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是資深的小學老師，在不大的南通小教界，頗有影響。對於如何培養、引導學生，自有她一套因材施教的獨特方法，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我1950年出生於上海。6個月時，父親解放前的一樁「棉紗」案，遇時局更迭，草草了結，被公安抓走半年，母親帶着我們姐弟倆匆匆回到南通。由於抓捕現場受了過度驚嚇後，我自小落下孱弱膽小、記憶力特差、不願與人交流的病根。1955年我5歲，「肅反運動」中，父親因在上海為謀生曾經「參加國民黨」，於南通女子師範學校審查時「畏罪自殺」。疊加因素，使我的病根加重，出現了類似現在說的「自閉症」。母親以一個教師的職業判斷，認為若不趁早讓我溶於社會，由老師因勢利導教育，拖久後極易腦心障礙，影響一生。因此她決定，讓我早一年上學。於是1956年暑假後（是年我剛滿6周歲），母親與學校打了招呼，讓我進入了北浩小學。之後的事實證明，母親當年的分析與決定是正確的。
北浩小學
北浩小學位於南通市育嬰堂巷原12號。一年級時，當時我家還租住在環西路的朱家，走路也就十分鐘路程。北浩小學，給我的第一感覺是好大。學校有南北兩個施教區域。南區是個四合院，朝南有四間平房，一、二年級各兩個班；朝北是教師宿舍及辦公室；北區是一座兩層樓，上下層各四間。樓下是三、四年級各兩個班，樓上是五、六級各兩個班。在南北施教區之間，是大大的操場。操場圍牆邊長着一排楊柳樹，學生們踢球，偶爾會將球踢出校外，常有一些膽大的學生，蹭地爬上了樹，翻出牆外撿球。
北區的兩層教學樓的後面有個小操場，那裏有一間音樂教室，一架風琴，老師總能彈出動聽的歌曲，音樂課，似乎是學生們最自由的時光。另外，小操場還有一間勞動工具房，裏面放的是掃帚、鐵鍬、鏟子什麼的，黑咕隆咚、髒兮兮的，經過時能聞到一股臭味，我總掩鼻而過。小操場設有2張水泥板的露天乒乓球枱。最西頭是廁所，男廁在外，女廁在里。到了下課時，樓上樓下學生們一窩蜂沖向小操場，為的是能搶到乒乓球枱，占上一個位置。當然還有不少，是憋不住了去上廁所的。
一年級時的情景，我現在記得很少。那時我比同學們小一歲，加上原本就矮小瘦弱，那顯得就更小了。我長期窩在家裏膽兒小，進了學校怕與老師同學們交流。因此，老師與同學喊我時，都愛在我學名「王明」前面，加上一個「小」字，是親熱，還是蔑視？我不知道。有時連打上課鈴的校工楊二爺爺，見了我也笑容可掬摸摸我的頭說：「小王明你好呀」。隨他們喊去吧，小是事實，我才不在乎什麼大小呢，學習第一嘛。
學校到家兩點一線，那時放學後也沒啥作業，我要麼看看書，要麼就愛搬搬象棋子兒，宅在家裏不串門。班上有一位李姓同學與我稍許有點來往。他住在朱家的南面，後窗緊挨朱家院子。他來我這兒主要是常與我下象棋。
進入了二年級後，我的「自閉症」好轉，心智突然被打開，記憶力好了很多。漸漸愛說話，上課也能主動舉手發言，回答老師提問題時，聲音高了，學習成績逐漸上升。班主任王湛老師、算術龔吉林老師，對我最為關心。小學畢業，我能考入市重點初中——南通市第三初級中學（現名為崇儆中學，又名實驗中學，下文簡稱三初中），她們功不可沒。在北浩小學的六年，不僅治癒了我的「自閉症」，更是接受到啟蒙教育，對一生影響重大。那些年，除了學習上課外，社會上各種運動此起彼伏，也影響到我們小學生，讓我經歷了一些課堂以外的事，從無字處讀書，刻骨銘心，難以忘卻。
