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許多知青在回憶當年上山下鄉時說，動身時是多麼慷慨激昂，熱血沸騰。我那時可沒有此類感覺，我下鄉完全不是自願的。
我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少年時的偶像是我的舅舅——一位青年時即以科研成果聞名全國的科學工作者。初中畢業時，我當然選擇了繼續上高中，目標就是考大學。可是高一還沒上完，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12月22日，那是老三屆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老毛一句話，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下鄉。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我和弟弟從學校回家，走的媽媽單位門口，一條大標語映入眼中，媽媽的名字赫然在上，還被打上了紅叉：「把女特務XXX揪出來！」。我們都驚呆了，媽媽49年前大學畢業，在工作中一直都兢兢業業，小心謹慎，業務水平在同行中首屈一指，和領導、同事的關係都很好，何以被冠如此罪名？晚上，一夥工糾隊員闖進家，翻了個底朝天……
城裏呆不下去了，那就走吧，我第一批就報了名，得知我們的目的地是遠在中緬邊境的偏僻小縣——盈江。
出發的那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後，輕輕走到媽媽的臥室門邊。媽媽沒有起來，斜靠在床頭。我說了句「媽媽我走了」，便趕緊扭過臉去，生怕眼淚會奪眶而出。這一分別，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見面。
弟弟幫我把行李送到了學校，操場上已經停滿了帶拖鬥的大卡車。我們把箱子裝進拖鬥，行李卷則放到車廂里，白天當座位，晚上取下鋪蓋。
汽車開動了，路邊那飄揚的紅旗、送別的人群，鑼鼓聲、口號聲，我都好象沒有看到，沒有聽到。前面等待我們的是什麼？我的腦子裏一片空白。
車隊離開了城市，緩緩爬上西郊的碧雞關。大家都站起來，向後望去。別了，我可愛的春城，別了，我的父母兄弟。
盤山的道路是那樣漫長，天漸漸黑下來了，汽車還在喘着粗氣，象老牛一樣爬行。有兩個男生抽起了煙，誰都不說話，默默地想着心事。
好不容易，車隊開進了一所學校，我們草草吃了飯，把行李卸下來，鋪到拼起的課桌上，度過了離家後的第一個夜晚。
就這樣，我們足足走了六天。第六天中午，當汽車轉過一個山包，雲遮霧繞的盈江垻子出現在我們眼前。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歡呼起來，終於到了！
我們在縣民族中學卸下了行李，縣上為我們開了歡迎大會。縣知青辦的主任是一位叫潘金生的解放軍連長，對我們挺嚴厲。據說他對知青說過：「你們知青，骨頭都要爛在盈江！」
我們六男四女十個同學被分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一個合作社，那時，邊疆還沒有實現公社化，到「九大」後才成立的公社。
由於縣上經濟十分落後，僅有的幾輛汽車都是屬於農場和糖廠的。我們就只有把行李交馬車運送，所有的知青都只背個小挎包，步行去目的地。
寨子裏的老會計到區上來接我們，他大概四十歲不到，個子不高，很精幹，可惜就是瘸了一條腿，據他說是小時候放馬，被馬踩的。
我們跟着老會計走了約兩公里路，來到位於江邊的寨子。正是日落時分，竹林中的寨子炊煙繚繞，江水緩緩地向西流去，風景真是美極了。
社上將我們安頓到社管會住下，這是一棟兩層的瓦房。樓下堆放着稻種和一些雜物，還有兩口棺材。樓上是一大一小兩間屋，女生當然住裏邊的小屋，有簡陋的床，男生就只有在外屋地板上搭個大通鋪。
到寨子後，就趕上了春節，我們都被分到各家去過。我去的那家男主人叫波保留，又矮又瘦，卻有大大小小六、七個女兒。大概是水土的原因，這裏的人生女孩比男孩多。我們寨子十五戶人家，有十幾歲的小卜哨（姑娘）二十多個，而小卜冒（小伙子）只有三個，這個區名叫「弄璋」，大約就是想要兒子而取的吧。
節後，我們就正式參加了農業勞動。因為寨子裏缺男勞力，幾個男知青都被分去犁田。我們先是跟在農民大哥後面，看他們如何掌犁，如何轉彎，然後再自己操作。知青老H膽子最大，也是最先獨立掌犁的。可他在轉頭時多打了牛兩下，那牛發起瘋來，甩脫了他的控制，拖着犁向另一丘田衝去，犁頭卡在田埂上，只聽「啪」的一聲，木樑斷做兩截。一位老頭大叫起來「三孟哈！」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三塊五」的意思。
