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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過新冠,康復後的她被學校辭退了

5月23日晚上8點,余文(化名)在教師宿舍里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電話那頭是公司的同事,他開口問了一個問題:‌‌「你是不是曾經得過新冠?‌‌」

余文的確得過新冠,而且是兩次。她在烏克蘭一所大學的歷史系讀研,今年過年期間確診了新冠。受2月末開始的俄烏衝突影響,她尚未完成學業就回了國,落地後在隔離期間被通知復陽了。

那是一段兵荒馬亂、不堪回首的日子。在她的自媒體號‌‌「我是小妖怪‌‌」上,她發了多條視頻記錄當時的崩潰心情。

所幸康復沒花多長時間。結束隔離後的余文以為,自己等到了撥雲見日的時候。她找到工作,去了河北某縣城的一所重點高中教俄語。但5月23日晚上的那一通電話,顛覆了她剛剛開始的正常生活。

她被辭退了。校方要求她在一小時內收拾行李搬出學校。

‌‌「你得過新冠?‌‌

年初,余文和新冠纏鬥了一個多月。

第一次確診是在烏克蘭,過年的那幾天。余文說自己那一段時間一直堅持戴口罩,確診新冠的前幾天也都沒有出門。‌‌「還擱家貼春聯,歡歡喜喜的,沒想到自己這個‌‌『普通的感冒』是新冠。‌‌」

2月24日,俄烏衝突爆發,在之後的一周內,大批在烏的中國留學生陸續撤至周邊國家。余文也是其中的一員,她3月3日抵達匈牙利,並在12日乘撤僑班機回國。上飛機前,她聽從使館的安排通過了幾輪核酸檢測。沒想到落地兩天後,3月15日,余文被醫院通知確診第二次新冠陽性。當時她正按照規定,下飛機後在酒店隔離。

她拍了條視頻,苦笑着給大家講故事。這一次,她被拉到了集中隔離的醫院,7天後轉陰康復出院。

儘管經歷了曲折,但余文還是努力保持樂觀。其實在回國之後,她就隱隱地感覺到有些東西和之前不一樣了:以前每次她從學校回家,有位朋友都指定會約她出去吃飯。但這次回來,那位朋友卻一直沒有聯繫過她。‌‌「她可能還想再觀察一段時間吧,‌‌」余文笑道,‌‌「但我也心知肚明,好幾個月了,我就覺得我們是不是沒辦法做朋友了。不過這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朋友,對吧?‌‌」

余文說,和她一樣在國外染上新冠的留學生,多數人會選擇隱瞞自己的新冠史,但經常拍vlog的余文,大方地覺得可以把自己的經歷和治癒過程分享給更多人。‌‌「那都已經是翻篇的故事了,都已經康復了,得向前看。‌‌」

5月4日,余文從老家河南拎着箱子到了河北的學校。僅僅在前一天,她才敲定了這份工作。從烏克蘭回國後,余文一直在嘗試找工作,但都很周折,因為她的學位證、畢業證等各種招聘需要的原件都被迫留在了烏克蘭。最終,她在五一假期前給一家教育機構投了份簡歷,5月3日那天,公司通知她,河北某縣城有所高中急缺俄語老師,需要有教師資格證和語言過關的人去任教,今天通知,明天就要上崗。當地的防疫政策是無需隔離,只要在當地住滿14天,在頭尾兩天的核酸檢測結果陰性即可。

余文本科就讀於哈爾濱師範大學。‌‌「做老師是初心,‌‌」她告訴記者,‌‌「我當博主,收入還是比當老師要高一些,當老師不是為了掙錢。‌‌」幾千塊錢的工資,7人合住的上下鋪宿舍,她仍然覺得是個不錯的機會。校方告訴公司方面,因為急招,余文的工資可以跳過實習檔,直接按照正式工資發放。

校方的懇切態度讓余文心裏對這份工作相當篤定。她開始着手添置必需品——床簾、靠枕、小桌子、小風扇、眼罩、書立、收納、熱水壺等等,還自費給學生們買了些本子和筆,批改作業用的紅筆也備了100支。

按照流程,余文需要上3節試聽課,之後即可轉入正式的教學。她的社交賬號上記錄了21日第一節試聽課的一些片斷:在開設俄語課之前,學校已經引進了日語課,很受孩子們歡迎。性格外向的余文就在課間跑到走廊上拉人,‌‌「明天同一時間,給俄語老師一個機會,大家一定要來啊!‌‌」後來的課堂上,學生們的熱情也讓她有點受寵若驚——只是提了一句自己的留學經歷,下面的孩子們就突然鼓起掌來。

但試聽課只上成了一節。

5月23日晚上8點,余文接到一個電話,是公司的同事。對方只問了兩個問題:你是否曾經感染過新冠?什麼時候感染的?余文都如實作答了。

‌‌「過了一會,他又打來一通電話,說讓我現在收拾一下行李。我說這是出什麼問題了嗎?我錄了電話錄音,排除了工作能力上的問題。同事很着急,叫我立刻走。‌‌」余文向記者回憶。

余文說,時間挺晚了,能不能在學校先再住一晚,明天白天再搬走?對方的答案很堅決:不行!必須在一個小時內離開!