一條「反動標語」
記得二年級下半學期的一天，平素和藹可親的班主任王湛老師，一臉嚴肅，陪同瘦高嚴峻、不苟言笑的陳堅校長來到教室，發給每位同學一張白紙，要求大家自然而快速地（不許刻意）寫上「打倒反動派」、「共產黨萬歲」兩行字，並簽上姓名，寫完後當場被兩位老師收去。我們大家都面面相覷，不知所云。過了一段時間，耳聞是有同學寫「反動標語」，具體情況學生們並不清楚，沒多久大家淡忘了，直至放暑假無人再提此事。
二年級的暑假裏，我家從環西路搬遷到育嬰堂巷原8號，距離學校更近了，相隔4個門牌號，在家裏就能聽見操場上同學們的歡笑聲。但我實在不喜歡住這兒。因為房子變小了，變矮了，一間房擱三張床，住5口人（那時弟弟5歲），室內空間太小。幸好有個二門堂，我看書寫作業，大多在那兒。搬家完全是外婆的主張。母親在東郊的催詩小學上班，每周周末才回來，星期天下午又去學校，聚少離多。外婆帶我們姐弟仨生活，並掌管家庭開銷。她認為朱家住房條件確實是好些，但房租高。而育嬰堂巷8號雖差些，能省就省。將租房費省下來，貼到伙食上是正道。孩子們都在長身體，不能太虧了。
暑假後我升到三年級，教室移到北區的二層樓，我們班在一樓的東首。開學第一天，王湛老師領進了一位徐姓新同學，高大個子，皮膚白晢，面帶微笑。我起初跟他少有來往，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我在班上最矮，坐第一排。與我玩的只有隔座的袁姓同學，我崇拜他是全市小學生短跑冠軍；還有就是老鄰居的李姓同學，我倆是棋友。而徐同學全班個子最高，坐在後排，我倆挨不上；二是那位徐同學，同學間傳說他曾經寫了「反動標語」，降級到我們班上的。這讓我又記起了二年級時，陳校長讓每位同學寫那兩行字，原來是為了查對筆跡，尋找「嫌疑犯」。雖然這都是傳言，老師也沒公開說什麼，但我內心還是設防的。後來我與徐同學之間有了來往，而且一直相處很好，完全出於偶然。
一天放學後，我在二門堂里埋頭看書，徐同學經過家門口，看見我後主動招呼，很羨慕地說：「你住這兒？離學校好近。」他告訴我，他家住在寺街，並邀請我以後去他家作客。這是我們之間的首次對話。言談間，他溫文爾雅，慢條斯理，我覺得他不像是寫「反動標語」的壞蛋，倒更像是我的大哥。有一天我真的應邀去了他家，開始了之後漫長几十年的交往，並陸續了解到不少關於他家的故事。我知道了，居然我們兩家還沾親帶故。我的姑奶奶就嫁了他族親堂叔，按輩分算，徐同學還長我一輩。
徐同學的父親文質彬彬，因五十年代初與朋友辦了一份報紙《同人報》，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徐同學的母親顏如玉，氣如蘭，聲如百靈鳥，性情極溫柔，優雅賢淑。她是三初中的語文教師，並知道我父親曾經是南通知名語文老師，並認識我的母親。第一次見面，記得她溫柔地摸我頭說：「小王明，真像你爸爸，唉……。」不知她為何長嘆一聲，但我還是感動得心頭一熱。
徐家大院進門有棵高大的銀杏樹，鬱鬱蔥蔥，據說三百多年了。到了金秋季節，徐同學會約我采果子，我們用竹杆打，或乾脆爬上樹摘，總會有滿滿的收穫。高興了，我們就用啟海腔學小販吆喝賣白果：「香是香來糯是糯，一分洋厘買八顆。」這麼一個充滿樂趣的大宅院，我一下子就愛上了，成了這兒的常客。在長期的接觸中，我感到徐同學知識面廣，思想深邃，品學兼優，與他結成好友。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問了「反動標語」一事，他毫不隱瞞，如實向我講述了當時情景。
