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九評共產黨》系列評論文章發表。九篇文章從思想、文化、歷史、經濟等各個方面深刻揭露了共產黨的邪教本質和流氓本性。（博大出版社提供）
拜登政府一再對中共釋放善意，但無論是5月26日布林肯對華政策演講中所提的「新四無一沒有」（「不尋求衝突、不尋求新冷戰」、「不阻止中國作為大國發揮的作用」、「不遏制中國發展經濟或提升人民利益」、「沒有要試圖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還是6月18日拜登表示正在「考慮」降低川普時期對中國商品祭出的懲罰性進口關稅，招來的都是中共的打臉。
6月19日，中共外交部19日發表4萬字長文，羅列21個「謬誤與事實真相」，稱布林肯演講「渲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內外政策，試圖發起對華全面遏制打壓」；同日，中共駐美大使秦剛在推特上推介該長文的英文版。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忍無可忍，6月21日發推說，「既然中（共）國外交部對布林肯國務卿的演講做了那麼一大長篇的回應，那麼該是中（共）國政府審查部門，讓中國公眾在微博和微信上看看布林肯國務卿演講的時候了，我們每次上傳，每次被刪除。」並再次附上美國大使館網站上布林肯演講的中文翻譯連結。同時，伯恩斯也附上了秦剛的推特帖文。
這不能不說美國外交官有君子風度。對應的則是中共的蠻橫無理和耍流氓。在這種情勢下，6月21日，拜登還說「正計劃」與習近平交談，真不知道他想談或能談出什麼東西來。當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困境，相當明顯了。
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於拜登政府對中共的性質認識不清。
上屆政府之所以在執政最後一年與中共開打「新冷戰」，就是因為回顧到了常識，即最終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最後一個從未脫離過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執政黨，只有北韓屬於部分例外」；對中共的錯誤估計——「隨着中國日益富裕和強盛，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實現自由化，可以滿足本國人民日益強烈的民主渴望」——「已成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最大的敗筆」（2020年6月27日，時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關於中國的講話）。
但是，拜登政府卻從「新冷戰」退回到「戰略競爭」。拜登政府沒有意識到，中共所代表的共產主義政體絕非「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種荒謬的畸變行為。因此，才有了「四不一無意」——中共歸納的拜登政府對中共政權的表態，即不尋求與中國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獨」及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
而且，拜登政府還一心要為美中的「戰略競爭」設置「護欄」，避免誤判，使之不至於滑向衝突或戰爭。
本來，美國相對中共具有全面優勢，但這種戰略上的退讓和糊塗，頓使美中態勢主客異位，中共有機可乘，高喊「東升西降」，對美囂張、飛揚跋扈，簡直視美為戰敗國，劃出「三道紅線」，提出「兩張清單」，攻勢凌厲，美方被動招架。
這令人深感荒唐。事實上，今日中共危機重重，是個典型的「泥足巨人」，其隨時倒塌的可能性絕不亞於1980年代的蘇聯。這是美國再次獲得「冷戰勝利式成就」的歷史時刻。
當初，里根總統（1981-1989在任）面臨的形勢也是嚴峻的，例如：1970年代的「滯漲」使美經濟大受打擊；1980年伊朗政權綁架美國大使館人質，美方派遣部隊救援失敗；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強化全球進攻態勢，等等。不過，里根力挽狂瀾，成功促成了蘇聯的解體。
里根為什麼獲得歷史性的功勳？簡而言之，如施魏策爾（Peter Schweizer）1994年所寫《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中譯本名為「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一書所說，首先，「里根總統簡直有一種天生的感覺，認為蘇聯不應該或者不能夠倖存」。1981年5月，里根在聖母大學對學生們說，「西方將不會容忍共產主義，我們將戰勝共產主義。我們不會因公開譴責它感到麻煩，我們將把它作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悲哀和奇異的篇章而予以刪除，即使現在還在書寫這個篇章的最後一頁。」1883年3月8日，里根發表著名的（蘇聯是）「邪惡帝國」的演講。1987年6月12日，里根在東西柏林交界的勃蘭登堡門前發表演說，喊出了那句永垂青史的話——「推倒這堵牆！」（ Tear down this wall!）
其次，里根神奇般的對蘇聯政體的弊端做出了正確的評估。里根對蘇戰略十分簡單、清晰，即儘可能利用蘇聯的弱點，並由此確立美國的戰略優勢。美國的資源和手段當然不是無限的，但關鍵是誰更能承受損失和代價。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們永遠能比他們花費得更多」，所以無需「緩和」和收縮。「相對性」成為理解里根對蘇戰略的樞紐。里根政府全面施壓，將軍事、政治、經濟等表層競爭轉化成科技、創新、思想和制度等深層的競爭。同時，為避免蘇聯在競爭處於劣勢且無法扭轉時孤注一擲，也適時安撫，通過溝通和談判降低危險係數。溝通和談判重點圍繞三個根本問題：一是在降低核戰爭風險上尋求共識；二是勸導蘇聯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三是改變蘇聯對自身形象的看法。總的來講，「美國在1980年代的政策成為蘇聯解體的催化劑。」施魏策爾認為：「里根政府的總體戰略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威力，是各種政策的綜合效應。這些政策就像一陣陣強烈的颶風吹進虛弱的蘇聯體制之中。」
贏得冷戰是美國的寶貴經驗，也是拜登政府應該繼承的財富。今日之中共，比昔日蘇聯更危險、更難對付，但是，並非不可戰勝。
自拜登2021年就任以來，中美對比態勢已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俄烏戰爭惡化中共的國際戰略環境，上海封城彰顯中共所謂抗疫「政治優勢」、「體制優勢」的破產與經濟困局，圍繞習近平三連任的內鬥揭示着中共的分崩離析，從江蘇「鐵鏈女」到「唐山打人」民怨沸騰，對台戰爭威脅意味着中共的窮途末路，以及超過3.9億中國人在海外網站公開聲明「三退」等等，不一而足。
這是一個把中共送進垃圾堆的一個歷史性世界。這是美國重新制定對華政策的一個歷史性時刻。
我們曾高興看到，2021年5月12日，布林肯宣佈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官員（四川省成都市前「610」辦公室主任餘輝）。我們也注意到，布林肯今年5月26日對華政策演講中再次區分了中共和中國人民（「我們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有重大分歧。但這些分歧存在於政府和制度之間——不存在於人民之間。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懷有極大的尊重。」）。這些都是良好的信號。
但是，對美國而言，是要有更大的雄心，而不是僅僅說「中（共）國的總體目標是成為世界領先國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不會因為這個目標而批評他們——但這不會在我的任期內發生，因為美國還在繼續發展壯大」（2021年3月25日，拜登在上任後的首場記者會上）。這是遠遠不夠的。完全可以闊步前進。
當然，闊步前進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認識到：邪惡中共政權，不是人類所能接受的，而是我們必須剷除的。在這個意義上，2004年11月發表的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應成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一本很好的教科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