在慌亂和委屈之中,余文哭了。那天晚上,她前後接了七八個電話,全都是催促她離開,其中也有校長打來的,問她行李收拾得如何,是否能快一點……

後來她了解到,校方也不知道是從哪裏得知她曾經患新冠的消息,馬上就聯繫她所在的教育公司,讓公司核實。公司核實之後,學校立即做出辭退決定。

雖然很崩潰,余文還是攤開行李箱,流着淚收拾行李。‌‌「我也理解學校,學校是很特殊的地方,孩子馬上要參加高考了,不能冒一點風險。確實學生、家長和學校也為防疫做出了很多努力,畢竟是個很多人聚集的空間,所以他們有些害怕,我可以理解。‌‌」余文對記者說。

當初余文剛到學校時隨身只攜帶了一個16寸的小行李箱,原本打算長住下來的她慢慢添置了許多東西,在倉皇離開的時候就變成了巨大的包袱。校方要求一個小時以內離開,她就只能用膠袋儘可能把東西裝起來。東西很多,她和同宿舍的一位女老師來回搬了幾趟才搬完。

余文入職的時候,學校派了車去接她;但被辭退時,余文被告知只能自行找辦法離開。

晚上9點,校長親自在校門口監督,目送她坐上了自己找的車。

後來,她在學校的一位同事告訴她,自己也接到了校方的電話,詢問有無新冠病史。

只想回到平凡生活

在被學校辭退之後,余文還被公司告知,合作的一百多所學校都沒辦法再接受她了——她可能將在很長的時間裏與教育行業無緣。公司提出,如果她願意,可以調整到行政崗位,無需離職。這顯然和自己的職業規劃不符,余文拒絕了。

余文把自己的這段經歷寫下來,發在了微博上,引起很大關注。‌‌「這不是歧視新冠康復者嗎?‌‌」許多人替她打抱不平。

2020年,多家媒體曾報道過新冠康復者的窘境:有出院患者乘社區派的車回家,司機卻拒絕把她送到地下車庫,對她說:‌‌「你還知道怕丑。‌‌」她當即表示自己要下車回康復驛站,‌‌「那裏沒有人歧視我們‌‌」。有康復者回家後漸漸發現鄰居躲着自己,曾經的朋友也不願和他們見面。還有康復者本該復工,卻一直被單位拖延到失去了原本的晉升機會,委屈積累太多,最終被確診為重度抑鬱。

‌‌「我們戰勝了病毒,卻還要被當作病毒一樣被孤立排擠。‌‌」一位受訪者說。

而因為害怕身份可能給自己帶來的歧視和麻煩,也害怕引起周圍人不必要的恐慌,多數康復者不敢公開自己的經歷,希望沉默能掩蓋他們本不必承擔的關注,讓他們重新擁有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儘管開誠佈公給自己帶來了巨大麻煩,但余文仍然選擇發聲,希望能以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在她發佈相關微博後,在轉發和評論區里,很多用戶寫下了自己或周圍人因新冠史遭遇的不平等對待。

李菁(化名)也是評論區留言的人之一。李菁是吉林人,3月9日開始按照小區要求居家隔離,足不出戶。沒想到在3月23日,丈夫被通知新冠結果呈陽性;李菁和10歲的孩子也在兩天後確診,三人都被轉移至方艙集中隔離。

‌‌「我都自嘲說,這也太倒霉了。‌‌」李菁告訴記者,她們和一位小朋友、兩位老人住在徵用的學生宿舍臨時方艙里,每天無法洗澡,而核酸檢測結果一直沒轉陰,‌‌「沒有一個大心臟‌‌」的李菁特別崩潰,吃不好也睡不好。

4月15日,檢測結果合格的李菁一家結束隔離,回到小區。出艙時,李菁領到了三份文件:出院通知單、診斷證明書和解除隔離知情同意書。文件上寫着,‌‌「出院後請您配合社區完成7天居家健康監測。‌‌」

4月15日,從方艙康復出院後,李菁領到的出院通知單、診斷證明書和解除隔離知情同意書。

對新冠康復人員的7天居家健康監測這個要求,被明確寫入了國家衛健委今年3月15日公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中。但回到家後,李菁一家被要求隔離14天,後來又增加到28天,最後變為42天。記者注意到,網上也曾經曝出吉林市出現對新冠康復出院者實行超長管控的情況,李菁一家的遭遇也佐證了這一點。

‌‌「這是對我們的歧視。‌‌」她說。

李菁是個體戶,在漫長的42天隔離期之後,一家人終於等來了一紙復工證明。他們發現,自己還算‌‌「幸運‌‌」的,他們所在小區樓群里,其他遭遇超長隔離的康復者中有很多人表示仍被僱傭單位拒絕復工。

李菁覺得不可理解。她和丈夫、孩子都是輕症,體感和感冒無異,也沒有後遺症,但社會層面的‌‌「後遺症‌‌」讓她感受到無所不在的心理壓力。現在,非必要的時候她仍然選擇不出門,生怕給別人帶來麻煩。她更加擔心,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可能遭遇他們所無法理解的歧視。

‌‌「病毒不可怕,我們被感染過的人也不是過街老鼠。‌‌」她說。

余文說,自己不希望被區別對待。‌‌「我已經康復了,我希望能像個正常人一樣融入這個社會,而不是時時刻刻去提醒我,你是一個新冠康復者,你曾經感染過新冠。不管是優待還是不好的待遇,我哪一個都不想要。‌‌」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中國慈善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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