徐同學大我一歲，他三年級我二年級時，同班有位龔姓同學，每每見到徐同學，總在背後罵他是「小右派」，這很傷徐同學的心。徐父被打成右派，本已造成了家庭悲劇，而現在還要在同學中備受歧視，猶如傷口灑鹽，心口扎刀。所以，徐同學對龔同學恨了直咬牙。但是，徐同學心想，反抗會適得其反，更不能回去告訴父母，徒增他們的煩惱。於是，徐同學從開始敢怒到不敢言，繼而忍氣吞聲，再後來就不屑一顧。心煩了，就唱當年流行的那首「我是黑孩子」的歌來安慰自己：「我是一個黑孩子／我的家鄉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頭……」
有一天下課時，龔同學不僅一個人，還領了幾個同學，齊聲罵徐同學「小右派，小右派」。面對如此囂張的挑釁，徐同學終於忍無可忍，衝進廁所最裏邊，見沒人，揀了地上的小瓦片，準備在牆上寫「打倒龔××」。剛狠狠寫了「打倒龔」三個字時，不料楊二爺爺來回搖上課鈴了，徐同學趕緊扔了瓦片，溜進了教室。
過了沒多久，「打倒龔」這三個字，被人發現並舉報到校長室。也許是當時徐同學寫字時，過於憤怒，用力過猛，加上地點在廁所最裏面，牆面石灰長期受潮，所以，發現三個字時，「龔」字上半部的「龍」，石灰斑駁脫落，字跡模糊，僅依稀可見；而「龔」字下半部的「共」字，則較為清楚。這樣，粗看似乎是「打倒共」，細看則還是「打倒龔」。陳堅校長帶領好幾位老師仔細辨認，憑她們多年的教育工作經驗，大家都認為這不太像是「反動標語」，更像是學生之間的發泄行為。但是，在政治掛帥年代，誰都不敢作出最終決定，只好向公安局作了匯報。
出現場勘察的警員，首先認定這是學生所為，而且肯定是一條「反動標語」，性質嚴重。隨後作了佈置，從二年級向上，所有學生都對筆跡，一個不放過。徐同學很快被鎖定了。當時徐同學的班主任是鄭瑤年老師，她是南通革命烈士顧迅逸的夫人，不僅是有名望的好老師，在社會上，也是很有影響力的。她與陳堅校長一道，對徐同學作了問話，了解了事情經過後，都認為龔同學侮辱人在先，徐同學發泄在後，徐同學做法欠妥，但沒什麼大錯，更不是寫「反動標語」，不能將這一冤案錯定於僅9歲的孩子（徐同學也是6歲上學的，三年級時僅9歲）。而警員卻不是這樣認為的。他單獨將徐同學一個人帶到現場，指着牆上，嚴厲審問道：「這三個字是你寫的嗎？」徐同學看了警員，毛骨悚然，老實地回道：「是的。」警員再審問道：「為什麼要寫？」徐同學如實回道：「我恨他。」於是，警員認為有了人證、物證、作案動機，且徐同學「供認不諱」，於此就此結案，將徐同學抓進了位於東郊的「教養院」（相當於現在的拘留所）。
北浩小學的陳堅校長、鄭瑤年老師聞訊大為震驚。將無法確定三個字，想當然地定成了反動標語，並將9歲的小學生關進牢房，天下王法何在？她們的教師責職大於天，並沒有放棄徐同學，堅持不懈的努力，向公安部門多次申訴，最終公安局再次另派警員仔細甄別，最終確定這是一起冤案，三個月後釋放了徐同學。而後，家長讓他在家休息了一段時間，回到學校，插入我班。
徐同學沒有因此頹廢，仍舊勤奮好學，學習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在小學考初中時，以優異成績，考入了省重點中學——南通中學，全班僅三人。我則考入了另一所重點初中——三初中。從此我與徐同學來往較少，各奔東西。雖分開較久，每次仍一見如故。他之後上了大學，也當了老師。如當年保護他的陳堅校長、鄭瑤年老師一樣，視培養保護每一位學生為己任。
