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美國前總統川普適時調整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確定了美國面臨的戰略對手，推動外交戰略的重心從反恐向大國競爭轉型的話，那麼拜登是首位將大國競爭戰略全面付諸實施，積極重振美國最廣泛的盟友和夥伴體系，打造美國的全球競爭網絡，進一步確定「唯一的戰略對手」，並將川普所稱的「轟轟烈烈的大國競爭」擴散到全球各個角落的美國總統。
作為資深的民主黨人，拜登在對外政策的規劃、佈局和實施方面表現出老謀深算的特點，徐圖而進，步步為營，最終圖窮匕見，其神來之筆是因勢利導，成功將克里姆林宮引入轂中，利用烏克蘭戰爭拖住莫斯科，提前剪除川普定義的美國主要戰略對手之一——俄羅斯，將其逐出大國競爭舞台，並推動形成歐洲新秩序，利用歐洲盟友和夥伴的力量，有效牽制住莫斯科，使其能夠騰出主要精力、資源和力量投注於印度-太平洋地區美國當前所謂的「唯一的戰略對手」身上。
拜登當局的「擊西」體現於三個層面：
用俄羅斯發動的對烏克蘭戰爭拖住莫斯科。相比較動員美國的全部資源與克里姆林宮進行持久的戰略競爭，通過一場局部戰爭「搞定」莫斯科所帶來的經濟成本、外交代價和軍事風險是最低的，是「性價比」最高的。
拜登當局小心翼翼地等待克里姆林宮身處魔爪，並小心翼翼地予以應對，其應對舉措是循序漸進加強的，直到「新租借法案」和高達400億美元的綜合援助法案獲得通過。
假如這場戰爭與美國沒有密切的利害關係，拜登就不可能說服國會議員支持對烏克蘭的持久戰略性援助。
然而即便美國為烏克蘭戰爭目前已經支付了56億美元，並將繼續支付更多經費，但跟美國親自參與一場戰爭，或者動員國家所有力量與俄羅斯進行持久競爭——尤其是東西兼顧的競爭，仍是小巫見大巫，對美國來說，這麼做「很合算」。
俄羅斯牢牢地被烏克蘭戰爭困住，如何終結，將由不得克里姆林宮，而必須在西方支持下由烏克蘭與俄羅斯談判解決，在此之前，俄方的軍事、經濟、外交能力完全被戰爭捆縛住，動彈不得。
第二是推動西方在冷戰後史無前例地圍繞一個共同目標團結起來，而且將進一步加深團結，組織建立起強有力的抗俄援烏同盟，共有50個國家參加了「烏克蘭聯絡小組」，定期舉行會議磋商對烏提供軍事援助事宜，進而構築了最廣泛的全球反對戰爭、同情烏克蘭的聯合陣線。
美國雖然在戰前洞悉了克里姆林宮的戰爭計劃，但並未全力阻止戰爭爆發，而是着重於公開張揚莫斯科的意圖，頻頻向世界發出預警，從戰爭開始後的情況看，更像是為了使全世界都了解俄羅斯發動戰爭是蓄意、公開和有預謀的，明目張胆地破壞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法，放大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侵略性、不義性和危險性，為拜登當局對盟國和世界各國展開說服，提供了有利因素。
在維護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維護國際法、反對侵略的名義下，拜登做到了從奧巴馬到本屆政府初期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將整個西方和世界大多數都團結起來，連接起來，重塑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和向心力。
第三是通過戰爭消耗莫斯科的軍事、經濟和政治能力與潛力，通過西方聯合下的制裁、限制和孤立行動，進一步打擊其經濟，削弱其力量，使其失去發起新的挑釁或戰爭能力，失去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的分量，在大國競爭中提前出局，從而減少華盛頓對歐洲方向、傳統的西方勢力範圍的戰略顧慮，能夠專注於頭號戰略對手。
與「擊西」相應的是「聲東」——對俄羅斯，當前華盛頓主要在於具體的行動，通過具體的對抗性措施來實現其對克里姆林宮的目標，而對東方則是兩手並舉兩手硬，一手是在各戰略領域、世界各個重要地區並在各個重要方面，全面展開戰略競爭——從經貿到地緣政治，從美洲到太平洋島國，從晶片到基礎設施建設，美國的競爭正在全方位覆蓋；一手是開展戰略佈局，打造競爭工具，提出競爭倡議，構建競爭網絡，推動形成持久戰略競爭格局。
前者以對南太平洋島國的競爭肉搏戰為例，美國及其地區盟友連番、多管道、多方式出擊，全力阻止南太平洋島國與其「唯一的戰略對手」達成包含經濟和安全在內的一攬子全面協議，同時美國從戰略高度重估該地區對它的價值，正在謀篇佈局，聯合盟友加大對該地區的戰略投入。
後者方面，拜登當局自成立以來動作不斷，其中重點是在歐洲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佈局，打造從「AUKUS」、「印太經濟框架」到「四方安全對話」的成體系的戰略競爭工具，促進北約從跨大西洋向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轉型，而在競爭倡議方面，拜登當局近期將在G7集團峰會上重磅推出「全球基礎設施新倡議」，並擬於下周提出「太平洋島國新倡議」。
俄羅斯對烏戰爭為美國加快構建全球競爭網絡提供了契機和機遇，此戰對美國的正面效應之一是使西方認識到肆意冒犯戰後體制、秩序和規則的侵略戰爭並未遠離，像俄羅斯這樣的戰略級別的現實威脅仍然存在，戰後世界秩序面臨挑戰並分崩離析的危險，事實的教訓比美國的外交說教更有說服力，從而加強了整個西方在冷戰以後的空前的大團結，拜登當局在此戰中建立起來的美國領導力、盟國體系和全球統一戰線以及對俄羅斯的實戰經驗，並非僅用於對俄目標，勢必會順勢推進到大國競爭的「主戰場」。
美國的這樣一個意圖正在通過拜登即將啟程的新旅行來實現，本月底將集中召開西方國家峰會——北約領導人峰會和七國集團峰會，它們的關鍵議程都不僅僅是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更把焦點轉向大國競爭，特別是北約的戰略向印度-太平洋地區轉移以及提出針對性極強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新倡議」，以爭奪全球影響力、話語權並最終歸結為世界秩序的領導權和規則制定權。
「聲東」和「擊西」同在拜登當局的大「棋盤」上，兩者緊密相關，彼此聯動，同時打贏東、西兩個方向的競爭戰，是美國的目標，也已變成了拜登當局的行動。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對華盛頓來說意義重大的額外效果可能是，兩大戰略對手進一步深化戰略合作，變得風險極大——對莫斯科任何戰略級別的支持和援助，都有可能招致美國業已依靠俄烏戰爭建立起來的同盟和網絡立即施行於「唯一的戰略對手」，並將現有的和即將啟動的制裁、限制和孤立行動「複製」一遍，如法炮製在戰略對手身上。
這對華盛頓來說是「一箭雙鵰」、進退裕如的事：
假如能夠「拆散」，並阻止其實質結盟，那麼它將削弱任何一方的實力和能力，無形中增強自身的競爭優勢；假如不能達成目標，對手們堅持「抱團」，深化戰略合作和相互支持，那麼美國重複使用一整套對俄措施，變得「出師有名」，並能夠順利成章地將對俄盟國體系和全球網絡變成其與「唯一的戰略對手」競爭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