次因公交線路重疊停運調整。

據了解一輛公交車每天最低運營費用在200元左右,但鄲城一輛車一天收入幾十塊錢,入不敷出。公司需要承擔100多輛公交車的花銷,還有上百名員工工資。司機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工資太低很難留住人。

鄲城公交公司將單次乘車價格從1元漲到2元後,乘車的人大為減少,據悉單次乘車價格1元時生意相當好,每輛車上都站滿了人,漲到2元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就比較敏感了。

城市公共交通,從來就是公共事業而非純粹的商業,中國以前也是把它作為福利事業由政府進行補貼經營。但近年來,各地政府為甩掉公交部門虧損的包袱,許多城市紛紛取消或削減對公共交通的補貼,將公交企業完全推向市場進行商業化經營。公共交通系統主要是為老百姓特別是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務的,發展公共交通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對公交予以補貼,就是要讓一般市民坐得起公共交通工具。

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從來沒有將城市公共交通完全推向市場,而是由政府財政稅收予以補貼,用於彌補公交企業經營的虧損及進行公交基礎設施的建設。各個國家對公交的補貼比例不盡相同,最多甚至達到公交企業成本的70%以上。

鄲城縣公交停運不過是盛世的一個縮影,在光鮮亮麗風光無限的背後,各地的財政狀況顯然已經捉襟見肘!鄲城縣上年的財政收入為13億,算是比較有錢的縣了,轉移支付41億,發債1.24億,基金收入7億,總計62億,去年財政支出高達57億(是一般公共收入的4倍),如此龐大的財政支出,只要拿出一點錢來補貼公共交通,也不至於讓公交車停駛,當地的預算顯示,對公共交通的補貼高達幾千萬,只是不知道這筆資金流向了何方。

2022年以來,各地財政收入大幅下降,連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財政收入都出現斷崖式下跌,財政收入大戶蘇州深圳、甘肅、溫州、太原、中山、惠州、蕪湖、長沙、遵義、鄂爾多斯、南寧、貴陽、合肥、吉林等更是明顯下滑,比如蘇州4月的財政收入幾近腰斬,吉林省和溫州市的降幅更是超過70%。稅收收入下滑幅度更大,導致不少地區開始減少公務員的績效工資甚至拖欠工資。

財政收支平衡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掙多少錢花多少錢,如果入不敷出,就要面臨借貸以及還本付息。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22年上半年全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5.8萬億元,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增長4.7%,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7.9%;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1.3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9%。可以看出,上半年中國各地處於財政赤字的狀態,赤字金額高達5.5萬億元。

一個家庭必須花錢但是又沒有錢怎麼辦?除了過緊日子,就是借貸。中央與地方政府也是如此,個人沒錢可以用信用向銀行(或者個人、其他金融機構)借錢;政府沒錢通常情況下,可以用國家信用發行債券進行融資。除此之外,還可以增加稅收;或者出讓土地,以最原始的土地財政獲得收入;以及QE,即使用量化寬鬆政策,向市場投放貨幣(印錢),這會引起通貨膨脹。除去發債以外,其他措施都不適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山大的國內環境。

財政最大的支出一直是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也就是吃財政飯的人越來越多。財政部國庫司早年編寫的《2009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54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在職3815.24萬人,離休退休人員1391.35萬人,其他人員185.98萬人。而現在時隔13年之後,財政供養人員究竟是多少,恐怕已經是無法探究的秘密!至於龐大的財政支出究竟花在什麼地方?財政供養人員究竟是多少?一直以來都是一筆糊塗帳。

隨着政府職能進一步強化,這些年財政供養人員不斷擴大,加上離退休人員,按20%老齡化計算,整體差不多1億多人吃財政飯,相當於10個人養一個人。這些年不僅黨政機關人數增長,街道、社區、村委會人員也紛紛納入財政預算。中國有多少村委會,51.7萬個,一個村委會吃財政飯的不少於5人,這就新增了250多萬人,街道社區擴大了11.1萬個,一個社區配套的人員不少於10人,意味着新增了100多萬人。

當皇親國戚人數暴增,各種賦稅必然加重,其結果是加重全民負擔,冗官多自然要揮霍資財,從整個社會來說,還有更大的隱患,那就是機構膨脹帶來的權力擴張,既造成管理無效率也導致民眾生活無序失衡,權力之手瘋狂尋租自肥。這種亂象在疫情防控時期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賦稅官吏暴增是歷史上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信號,歷史上「官滿為患」最典型的當屬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成為一大包袱。到司馬光時代,官吏已經是北宋最初建立時的十倍,而這時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為嚴重。北宋時期以320餘郡的財賦,供養一萬多官員,而到了南宋,則以國土淪喪後的100餘郡的財賦,供養二萬四千多官員。和宋朝一樣,明朝也經歷了官員人數由少到多的膨脹過程,到了明朝中後期,官員比開國之初增加了10倍之多。

官多了,養官的費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徵收的賦稅必然更多。北宋大臣韓忠彥曾給皇帝上書說:「今歲出之數,多於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於皇祐,而四倍於景德。三班常選吏胥之數則又過之。」宋朝的元豐年間距離皇祐年間,時間不過二三十年,而朝廷用於養活百官宗室的費用,已增加了一倍;元豐距離景德也不過80年,養官費用卻增加了4倍。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時期,大臣張克公也說,「今官較之元祐,已多10倍,國用安得不乏!」當時距離元祐,也不過三四十年,官數竟然擴張十倍。南宋時期,一個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矣!而兵食之費十倍於昔,吏祿之費百倍於昔,只此二事難於支吾。」十倍和百倍或許有些誇張,但在此期間官吏官俸爆發式增長,大概沒有什麼疑問。

對於官員過剩最常見的解決之道是,在正常機構之外不斷設置新的機構,以安排冗員。那些新增的機構純粹是疊屋架床的贅疣,毫無必要,只不過是方便無所事事的官員魚肉搜刮百姓而已。冗官是浪費和腐敗的溫床,歷代有識之士都不斷呼籲進行改革,裁撤冗員,以減輕百姓負擔,克服財政危機。

據學者王子今先生研究,在元朝80年統治期間,罷冗官的舉措多達43起,幾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員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進行了19起,但最終冗員越裁越多。元武宗曾經放出狠話:「去歲中書省奏,諸司官員遵大德十年定製,濫者汰之。今聞員冗如故,有不以聞而徑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並逮捕之,朕不輕釋。」這樣的威脅顯得無奈又無力。明朝的皇帝也發起過11次「汰冗官」的運動,同樣毫無收穫。

冗官太多,只是因為當官的好處太多,吸引了社會上很多人擠入官場大撈好處。而裁汰冗官則要砸掉官員的飯碗,不言而喻會遇到官員抵抗。宋仁宗景祐三年詔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結果有吏員500餘人到宰相府第請願,又到杜衍住所「詬詈,亂擲瓦礫」,雖然首要人物被處置,但是裁員計劃也夭折。顯然,靠官僚機構自身是無法克服官滿為患這個頑症的。既然皇權政治無法自我消腫,那麼,最終只有皇朝垮台,開始新的輪迴,才能暫時解決這個問題。

責任編輯: 方尋  來源:蔡慎坤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22/0818/1790879.html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