在這一離奇的案件中，陳堅校長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想不到有一天，陳校居然也成了「歷史反革命」，事情是這樣的：
又一個暑假過去，我順利升到了四年級。依貫例，開學第一課是校長講話。我發現這次講話的，不是陳堅校長。她去哪兒了？不久，我發現她常蹲在北區小操場那間又臭又髒的工具房扎掃帚，又看見她在打掃廁所，這讓我非常驚訝。那麼一位儀態肅然，讓學生感到敬畏的校長，怎麼會遭此旁落？不過，自從陳校長掃廁所後，我明顯感到廁所較之前乾淨亮堂許多，牆上刷上了白灰，少了臭味，蠅蛆不見。沿着廁所牆邊，還種植了一些綠意盎然的花花草草。
有天早上，剛進校門，見陳校長低頭站在大門口，脖子上掛了個大牌子，上面寫着「歷史反革命分子陳堅」。那陳堅的名字，還用紅筆濃濃地打上了叉。我不由心裏一酸，又一顫。心酸的是，那麼受人尊敬愛戴的校長，一直教導我們要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怎麼會是「反革命分子」？顫慄的是，父親也參加過國民黨，若不「畏罪自殺」，放至時下，是否也橫遭此橫罪？在我年少不諳世事的內心，已是有些不寒而慄了。
徐同學很多年後，多次與我回憶起陳堅校長。他說，陳校長是個大好人，當年若不是她與鄭老師堅持申辯，那個冤案，對他的一生將是毀滅性的。因此，當陳校長落難後，徐同學主動地常去位於建設路的家中看望她。若干年後，陳校長被落實政策平反。徐同學念及陳校長終生未嫁，是孤寡老人，一直到照顧她起居，直至陳校長去世。
大食堂與大煉鋼鐵
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要用15年左右時間，在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下，鋼鐵生產指標越提越高。北戴河會議正式決定，並公開宣佈，1958年鋼產量為1070萬噸，比1957年翻一番。號召全黨全民為此奮鬥，開展空前規模的大煉鋼鐵運動。於是，政府發文號召全民捐鐵，大辦公社食堂（那時城市居委會也改為公社了）。我們家將鍋子、鏟子、勺子，只要沾了鐵星兒的，都捐給了居委會。吃大食堂、大煉鋼鐵成了我在三四年級時的難忘經歷。
我家吃的食堂，位於育嬰堂巷東巷首與寺街交界處，那兒有個「程香君疔瘡診所」。程醫生讓出了臨街的房子，開辦了食堂。食堂門口張貼的標語：「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尤其醒目，看了讓人血脈僨張，共產主義似乎真的來了。
開辦大食堂初期，「放開肚皮吃飯」喊得震天價響，政府傾其所有，傾其所能，不但吃飯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強調「一個星期不重樣」、「半個月不重樣」，大吃大喝，窮吃海喝。甚至還給過往行人，大開方便之門，仿照漢末張魯「設義舍」的辦法，五里設一涼亭，十里擺一飯鋪，行人來了就吃，吃了就走，處處是世界大同的熱鬧氣氛。食堂門口有隻喇叭，到了開飯時，就播放着亢奮的歌：「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着藤，藤兒連着瓜……」我聽了歌聲，就知道開飯了，條件反射開始咽口水，直奔食堂而去。「大食堂」剛開辦時，吃的是真好，大米飯、紅燒肉、大白菜、豆腐湯，有葷有素。吃飯時，食堂的大方桌子擺上了四個菜，管吃管添，熱氣騰騰。男女老少，歡聚一堂，邊吃邊說說笑笑，比在家裏吃得好多了。吃完飯碗筷一推，有炊事員奶奶洗涮，咱啥也不用管。
