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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對港人將要面對流亡生涯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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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亡是一條非常艱苦的路,這不僅是會面臨生活的挑戰,更主要的還在於,要如何維持運動的動能,始終不放棄理想,在一個漫長的時段內還能始終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就此而言,具備宗教信仰的流亡團體,例如藏人,例如法輪功群體,都能很好地克服這個挑戰。但這是因為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內心的支撐,而不僅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會被現實困境打倒,令人轉為犬儒主義,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關,遠遠大於理念的力量。

旅居美國的八九民運領袖王丹

各位聽眾朋友:

本周,我來到洛杉磯,與當地流亡的香港年輕人進行了兩場座談,不僅表達我對港人爭取民主運動的支持,也想藉機針對他們將要面對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經驗,供他們參考。以下是我對他們的建議的部分內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在香港本土幾乎已經不再有任何從事民主運動的空間,因此,越來越多的香港年輕的反抗者,通過各種方式離開了香港,來到了到海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結合中國海外政治流亡群體和海外民運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我有一些或許「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給他們參考。

首先,歷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條非常艱苦的路,這不僅是會面臨生活的挑戰,更主要的還在於,要如何維持運動的動能,始終不放棄理想,在一個漫長的時段內還能始終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就此而言,具備宗教信仰的流亡團體,例如藏人,例如法輪功群體,都能很好地克服這個挑戰。但這是因為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內心的支撐,而不僅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會被現實困境打倒,令人轉為犬儒主義,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關,遠遠大於理念的力量;另一個是宗教團體,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如尊者達賴喇嘛,如法輪功的李洪志。這樣的領袖不需要選舉,且因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有這樣的領袖存在,流亡群體就會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體不僅沒有這樣天然的領袖人物,反而往往會因為政治領袖的競逐而產生矛盾。不僅中國海外民運,其他各國的政治流亡團體都有這樣的問題。說到底,政治本身就會存在權力鬥爭的問題,這其實是正常的。但也因為如此,政治流亡群體的長期團結,其實是很難做到的,這將是香港流亡團體很快就會面臨的問題,應當現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機制,爭取能夠妥善處理維持政治凝聚力的問題。否則,一旦流亡群體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擊,流亡群體的公信力就會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體已經有心理準備,只要中共不倒,離開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難了。在這方面,切不可有過分樂觀的看法。中國海外民運在1989年的時候,很多人判斷很快就可以回國,但現在三十二年了,我們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就要做好長期流亡的策略上的準備,這也包括兩個部分:

第一,目前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普遍同情,對於流亡的香港人給予高度關注,這當然令人鼓舞。但從過去的經驗上看,西方國家對抗中共,更在意的還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發生的事情,對於流亡群體,一開始當然會給予最大的熱情,但隨着時間的流逝,這樣的熱情是會逐漸降低的。坦率地講,流亡群體不要對於所在國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樣的支持會持續,但會停留在道義層次上,實際的支持會逐漸減少。這當然不是抱怨,因為局勢隨時在變化,新的熱點不斷出現,哪個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長期地聚焦在單一議題上,何況,西方國家的政治也是瞬息萬變。因此,我會建議香港流亡團體必須做好準備,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長期生存和奮鬥,而近二三十年來早就已經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區,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體去爭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還是港人會最關心。所謂「國際線」,其實是有時效效應的,不可作為長期的依靠。

第二,作為流亡的政治群體,維持海外的反對運動,其難度之一就在於財務問題。時間久了之後,人畢竟還是要先解決生存問題。如果目前的幾個主要的流亡群體不能長期支付工作人員的薪水,甚至是解決領導群體自己的個人生存問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到底能夠打多久,是令人擔心的。我的經驗和建議是:在流亡的初始階段,籌款還是有一定空間的。應當趁目前政治捐款還有一定空間的機會,把籌到的款項用合適的方式進行作長遠的規劃,例如可以買下房產,不僅作為流亡群體的基地,房產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會是一時的,未來的路還很長,沒有資金的支持,這條路是很難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個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輕世代要從政治理念出發,建立廣泛的聯盟網絡,而不要用人群來進行劃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我在海外二十幾年的經驗來看,儘管不同的流亡群體針對的矛頭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獨裁專制;但不同流亡群體之間,往往會存在相互排斥現象。

以香港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輕世代,尤其是香港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對於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區分十分在意。在他們看來,香港就是香港,中國就是中國,各管各的事情,沒有必要攪和在一起。在這裏,「我們」和「你們」的心理區隔現象,的確是存在的。當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輕人都是這樣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這樣的心態,我認為也是不利於長期的流亡抗爭事業的。因為,今天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占絕大多數,其中當然很多人頭腦中依舊有中共宣傳的遺毒,抱持大一統思想,但不可否認,也有很多的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對於中共是不滿的—否則他們也不會移民出來,因此對於台灣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動是很想積極支持的,他們是龐大的潛在的支持力量和群眾觀基礎。如果把獨立訴求演繹成對作為整體的中國人的排斥,最後圈子只能越來越小,同溫層只能越來越薄。

在這方面,我認為流亡藏人群體在處理與漢族人之間的關係上,堪稱典範。尊者達賴喇嘛一向主張爭取漢人對於藏人訴求的支持,海外中國流亡群體與藏人流亡群體的聯絡非常多,互動非常熱絡,藏人流亡政府還設置了專門與海外漢人聯絡的專屬機構和負責人,每年都邀請漢人代表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去參觀訪問,交換意見。我認為這裏彰顯了達賴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夠在幾十年的漫長時間中始終保持政治能量,與這樣的政治智慧是分不開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鑑一下尊者達賴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後,我接觸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輕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較沮喪,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裏,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時才能結束。對於他們,我想說的是:

流亡有被動的,也可以有主動的。作為主動選擇的流亡,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一種自我完善。當你面臨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時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生命是寶貴的,不應當輕易放棄;當你如此熱愛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國讓你感到心理上無法呼吸的時候,流亡,其實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種延續。就此而言,流亡或許會帶來種種的不便,流亡當然也要為之付出代價,但是,因為流亡其實已經成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來,這些代價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為一種狀態,其實取決於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麼位置上。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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