我是最後「放單飛」的，分給我的是一頭小母牛，脾氣溫順，當然力氣也小，犁得最慢，自然，我的工分也最低。
另一項勞動是往區上的糖廠送甘蔗，這活兒倒簡單，推着小推車一天跑幾趟就行，只是多出幾身汗。我們寨子在江邊，甘蔗含糖量低，一公斤只賣二分六厘，真比內地的稻草還便宜。
天氣一天天變熱，勞動一天天加重，煩惱也一天天增加。
一是吃的問題。我們下鄉的第一年，每人有一百八十元的安家費。糧食由糧管所定量供應，每月好象是三十五斤，油二兩。我們幹着繁重的體力勞動，這些糧當然不夠吃。於是，我們先是虛報為回族，每月的油就加到三兩五，又在糧本上打起了主意，把糧本裁開，重複購買。後來這招被發現了，糧管所把糧本每頁都編了號，便只好到鄉上打證明買碎米吃。吃菜也是問題，弄璋街五天才趕一次街，平時根本沒有菜賣，我們的錢又緊，經常弄得吃鹽水泡飯，有時找大媽要點酸菜，或掐點地里的豌豆苗。後來分到了一塊菜地，才算基本解決了菜的問題，我們還蓋了個廁所，把另一個難題也解決了。
少數民族的飲食開頭也讓我們不習慣。有一次，我們和農民一起捉了不少魚，因為沒有油，就煮了一大鍋魚湯。正當我們饞涎欲滴時，一位農民從家中拿來一盆酸筍，嘩地倒進鍋里。聞到那股酸臭味，我們頓時食慾全無。不過可能是氣候的影響，慢慢地，我們也習慣了酸的食物，現在要聞到那味，還覺得挺親切的。
二是住的問題。社管會只是我們的臨時住所，農忙一來，社上要用那屋開會、放東西，就把我們男生趕到寨子中一所廢棄的牛圈裏居住，這裏只三面有牆，另一面是些稀疏的欄杆，用來攔牛的。這還好辦，砍點竹籬笆來擋一下就行了，要命的是到了雨季，上面漏雨，下面出水。儘管墊了不少土，下起雨來地面還是冒水珠，連我帶來的一塊自製萬用表都鏽死了。每天勞動回來，躺在濕漉漉的被子裏，那滋味真是難過。這局面一直持續到秋收後，社裏給我們蓋了一排小草房，才算好轉。
三是疾病和蚊蟲的困擾。邊疆有「三個蚊子一盤菜」之說，蚊子不僅多，還會傳染瘧疾，邊疆是瘧疾高發區，到了七、八月，往往全家甚至全村病倒。我們寨的知青小L首先被瘧原蟲擊中，等他病好點，原來就瘦的人又瘦了一圈，加上他父母在幹校挨整，心情極壞。有一天，他告訴大家，要出去散散心，便獨自離開了寨子。後來，又有幾個同學生病。我吃了「解放軍」醫療隊送來的抗瘧藥，當時沒有病，但卻埋下了病根。在招工回城後一個月，我就因感冒引發了瘧疾，飽嘗了那種「熱時節熱得蒸籠里坐，冷時節冷得冰凌上臥，顫時節顫得牙關挫，痛時節痛得天靈破」的難受滋味。
農村的醫療條件是很差的，儘管也搞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但只能對付點小毛病。我有一次腰上不知被什麼東西叮了一片皰，又癢又痛，走幾公里路到公社衛生院去看病。醫生給開了些金黴素，價錢不低，花了我五塊多錢，療效卻不好，反而引起副作用，幾天吃不下飯。多虧解放軍醫療隊進村來，才把病治好。我們大隊的知青小S，在農忙時突發腸梗阻，就因搶救不及時丟了性命，死時還不到十八歲。
螞蝗也是討厭的東西，我們以前在市郊勞動時雖然見過，但這裏的螞蝗特別大，能圍着小腿繞一圈。傣族婦女喜嚼一種檳榔、草煙、石灰的混合物，遇到螞蝗用這種混合物一抹，螞蝗就掉了。我們知青就只會硬摳下來，然後就流血、潰爛。更可怕的是旱螞蝗，又叫草螞蝗，這傢伙只有火柴棍那麼大，黑色，兩頭着地，一拱一拱地爬行，頭上好象有類似紅外探測器的器官，只要人往草地上一站，立刻從四面八方圍攏來，叮上人時沒有感覺，等發現，它早吃飽跑掉了。有一次我參加種花生勞動，看天氣不熱，便把草帽摘下來放在地邊，等勞動完沒細看就戴上了。誰知裏面藏了一隻草螞蝗，把我的額頭叮得鮮血直流。
四是想家。弟弟在我下鄉後幾天，也到盈江來了，和他的同學在一起，離我這兒幾十公里。媽媽進了幹校，爸爸在工地勞動，一家四口人分在四個地方，經常幾個月不通音信。即使是家還在昆明的知青，想回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山高路遠，缺少路費外，那幾條縱貫南北的大江是最大的障礙，過任一座橋都必須有縣人保組的證明！知青要想拿到這證明，要經過大隊、公社、縣知青辦的層層審批，哪個環節卡一下，你就別想回家。不象內地的知青，不批假就偷偷跑，大不了回來鬥一頓。知青們為了回家，真是想盡了辦法，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有游泳過江淹死的，有徒步翻越高黎貢山凍死的，據說還有為躲避過橋盤查，藏進油罐車被悶死的。我有幾個同學算是幸運，他們買通了運大米的駕駛員，躲到卡車車廂中大米包的空隙里，成功地過了橋。至於再回農村倒很容易，只要到原學校開個證明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