大食堂不能白吃呀，大人們吃飽喝足煉鋼鐵去了，我們學生們也不閒着，被組織起來除四害滅麻雀。北浩小學很多同學，根據政府統一的時間，在老師帶領下，同時鳴放鞭炮，敲鑼敲面盆，拿着綁了紅布的竹竿，沿着大街小巷，邊揮舞邊叫喊。一時間城市雜音四起，樹上麻雀嚇得滿天飛，直到耗盡體力而墜地死亡。場面之壯觀，前所未有。這樣鬧騰，究竟能滅多少麻雀，我們不知道，就感到真好玩。老師讀報紙，說有一天麻雀死了三萬隻，誰知真假。
除了參加「除四害」，我們也曾被老師帶領，去煉鋼工地參觀，宣傳鼓動，現場還舉行了賽詩大擂台。煉鋼工地設在南通中學操場。那兒只見一個個小高爐，爐火正旺。一位師傅頭戴安全帽，滿臉灰土，揮舞着拳頭，激動地演講：「我們日夜守候在高爐前，每天汗流浹背，身上的衣服就沒幹過。大家都沒有回家，困了，就在爐子前眯一會；餓了，就吃食堂送來的包子。熊熊的爐火，照紅了每個人的臉，煉紅了我們的心。偉大領袖毛主席說，今年鋼產量要達到一千萬噸，我們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讓鋼鐵元帥升帳。」看了現場，聽了演講，我幼小的心，也被點燃，有一種滿懷投身偉大事業的衝動感。那時候幾乎人人都學了作詩，詩句都是以七字句為主的順口溜。詩歌也要大躍進，每個地方每天寫出了多少詩，與煉出了多少噸鋼一樣，都要上報。那天，在煉鋼現場，我們學校六年級一位學生朗誦了一首詩：天上多少星，小孩數不清；全民蓋土爐，神仙數不清。為此這位同學獲得詩歌擂台頭等獎，獎品是一朵大紅花。
大食堂、大煉鋼鐵，讓我熱血沸騰，卻好景不長。不久我發現食堂里飯菜不夠供應了。以前是敞開肚皮吃，現在是去晚了就吃不着。有幾次，我依舊是聽了：「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的歌聲後才走向食堂，但遲到了，沒飯也沒菜。吃飯前開始有人搶位置，老人們搶不着，還大呼小叫。打飯時，給誰多了，給誰少了，給誰幹了，給誰稀了，領導吃小灶了，炊事員偷着吃了……總之，為了吃，每天都有吵架的。有一天早晨，我肚子餓了咕咕叫，沒等喇叭歌聲響，就去了食堂。看見有一鍋粥已熬好，卻沒人吃，另一鍋粥還在熬，許多人排隊在等。這是怎麼回事？我好奇怪。炊事員奶奶說：「早上一隻貓偷吃粥，急吼吼地掉在鍋里燙死了。」哦！原來如此，難怪不搶了。我餓，顧不了許多，一共吃了兩大碗，打着飽嗝，背起書包上學去了。
大食堂實在是撐不下去，只好宣佈散夥。大煉鋼鐵，也因煉出來的鐵疙瘩質量太次，成為廢鐵而停辦。我們家，又重新買了鐵鍋、鏟子、勺子等，升起了久違的炊煙。
大饑荒來了
六十年代初，我四五年級時，天災加人禍，饑荒席捲大地，人們都籠罩在恐慌氣氛里。因為有外婆的存在，一家人日子過得雖清貧，但心裏很穩當。我沒有失去父親的那種艱難無助之感，也漸漸適應了沒有父親的日子。母親住校，雖然每周僅見兩天，但有外婆無微不至的關愛，我並不感到孤獨。
外婆經過許多苦難，她對大饑荒嗤之以鼻，對我們說：「人到世上不是享福的，是來還債的。苦日子既然躲不了，我們就笑着過。」我聽不懂其中的意思，但這句話還是記住了。
當時我尚年幼，除了常感到飢餓，對社會形勢並不知情，偶有餓死人，或某地方有「人相食」的傳聞，只是大人間口中相傳而已。我雖未曾親見路邊餓殍，但的確看到，包括外婆在內，不少人由於營養不良而全身浮腫的，也常常看到街頭巷尾，來自外地或鄉下的乞討難民。有一天，下午放學回家路上見到一位白髮老人，在垃圾箱中尋吃的，回家告訴了外婆，她從家裏盛了一碗粥讓我趕緊送去。看到老人感激的眼神，我很開心。那幾年，雖然糧食已開始配給，買米除了貨幣，還得有糧票，我們家人也常吃不飽，但這一碗粥讓我懂得了「與人為善」的內涵。
我們姐弟仨都在長身體階段，外婆怕餓着我們，她總讓我們先吃，最後吃些剩飯菜就打發了一頓。到了1961年，糧食供給越來越少，大家都吃不飽，開始有了糧荒的威脅。外婆想了許多辦法，不讓我們挨餓。她有時帶我去菜市場，專揀那些黃爛的菜葉，只花幾分錢，可以滿載而歸。外婆一手拎一個籃子，邁着小腳，踩着石子路，歡快回家。我有時也搶着拎，外婆說：「你長個子了，不能累壞的。」回家後，外婆將黃爛菜葉洗淨煮上一大鍋，沒有豆油，就放便宜的腥氣十足的羊子油，再放些許鹽，能讓我們吃個飽。除此之外，外婆還會讓我們換換口味。寺街北濠河邊上有幾棵榆樹，外婆讓我陪她一起去采樹葉。她用竹杆不停地敲樹枝，那些青葉子就被打掉了下來，我在樹下一片片撿起，不一會，能撿到一大袋子。外婆用清水將榆樹葉洗乾淨，切碎撒上鹽，用手攪拌，再撒些不多的麵粉，然後捏成一個個榆樹葉麵團，放進籠格里蒸。不一會榆樹葉清香四溢，嚼一口，有點澀，但尚能咽下，主要是可以填飽肚子。榆樹葉子吃多了，屎拉不出來。一拉屎肛門就疼，後來見了榆樹葉不敢吃了。
那時候，我深深體會飢餓的感覺。飢餓使人心慌，腿軟，冒虛汗，手腳顫抖。而長期的飢餓，胃裏並不是銳利的痛感，而是那種慢慢的虛脫。胃裏沒有食物，大腦沒了營養，人也麻木了，對外界不再感興趣，也沒了欲望。上音樂課，老師教那首「我們都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歌，兩手指揮喊道：「齊唱，大聲唱。」我真唱不動。想想還是大食堂日子好，那真是「共產主義」。
無論是爛菜葉子，還是榆樹葉子麵團，即便是這些不能被稱之為食物的食物，外婆也很少能夠吃到嘴裏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讓仨孩子餓着。記得她一度小腳常浮腫，皮膚呈現出嚇人的青紫色，手指按上去，立馬是一個很久不會回復的凹坑。我那時真的不懂事，不知道外婆已經有病，肚子餓了實在熬不住，就會拉拉外婆說：「我餓，我餓。」
在大饑荒的少年時代，記憶中除了榆樹葉的青澀味、羊子油的腥氣味外，還有一個味，也是今生不能忘的。在姐弟仨中，外婆最寵我，偶爾也會對我有一點點偏心。每月姨媽會準時從外地寄伍元生活費給外婆，我只要聽到郵遞員在大門外叫：「沈琪芳，蓋章」的喊聲，就一溜小跑，迅速從外婆枕頭下，熟練拿出那枚她的方型小圖章，遞給郵遞員叔叔。然後再將蓋了章的匯單，送到外婆手上。這是我最愛幹的事。因為我知道，外婆又要給我打牙祭了。外婆拿了匯單後，會拉起我小手，去十字街郵局取錢。回家路過石橋頭的燒餅店，她每次總會給我買一隻甜燒餅。那個剛出爐的燒餅，又脆又酥又香又甜，百吃不厭，是我吃過的最美味食物，至今仍好這一口。
在我上小學時，那燒餅的香味，與榆樹葉麵團的青澀味，羊子油的腥氣味三種味道，還有徐同學的冤案，陳堅校長胸前的牌子，大食堂大煉鋼鐵的場景，諸事種種，都記在心中，七十年來，從沒忘過。
